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侃轻佻背后的沉重

那辆叫做1988的旅行车无疑是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绝对主角，此刻“1988”开上了上海话剧中心的舞台。一辆车、一盏灯、一张椅构成了话剧《1988》简洁流动的舞台空间。

对于《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的改编，韩寒自己都说很难，“说实话我的每一本书都很难被改成话剧或者电影，因为里面所有情节的推动几乎都是靠细节和片断，很少有故事或者戏剧冲突。”的确，对导演邵泽辉而言这是一次艰难的创作，第一遍看完小说的他茫然了，压根不知道怎么排，但恰是这份茫然激起了他创作的欲望，他说：“寻找最快乐”。

当舞台上演员唱起《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就想起那天笔者前去排练厅探班的情境，还未走进，就远远听见这熟悉的歌声。邵泽辉正编排一段唱歌的戏码，一遍遍矫正男主角路子野独白的切入点，并调整其他演员唱歌的方式，例如一开始用小女孩的声音唱，当路子野说完话，第二遍歌唱时就变成大姑娘的声音。就这么一首歌的时间长度，就代表了青春的消逝，路子野长大了。导演巧妙的用其戏剧性舞台语汇，做到了小说到话剧的舞台改编。还记得开会那天，剧组把他的头像放得大大的贴在墙上，没想到一个背着双肩包的男人默默走了进来。看着照片里扬着下巴的酷酷那个人，他直摇头，称那不是自己，只是孟京辉导演要求他们摆出的有腔调的艺术照罢了。

说话间又提及那照片，邵泽辉笑了，他有自己的诠释：“内心的骄傲和自负当然会有，放在心里就好，我就是一个低头做事的人” 。就这点而言，他与韩寒之间有着某种共通。邵泽辉欣赏韩寒，正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态度，人很低调，态度高调”。儒家宣扬文以载道，而邵泽辉认为最重要的道，是对当下现实的反思和批判：“现在大多数创作者丢失了社会责任感，文学也大多风花雪月，缺乏力量感，缺乏一种推动你、鼓舞你的力量。”想当年，他也是个愤青，所以对韩寒的文字有着某种亲切感。

看了小说，邵泽辉脑海中蹦出一个词——时代感，它呈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众生相，折射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在邵泽辉看来，“1988”这个名字像一个寓言。小说《1988》是以主人公路子野和珊珊的一段旅程串起现实和回忆，邵泽辉说：“人活一辈子也是个旅程，而这部话剧应该说是从终点开始的旅程，用3天的路程回溯了路子野、娜娜过往的种种。”然而，回忆是片段式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场景，容易令人感觉琐碎。于是，邵泽辉试图寻找某种串联起回忆和现实的东西。忽然，他想起做过的一个梦，在梦里似乎得到了启示，他用流沙和种子的寓言串起全剧。在小说中，流沙和种子只是一段对话，邵泽辉一看到就灵感迸发，觉得这种寓言性很贴切，应该在剧中生发开去。

于是，最终在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似梦似幻的寓言式呈现。这可以说是此次舞台改编的最大亮点，当然这寓言有些游离于故事之外，难免有些突兀，每当流沙的代言人——黑衣人出现，观众席一阵骚动，有跳戏之嫌。不过，这或许倒应和了导演的心思。

在邵泽辉眼中，《1988》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此次舞台改编不是现实主义美学呈现，而是布莱希特式的。就他来言：“重要的不是会以什么方式表演，而是表达了什么，有多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去表达。不是去表演，而是去表达。”作为导演，他更多的是给一个现场节奏。比如说将孟孟和娜娜交织在一起，让她们同时回忆，相同情境，不同段落。又比如，剧中娜娜的独白由4个女演员一同诉说。这些点最终都成了舞台上具有戏剧性的亮色，而剧中尤为鲜亮的是儿时路子野的童年趣事，小男孩的戏份很是亮眼讨巧，让整个暗沉深邃的戏添了些许轻松的乐趣。

是的，这是一部暗色调的沉重的戏剧作品，绝不是台词那般的调侃轻佻。邵泽辉说：“这是一部关于葬礼的小说。从头到尾都在死去，但却是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对待死亡。那些死去的人物形象，就好似当前社会正在丢失的某种类型，比如那个想去和世界去聊聊的丁丁哥哥。基于此，我觉得小说最后一段话很重要。”说着他找来小说，翻至最后，朗读了起来。这朗读延续到了舞台，在漫天飞扬的骨灰中，路子野以这段话作为结束，这文字回响在剧场，这力量回荡在心中……

我身上沾满了他们的骨灰。我拍了拍衣服，想那又如何，反正我也是被他们笼罩着的人，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一些，只是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进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但是你已经用掉了一次帮助的机会，再见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