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反衬下的焦虑

摘 要：托尼・莫里森以其新作《慈悲》表现出她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持续关怀及主体实现的不懈探索。男性个体发出的微弱“慈悲”信号反衬出女性在蓄奴制男权社会生态下的精神焦虑和残酷处境，女性在自己的主体建构中因为被剥夺话语权而缺席，无时不在的身份焦虑使女性陷入伦理困境为表征的生存苦难中挣扎喘息、暗无天日。几位女性在身份转换困境里不期而遇，她们在伦理场域中的艰难选择成功再现出《慈悲》中女性群像的悲苦命运。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女性主义；《慈悲》；焦虑；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97-03

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继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于2008年出版全新力作《慈悲》，作品仍然以聚焦女性具象生活的手法传递出她对女性地位的持续关注、对女性命运的敏锐观察与女性实现问题的不懈探索。

小说中的几个主要女性形象原本在男权生态的规定下经历着各自的颠沛流离，然而生活境遇的突然变迁却使得她们同时和瓦尔克庄园发生联系，伦理角色也相应产生巨大的变化。新一轮的身份焦虑将她们推入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激流漩涡中苦苦挣扎。虽然肤色不同，但是作为男权社会被边缘化的“他者”，她们形成了基于相似命运基础上的群体属性。出于对自由的本能向往和尊严的自发捍卫，她们书写出了成为“我者”的热望，在伦理选择中成功释放出自主建构的强烈渴求。黑人奴隶、土著妇女、白人女性成为了被选择物、被迫选择者和要求选择者的混合体，共同经历着几种身份的动态转化和复杂作用。在此过程中，生命主体的自由意志穿过层层压迫冲脱而出。

一、身份被男性建构

17世纪80年代的北美大陆，蓄奴制大行其道。社会生态完全掌控在男性的手中，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失去了自主话语的权利。她们集体被禁声，行为标准不得不去迎合男性的价值判断，祸福喜乐由男性决定，甚至在自己的生存选择中缺席隐身，角色和形象均被父权制文化建构和规定。不仅生存其中的黑人女性要身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就连白人女性也在男性社会生态的压制与剥离下苟延残喘。小说中，雅各布・瓦尔克作为线索式人物将几个主要女性形象编织进同一张伦理网络里。他先后买了土著妇女莉娜；征婚邮购了白人女性丽贝卡；接受了黑人女孩弗洛伦斯当做债务偿还；并领养随船漂流下来的古怪女孩“悲伤”。生存地点的突然转换不仅形成了人物关系的外在矛盾与碰撞，同时也引发了人物自身的身份认同困局，女性的自我认知被社会给予他们的身份定位所压制和裹挟。她们主体的权利被社会长期剥夺削减，甚至连为人的尊严也被践踏殆尽，无以形成独立的主体价值。《慈悲》中的女性群体便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男权体制下的“他者”，正是这一纽带将之凝结成为被边缘化的、被损害的整体。

二、“焦虑”由“慈悲”反衬

该小说结构手法极富新意，也颇具深意。作品由3个部分拼缀而成，它们都讲述了一个相同的故事，即弗洛伦斯的母亲请求雅克布带走自己的女儿，甘愿把女儿作为奴隶来抵消主人多尔格特拖欠的债务。弗洛伦斯成为债权人雅各布、债务人多尔格特之间进行债务交易的工具。作品借助直接当事人母亲、弗洛伦斯以及雅各布3人的不同视角对此核心事件进行重复呈现。这一方面可以视作一种意图上的叙事暗示，按图索骥、或拨云见日、本质不远；另一方面也可坚持视作单纯的叙事手段，相对单一视角线性叙述而言，它能行之有效地引领读者的阅读注意，极大地延展再创作空间。更重要的是，视角轮换、场景交叠和人物复现等艺术手法大获成功。交易事件在众人的心中掀起巨大的波澜如潮水般被推送至读者面前，我们能够清晰感受到这一伦理主线带给人物的情感震荡和精神苦难是怎样地来势汹汹。

作品中几位女性形象几乎都经历了痛彻肺腑的伦理选择，其过程无比艰辛，其中又以弗洛伦斯和她的母亲为甚。弗洛伦斯的母亲可谓处在风口浪尖，女儿弗洛伦斯的胸脯发育过快，胸口的那块布已经无法再给它们提供遮掩，这不仅引起了种植园男人们的注意，而且也引起了奴隶主多尔格特的注意。“女儿弗洛伦斯却对即将来临的危险毫不知情。非但如此，女儿还特别渴望成长，喜欢穿象征长大的成年妇女的鞋子，这又增加了她被侵犯的危险系数。”①出于母性和爱，当女儿因为成长发育而面临被役的危险时她有义务帮助女儿脱离险境，然而作为一名在高压下苟延残喘的奴隶，她显然无计可施，似乎任何选择对她来说都是残忍的。或留在身边，却不能庇佑，坐看弗洛伦斯沦惨遭蹂躏却无力反抗；或卖女为奴，舍她远走，从此生死祸福杳无消息，与己无关。碎心断肠的苦楚和欲哭无泪的痛诉在她的叙说中力透纸背，“被人控制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控制别人是一件错误的事情”。②用操控女儿的办法改变女儿的命运，平生切齿痛恨的手段正由自己亲自施加在骨肉身上，我们需得还原历史语境去考量，母亲此举堪称悲壮。

弗罗伦斯则更为典型，在怎样评判被亲生母亲“抛弃”这一事实和如何面对自己与同一种族的黑人铁匠之间的感情问题上也经历着摧残心灵的选择。来到朱布里奥庄园后，多尔戈特发生的可怕一幕一直盘踞在她的梦境中，从未离开。她不得不靠着小心翼翼、聪明机灵来取悦别人从而求取平安。失去亲情的慰抚，她必须独自忍受世界的冷酷无情及生活的风霜剑戟，她暗暗怨恨母亲。然而岁月教会她观察，成长让她理解，母亲当初的举动原是无奈之下对她最好的保护。是继续憎恶，还是原谅体恤，情感态度正在心理暗流的矛盾运动中悄然发生转变。她开始领悟自己的噩梦并非像虫子一样爬行生存的母亲一己所能拯救，而是惨无人道的社会生态一手造成。黑人加奴隶使她们母女二人只能以物的形式居于政治等级切割的最底层，被白人封住咽喉，绑住头脑，当成行尸走肉随意买卖。

对于铁匠，她暗生情愫，当终于大胆地创造机会去追随时，却只得到冰冷的一句，“你不过是个奴隶”。这一次，她遭到了来自种族阵营内部男性的背弃。这是性别、观念、阶层的差异引发的冲突，它毫无疑问加剧了弗罗伦斯对于自身认知的焦虑。作为一个黑人奴隶女性，享受亲情、爱情的权利被双双剥夺，标志着弗洛伦斯社会身份认知的完成。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活在蓄奴制时代的巨大阴影中，这令她绝望，也使她猛醒。她坚定迈出选择的步伐，开始“生活写作”。“让别人控制自己是一件邪恶的事情”。③到此，我们看出黑人女性实际上承受着双重压迫，即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的乘积与混合。

另一重要形象摩挲・莉娜因族群不幸而沦为奴隶，身陷地域、文化、与他人关系的紊乱结构中，身份认知障碍如影随形。与弗洛伦斯和瑞贝卡的身份焦虑由母亲遗弃造成不同，莉娜的身份焦虑是由血缘亲情的痛失和文化身份的损毁共同造成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天花瘟疫在莉娜14岁时夺去了莉娜母亲和土著部落所有成员的生命。拉康认为，没有周遭他人的参与，一个主体的身份便无从确立。随着部落灾难的发生，莉娜的原初身份因为参照系的消失而彻底崩塌。在随后被收留的日子里，长老会殚精竭虑地对改造莉娜，为的是让她“重获新生”。土著部落原始自然的观念和习惯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另一场灾难，与其让它在莉娜身上存续贻害人间，不如及早铲除永绝后患。莉娜虽然身有所寄，但“在河里裸浴；摘树上的樱桃；穿戴毛皮”这些灵魂的最后依托却惨遭斩杀、离她而去。继亲情家园之后，莉娜再度痛失了文化家园，她坠入原始身份断裂而新的身份全面侵袭的深渊底部，沦落成为真正的孤儿。人不会活在已经过去的时间里，但是会被笼罩在过去时间的影响里。虽然那次疾病带来的死亡结束了，但是它给莉娜带来的噩梦却在继续。所以，即便生存环境几经转换，旧身份和新身份之间的冲突也一直在意识领域里以行为选择的方式恒久折磨着她。

不名一文的奴隶苦不堪言似乎不值一提，就连身处社会上层的白人也在伦理选择中备受煎熬。原因不难发现，她们同属第二性别。身份认知的过程需要借助男性本质的社会作为外系参照物来确定和完成。从女儿到“邮购新娘”身份的妻子，瑞贝卡并没有真正享有选择主动权。相比之下，弗洛伦斯模式可定性为深情托付式舍弃，毕竟雅各布的为人举止在弗洛伦斯母亲看来是慈悲的，他的庄园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寄身之地，而她始终是母亲心中的挚爱、牵挂；瑞贝卡则更加不幸，同被作为商品买卖，其模式却可归纳为无情抛甩式的丢弃，父母健全的情况下她被视为经济负担，只身远赴北美，父母明知她前路未卜仍无动于衷任其自生自灭。慢慢地，她明了了作为女性的苦难大概远不止于此，女性角色是致使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弗洛伦斯被“抛弃”反映出女性的地位、权利和幸福由于种族因素而被社会所吞噬，瑞贝卡被“抛弃”则是女性尊严因性别等级而被扼杀的明证。

三、终闻其声――被动“失语”到主动“书写”

《慈悲》中的每个女性人物都置身由种族、阶层和性别构成的“立体”身份结构中，她们既是这种结构的组建参与者，也是压力承受者。而不论种族、阶层如何，“女性”已经为她们规定好了处于社会环境复杂网络中的具置。她们是“边缘人”、是男性的附属物，尤其是当她们的话语权被剥夺时，她们终至沦落成为“失语”的群体。为此，她们不仅终日生活在身份焦虑的巨大阴影中无从逃脱，而且经历着不被倾听、不能申辩、更不能主张的残酷对待。而当集体失语之后，当再度面临环境变动带来的冲击时，她们则被编织进新的伦理结中，时刻忍受来自身份多维度构成中不同方向的致命撕扯，此时的身份主体只能听从内心倾向型的导引，进行选择性认同。

弗洛伦斯的母亲卖女为奴，看似触犯道德禁忌、违背人伦关系，实属被逼无奈之下出于保护目的的权宜性选择认同。她所遭受的一切恰恰从反面论证了一个母亲应该享有的幸福和权利。而弗洛伦斯既是一个奴隶，又是一个女性，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独立生命个体。奴隶身份的规定性界定既然无力更改，她可以选择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和自我的独立性。逐渐理解并原谅母亲代表她明确了女性的处境，看清了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而毅然离开铁匠则可视为弗洛伦斯对女性自我的尊严、自由的认同及勇敢追求。铁匠对弗罗伦斯身份的看法和决绝态度对她的自我发现来说有着重要意义，正是铁匠冷酷无情的一番话，“我希望你走。”“你什么也不是，就是野生的，没有约束，没有头脑。”④犹如匕首一般将弗洛伦斯沉溺于虚幻梦境中的最后一缕麻木刺破，她这才真正审视现实、省察自我，彻悟自己是“不自由”的真相。弗罗伦斯终于发觉真实的自我的存在，并且敢于直面它：“我就是狂野的，但我仍然是弗罗伦斯，我就是完整的我。不被原谅，也不原谅谁。……奴隶，自由了，永远的。”⑤原来，真正的“自我”是那个一直被压制、束缚和伤害的自我。这样一来，铁匠对她“拒绝”反而成为弗罗伦斯释放“自我”的契机，促成了其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弗洛伊斯通过放弃爱情的方式来反抗情感中两性关系的不平等。而她选择面对墙壁进行叙说和“自白”则象征着女性失去言说途径的冰冷背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弗洛伦斯用无声的方式发出女性平等权利的疾呼和主张，借此她通过拒绝对话来反抗在对话中女性所处的不公地位。在被迫失去话语权力之后，弗洛伦斯代表女性重新获得了建构自我身份并主宰自身命运的意识，而这份久而未见的清醒和勇气使得愿望的实现成为一种可能。

莫里森一如既往地聚焦女性生存，《慈悲》的主题不出意外地体现出延伸性。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其表现手法可谓打破常规、别具匠心。它通过雅各布投来的“慈悲”犹如一线阳光照亮弗洛伦斯母女的希望反衬出男性主宰的巨大社会生态网络铺天盖地。女性在自己的主体建构中因为被剥夺话语权而缺席，无时不在的身份焦虑使女性陷入伦理困境为表征的生存苦难中挣扎喘息、暗无天日。对遗弃带来寻找，捆绑、压迫则带来解放与反抗，几位女性在身份转换困境里不期而遇，她们在伦理场域中的艰难选择成功再现出《慈悲》中女性群像的悲苦命运。幸而，向往自由属于人的本质特征，它根植于人的本能之中不会被剥夺和忘记，于是我们看见它在弗洛伦斯的“书写”中生长，听见它在女性的自白中不止一次的发出声响。虽然身份被男性所建构，却不忘伸张主动建构的诉求，是作者关注并表现女性主体生存的绝佳范式，也是研究女性言说与实现问题的不懈探索。

注 释：

①尚必武.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识《慈悲》的文学伦理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2011，（6）：15.

②③④⑤Morrison， T.A. Mercy[M]. New York： Knopf，2008.167，167，141，161.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2〕管丽峥.托尼莫里森《慈悲》的人物身份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3.

〔3〕史敏.“我者”与“他者”――托尼・莫里森小说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J].名作欣赏，20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