也谈“学而优则仕”

《论语・子张》篇记载子夏之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通常之理解即如李泽厚先生于《论语今读》翻译所言：“官做好了去求学，学问好了去做官。”但这样望文生义之理解，颇有宣扬“读书做官论”之嫌，无论于古对此章之解释，还是于今对此章之落实都大有问题。

“学而优则仕”之本意

对此章之理解，“优”字实为关键。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此解释道：“优，有馀力也。”他认为不管仕也好，学也罢，都须“当其事者，必先有以尽其事，而后可及其馀”。同样，在何晏《论语集解》中马融用《学而》篇的“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来解释“优”。可以说，这样解释此章，对于孔门原意应是符合的，言人须首先从于所当务之事而后才可及其馀，非“仕”到极致而后学习，“学”到极致而后为官。由此，其意便非通常所理解的“官做好了去求学，学问好了去做官”。因此，把“优”理解为优秀、极致之意便有不妥之处。但如此理解，在古人中亦并非没有同道，如清人刘宝楠在其《论语正义》里正如此理解，“学至大成乃仕，是学而优则仕也”。即把“优”解释为大成，大成便有极致、优秀之意。

仕与学“理同而事异”

即便退一步而言，把“优”解释为极致、优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问题亦不算太大。其因在于，在古代仕和学二者间并非互不相关，没有联系。相反，二者恰具有内在一致性。正如朱熹所言：“仕与学，理同而事异。”在本质上二者可以相互促进，“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在四书之一的《大学》中有著名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八条目便能很好沟通学与仕二者之关系。“学”并非仅仅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等一般知识，而主要是学习修己、治人之道。如《论语・学而》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雍也》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二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对待传统社会的一切关系，能自始至终贯彻修己治人之道，在孔门看来，这即学习最重要之内容。

因此，把此修己治人之事学到极致即是“学而优”，而后进入国家政治为仕为官便不会有太大问题。在古代，从政为官最重要之事便是“为政以德”，即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导之以政，齐之以刑”，由此民众才能“有耻且格”。可见，在古代儒家看来，学习之内容即为政之要求，学与仕，实是理同，只是外在之事异而已。

其实，在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前的中国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学子士人的人生信念，他们确信只要把儒家圣贤所传之道领悟透彻，便可进入仕途，从政为官。因此，在从古至今一直便有“士大夫”之称呼，士与大夫总是相连。如果说秦汉前的封建贵族时代，大夫之职位主要还由在上之贵族来世袭担任。那伴随秦汉之大一统，封建贵族社会逐渐崩解，而科举选士又逐渐确立，随之大夫基本由士而出，可以说社会政治管理之职责，亦只能由掌握儒家经义之士人才能担当。在古代传统社会，正基于这样一套“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政治信念，一方面为中国最早在世界上建立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文官政治架构，使教育与政治得以无缝对接，由此受教化的士人才能被充分纳于政治，使政治之构造得以优化提升；另一方面，使得士人学习的主要内容转向于儒家所倡导的“兼济天下”“为生民立命”等终极价值，重建了社会的道德人心。

当代社会如何理解“学而优则仕”

行文至此，姑且不论其本义，就其通俗理解而言，我们便须追问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这样一套“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政治信念，是否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

首先，便须仔细分析“学”与“仕”在当代中国社会是否仍能一致。正如前述朱熹所言，仕与学，只是事异而已，理却是相同的。但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专业急遽分化，社会政治管理进一步技术化。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即士大夫可以通过研习儒家经义，进而通过科举从政为官，那么在社会管理日益专业化、技术化的现代，通习儒家之“学”恐怕就不能胜任今日“仕”之要求了。现代社会从政为官并非仅具备德性便可，而是必须具备各方面相当专业的管理能力。

其次，“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政治信念可能会导致唯学历论。现在许多地方出台了引进高学历党政人才的政策规定，且一般都不用通过正规的人事考试，博士便能直接担任各级部门副处级领导职务。这样的用人导向与考核方式，便会在社会上造成政府用人唯学历论高低的风向标，同时也混淆了党政人才与高学历人才之区别。高学历人才一般都专研于具体领域的某一方面，而党政人才可能需要专家，但更多则需要综合的组织协调能力。以行政级别来吸引人才，用职务高低去衡量专业技术职称的方式，可能一时具有轰动效应，但终究非长久之计。故引进高学历人才直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实际是将党政方面的行政能力与具体领域的专业知识混为一谈。

再次，“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政治信念，在当代可能会有更为严重的后果，即可能会导致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性，失去对学术、对专业严肃而执着的追求。现在很多专业技术知识分子，因在专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就被提拔为各级领导干部，走上了重要管理岗位。当然，其中不乏既有专业技术能力突出，又有综合领导能力的专家型综合人才。但一般而言，多数人精力总是有限的，如因在专业技术领域而获得突出成就，就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可能会产生严重问题。具体而言，一方面对于被提拔者而言，因需要大量时间来处理行政事务，由此继续投入到专业技术领域的精力便十分有限，不利于其在专业领域持续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学者担任此重要管理岗位，如未经过渐进系统的培养过程，可能也会导致某些行政能力相对匮乏。笔者就曾与自然科学专业方面出身的相关领导干部交流过，他们一面很感谢组织对其培养，另一面却表现出对自己继续在专业领域研究前景的担忧。其原因在于既不能辜负组织在政治方面的培养，又不能放松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发展，这极有可能导致在管理岗位与专业领域都不能获得较好发展。同时，知识的严肃性、独立性、求真性亦非行政级别可衡量。于此相反，功利化之诱惑与世俗化之标准可能会亵渎和玷污科学精神，使知识分子蒙羞。

总之，传统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从根本上看来，无非主要想突出德性之学与从政为官二者间的密切关系。即便如通常理解的“学问好了去做官”，强调为政须有德性，就此而言，都对当代中国社会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点可从当代反腐案例中发现，大量官员之所以落马出事，都与失去官德密切相关）。但同时，生活在当代社会的我们亦须坦承，修己治人虽是日常学习的内容，并且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无论其多么重要，毕竟在专业化、技术化日益发达的当代社会不是学习内容的全部。而当代社会如继续像传统社会那样在“学而优则仕”中，把学与仕二者完全混淆，其局限性亦甚为明显。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谨记“为政以德”的文化传统；一方面也要从实际出发，在当代社会中辩证地看待为学与从政二者间的相互关系，不能以学包仕，更不能以仕害学。相反，如朱熹所言“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要做到学与仕的相互促进，辩证统一。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