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2 11:51:11
时光倒退两千年，一个个远行者长途跋涉，从天竺经戈壁、沙漠，相继来到中土大地。他们身背经卷，风尘仆仆，带着的是同一个目的：弘扬佛法。
之后的时光里，译经者前仆后继，如点点星光散播在佛教走向中国的路上，他们把佛教带到了中国，也开启了一部恢弘的佛经翻译史。
这样的翻译活动在随后一千年中持续不断，推动着佛教这个外来之物在那个以天朝上邦自居的古中国里，逐渐扎根、变化，一步步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脉主流。给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学、音乐、美术、雕塑、习俗等带来了一系列变化。
异邦来的文明
两千余年前的公元元年前后，亚洲的版图上盘踞着两个同样伟大却截然不同的文明，一个是古中国，一个便是古印度。
此时，中国结束了秦朝短暂的统治，进入汉朝。中华地区在典章制度、语言文字、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多方面逐渐趋于统一，统治者尊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社会和谐。而另一边，印度孔雀王朝建立的统治刚刚结束，大月氏人在北印度建立了古典世界的欧亚四大强国之一――贵霜帝国，佛教继续受到统治者的推崇。
一个是政治经济发达的和谐社会，一个是充满神秘玄幻的神佛世界。神佛走向中原，带动了两大文化圈之间的交流。
佛教由谁带入了中国？又是在什么时候传进来的？无从考证。但在汉时佛教就已经为中国民众所知。“白马驮经”的传说发生在汉明帝时期，提到了两位译经的高僧和第一部译经即《四十二章经》，虽是传说，但当时佛教已经在中国流传开来已是事实。只是对于汉时的中国民众，佛只是众神之一，并没有显出比其他宗教更高的地位。
彼时的印度告别了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始兴，而中原大多数人对佛教还不明了，当局者的政策也未固定。在佛教传入初期的公元二、三世纪，来自中央亚细亚和新疆一带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的僧人前来传佛。安息国的安世高，月氏国的支娄迦谶，康居国的康僧铠、康僧会……在一众译经者的努力下，小乘学派以《阿含经》和“禅数”之学为主，大乘学派以《般若经》和净土信仰为主，不少经籍被翻译为汉文。
安世高本为安息国太子，后弃位出家，在东汉建和元年（147年）来华。他的译经被道安法师评价为“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在华期间，译了《安般守意经》《五十校计经》《阴持入经》等三十五部佛经。
安世高翻译的佛经义理主要为传弘小乘佛教，而将大乘佛教带入中国的是另一个人：支娄迦谶。支娄迦谶在安世高之后来到洛阳，其译《道行般若经》宣扬大乘佛教的诸法悉空、诸法如幻的思想，将西方净土思想第一次带入中国内地。
汉时佛教并未受到统治者的推行，翻译事业还在初创时期。此时的译经家大部分只能是勉强把意思表达出来，无法兼顾文采。对于许多佛教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很多依旧晦涩、欠通，有些明显受汉代鬼神方术观念影响。而且所译的经书很少是全译本，翻译文体也还没能确立。但这一切在此后有了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巩固政权、培养顺民，在全国推行佛教。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作出了许多超越前人的业绩，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道安。
为避战乱，道安潜于深山修行，十余年间先后迁居山西、河北、河南等地。时遭凶年，多年的游走让他感觉在战乱不停灾害不息的情况下，单靠僧团自身既无法改变弘法的政治环境，也不易改变弘法的生活环境，于是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原则。他结合了中国儒家的纲常思想，这已与印度佛教原旨有了背离。僧团取得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支持，使佛法畅通。
于是，这个并不懂梵语的中原人成为中国翻译史及佛教史上都不可忽略的一个人。
在翻译史上，他是第一个总结翻译经验的人，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在他的主持下翻出了许多重要经论，集中和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前秦建元十五年（379年），他力劝前秦世祖宣昭皇帝苻坚延请鸠摩罗什入中土，而后者成为中国承前启后最著名的译经家。
而在佛教史中，道安以老、庄理论解释佛教般若思想，促进了佛、道、儒的融合，使佛教适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为佛教的中国化奠定下基础。
译经者，传佛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这句《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里最后的一个四句偈流传甚广，无论是否学佛之人，几乎都能毫不费力地把它朗朗背出，尽管未必知其意。
它是佛教空观的一个经典表达。一千六百余年前，鸠摩罗什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翻译成中文之后，它就已经是我们熟悉的这个样子。如今，尽管《金刚经》有众多不同译本，但传诵最广的就是鸠摩罗什的译本。
鸠摩罗什，中国著名的译经家之一。在中国一千年的译经史中，和他齐肩的只有真谛、玄奘、不空以及义净几人（四大译经家有两种说法，一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也有说是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
南北朝时代流行一种佛教诠释学――格义，它是以中土思想跟典故，比拟配合，使人易于了解佛教思想的方法。但以格义释佛，不免牵强附会，其缺陷显而易见，鸠摩罗什已经完全摒弃。
“菩萨”“欢喜”“神通”“极乐”“菩提”，对于难以找到对应词汇的梵文词汇，鸠摩罗什坚持音译，并统一译名，避免一词多译，使其易读而不失异国色彩。胡适认为：“在当日过渡时期，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
他的译经融合梵语与汉语之美感又不失佛经原有韵味，倒装句法多、词多连缀，含无数形容词，散文诗歌交错，文笔空灵，辞藻优雅动人。他的译文已臻于精美，除流传甚广的《金刚经》外，那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也是出自其译经。
鸠摩罗什一生翻译三藏经论74部，384卷翻译的经卷准确无误，对后世佛教界影响极为深远。
鸠摩罗什之后，译师来者相继，主要经论不断译出。如觉贤译出《华严经》，昙无谶译出《大般涅经》，求那跋陀罗译出《楞伽经》等。这些经典的译经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六世纪初菩提流支来华创译大乘有宗无著、世亲一系的论典，其中《十地经论》影响尤大，传习者形成地论师一派分南北两道。以后真谛三藏于公元546年来华，译出《摄大乘论》《释论》《俱舍论》等。
佛教史家将鸠摩罗什以前的译经称为“古译”，罗什及其后的译经称作“旧译”，而“新译”属于另一个人。
再次回到开篇的那条路上。
一个僧人走着与来者相反的路，从东向西，穿戈壁、走沙漠，攀雪山，几次与死神擦肩，他比大多数曾经的西方来客走得更远，方向是印度，目的是西去求得真经。此行凶险早已超出僧人所想，但凭着自身的执着和沿途受到的帮助，他顺利完成了这段长达17年的旅程。
此时距离公元元年已过600余年，正是初唐时期，而这个高僧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他是玄奘。
在研习佛学时，玄奘感到许多困惑，发愿要去佛学的发源地西天的天竺国求取真经。回国后在太宗、高宗的支持下，召集各大寺高僧组成译经场。玄奘毕生从事佛经翻译，共翻译大小乘经纶75部1335卷，总字数超一千万字。译著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的高峰。
玄奘精熟梵、汉两种语言，又深通佛理，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在翻译技巧上，玄奘已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技巧。译经的质量达到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翻译史上被称为“新译”一派。
他针对名词提出“五不翻”，在五种情况下不译其意，只传其音，待讲经时再全面讲解，层层展释。这一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尤其是20世纪初掀起的“译名大讨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玄奘、义净、不空这三位杰出的译经家皆出自唐时，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
直到唐末，印度佛教灭没，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也由此衰落了下去。宋太宗虽兴建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其规模与水平已远不如唐朝的玄奘时期。元、明、清三代从事佛经翻译的人数渐少，几百年间只译了几十部经卷。
一千年左右，著名的译经家超二百人，他们把佛教的声闻乘、性、相、显、密各系统的学说介绍到中国，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巨大宝藏。佛、道、儒，在不断地矛盾冲击和辩论结合下，佛教终于汇入了中华灿烂文化的长河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
随佛经而来的，还有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印度的天文、医方、术数等，它们经佛经翻译流入中国，广为流传，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