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音乐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与《理想国》音乐思想中的“主客二分”比较

音乐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的起源也如同其他艺术一样是起源于劳动，……所谓歌唱主要是对自然的、动物的声音的模仿”。因此，从人类产生之初就产生了音乐。随着音乐的产生，无论古希腊还是古代中国都产生了很多音乐论著，这些音乐论著所含的音乐思想多少都受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主流的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反映那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一直以来都有“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和“长期以主客二分为主导的西方哲学史”之说。《乐记》是中国传统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作，现保存于《礼记》（在卷十一，题作乐记第十九）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集大成而又系统、完整的音乐专著，有着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同时，古希腊的另一位集大成者柏拉图也在代表作《理想国》中阐释其音乐思想。而以《乐记》为代表的东方音乐思想和以《理想国》为代表的西方音乐美学思想恰好体现了中西哲学上的“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性”。

一、从音乐的本质中体现“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

音乐的本质，通俗地说就是音乐是什么，其来源或形式是什么。根据《乐记・乐本》中“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谓之乐。”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谓之音。”按照叶朗先生的理解，这其中就包含了“第一，音乐是由人的心中产生的，是为了表达人的情感而产生的。第二，人的情感的产生，是由于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第三，音乐的产生，包含了一个由自然的‘声’到审美‘音’的转化过程”三层意义。乐由心生，人心是表达人的情感，而情感的产生是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这让全文的论述立足于一定程度的朴素唯物论的哲学基础之上，同时将人心与外物、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实际就是体现中国哲学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不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而把两者看成一体。”《乐记》对于音乐的本质体现了其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有艺术模仿自然的说法，德谟克利特曾说，人类模仿鸟叫学会了歌唱，柏拉图也遵循了这一观点，他在《理想国》中写道，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是模仿者。应使节奏和调式符合歌词，而不是让歌词迁就节奏和调式。音乐的美要由音乐以外的东西决定，听音乐就是听歌词，歌词风格即创作者的风格。他认为音乐艺术是客观的、写实的、是握在艺术家手中的镜子，人们用它去摄取自然界、社会中各种食物的状貌和影像，并认为这就是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正如《理想国》中所说“但愿我有一种曲调可以适当地模仿勇敢的人，模仿他们沉着地应战，奋不顾身，经风雨，冒万难，屡险如夷，视死如归。我还愿再有一种曲调，模仿在平常工作的人，模仿他们出乎自愿，不受强迫或正在尽力劝说、祈求别人。”由此可见，《乐记》是把人融入于自然之中，受到外物影响由心生而产生音乐。柏拉图的音乐美学思想则是把人与自然界分开，用模仿把人与自然切分为两个无相干的事物。

二、从音乐的乐风、旋律、和节奏中体现“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

《魏文侯》中，“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君子听竽笙钟声则思武臣。……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将音乐的乐风、旋律和节奏同治理国家联系起来，不同的乐器的不同旋律也是根据不同的主体选择，他们之间是统一的整体，这些乐器发出的旋律则与大自然事物的本性分不开，由此也说明了其中的天人合一式的音乐审美观。而柏拉图认为吕底亚调式太过悲哀，而伊奥利亚调式则是对靡靡之音加以排斥。排斥多弦多音阶的乐器进入城邦，如铜弦琴、三角琴、奥洛斯笛。他认为应该选择弦子较少、音阶简单不复杂的乐器，如竖琴和台琴。这恰好体现了柏拉图沉溺于技术的玩弄之中而忽视了歌唱和表现内容。将主体的技术性与客体的内容的分离，体现了其主客二分的音乐美学思想

三、从音乐政治作用和教育作用中体现其“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

《乐记》中作为社会政治作用中的的礼乐关系：“乐由中出，故静。主同，同则和，和则相亲无怨，“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乐论》）礼乐对社会的秩序的和谐作用及取法于天地的尊卑及其和会，“大乐与天地同和　”，“大礼与天地同节”，“乐曲天作　，礼以地制”“明了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的直观理性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善于取法宇宙自然之理以制礼作乐，以治化天下，主宰万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法此天地之别则礼能使君臣定位，贵贱有等，“阴阳相摩，天地相荡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法此天地之和则乐能使社会安宁相亲，安平乐业。这些都体现了音乐中主客体的关系，主客不分。与天地同和调动阴阳之气。在这里，“音乐以‘气’沟通天、人，能使天、人互相感应，能直接改变自然万物、直接决定社会政治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这种音乐美学思想的认识论基础是‘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乐象》）”而《理想国》中音乐的社会功能，多体现于音乐对国家美德形成的作用。音乐的理性是人一生美德的唯一内在保障，存在于拥有美德的心灵里。由此可以看到柏拉图把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都太客体化了，他忽视了主体的个异性，认为只要有音乐教育就会有好的美德也体现了其明显的主客二分性。

四、从音乐思想的内核中体现“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

根据薛永武老师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很丰富深刻的内容。　“《乐记》中天人合一精神的义理就在于合于真，合于善，合于美，体现了真善美三个向度及其统一。”《乐记》中对“气”、“道”、“和”的追求无一不是将音乐中的主客体统一起来。无论是《乐本》篇中的“人道”、“天理”、“王道”；《乐施》篇中的“天地之道”；《乐化》篇中的“礼乐之道”、“先王之道”、“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还是《师乙》篇中的“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都蕴含了真善美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乐记》天人合一所蕴含的真善美，今道友信在谈及《乐记》的音乐观时，非常深刻地指出：‘用音乐陶养的信就使安定的、永续的快乐成为可能，由此而与永恒的天和合，才能到达与神即造化灵妙的神韵共鸣的生命之自由阔达的境界’。在这段话中，‘用音乐陶养的心’体现了音乐的善；‘与永恒的天和合’反映了天人合一的真；‘生命之自由阔达的境界‘含蕴了生命自由的美。”由此可见，《乐记》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寓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之中的。而《理想国》中的音乐思想是同柏拉图的理念分不开的。他说“一位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侵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便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好音调、好言词、好风格、好节奏全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所谓好的精神状态并不是指我们用以委婉地称呼那些没有头脑的忠厚老实人的精神状态，而是指用来称呼那些智力好、而品格好的人的真正的良好的精神状态。”由此都见，柏拉图把人这个主体与音乐这个客体严格地区分开了，主客体没有统一，而是一个对另一个一味的遵循。把思维和存在严格的区分开了，在柏拉图那里，歌词就是歌词，音乐就是音乐，主体就是主体，他们都是严格区分开的，所以深刻地体现了西方哲学早期的主客二分性。

（作者单位：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