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的社会成本与公平正义的协调

摘要：关于反垄断的实施对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有着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不同的情形，不能将国外的理论、执法方式直接照搬过来，中国有自己的情况，有自己的反垄断重点，考虑本国利益，协调好我国反垄断实施中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平正义关系。

关键词：反垄断；公平正义；社会成本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5-0253-02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腾飞带来的财富的积累，改革开放到今日已经三十多个年头了，市场经济中竞争到垄断的形成，反垄断和社会公平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和法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许多相关论著和学说从国外大量的引进，土生土长的反竞争学说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垄断也许已经严重制约这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在中国普编认为行政垄断才是中国市场的主要矛盾所在，但是果真如此么。中国市场经济有了一定骄人的成绩，但是还未真正发展成熟，虽不能说现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幼稚园状态，充其量也不过发育到了躁动的青春期，正处在中国社会、市场发展的关键时期，把握好时机，给予正确的引导才能让其少走弯路，行政方面的作为不可忽视。

社会的管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监管都需要考虑一个成本问题，市场的竞争和垄断牵涉到效率问题，监管与之也脱不了干系，这种情况下就得寻求一个最佳状态，以最小的社会资本的投入得到最高的效率，换来最大收益，但是经济法所固有的社会性，即社会公共利益为本，追求实质性的公平正义，弥补民法等经济类法律所假设的人是在平等主体上进行的自由竞争所暗藏和导致的实质性的不平等的后果，这种抽象的形式平等论应该引起我足够的反思。竞争的理想化追求固然是好的，可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效率也在最高，但此处只是考虑到了经济社会方面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未考虑整个社会成本的投入，因此会造成社会整体发展的不平衡，公平正义在经济的一片繁荣景象中被边缘化。

可以想象在没有一定的标准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道德底线的规制，这种竞争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丛林法则”是式的竞争，即“弱肉强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自然世界中的确有他的合理性，但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过程中毕竟和原始的野蛮生存相区别，文明社会的要求是让每一个人享受自由，全面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人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难免与其他人发生竞争，暂时失利者应该得到人文关怀，让暂时失利者休养生息以备将来在战，而不应将其残忍地扼杀在竞技场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游戏方式在人类的发展中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损耗巨大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是指是从社会角度来看的成本，等于生产成本加上给他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失。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较高程度文明的生物群体，这种原始野蛮的生存法则理应受到摈弃，即使在市场化充分竞争的状况下更应如此。反垄断法的合理性原则也许是此种情况的良好说教。如果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进行设会资源的配置，在不考虑作弊情况时，一定时间内，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最高，优化程度也能达到最优，但是这将导致垄断的形成。垄断的出现虽然未必就会产生效率低下，阻碍技术开发社会进步，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惰性法则，在没有动力和危机之时，就会停止不前。

垄断的形成过程是优胜者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技术创新，管理改进，不断领先，锐意进取的结果，它本身就是效率最优的表现，垄断企业的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进步。经营规模化和集约化，使其可集中最大的人力、和资本寻求技术上的改革和管理上的突破。但是这种能力的存在前提是：它害怕如若不追求进步，自己的现有垄断优势就会失去，即在其相关市场有其他竞争者存在或迁入的竞争者进入。反垄断的观念也就应当转变，即 有结构主义想行为主义转变。

垄断企业或卡特尔联盟的惰性思维诱使其实施反垄断行为，希望长期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并且限制新的参与者进入相关领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反垄断法理所当然在此时有所作为。

但是在反垄断的实施过程中又会出现一个两难问题，即：反垄断的严格执法对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社会成本和公平正义的矛盾的冲突。遵守规则是法律实施的最理想状态。违规往往会带来暴利，违规的成本很低，就是对违规的激励，为了有效防范违规就应当让违规成本远远高于其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对违规者给予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安分守己本身就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最优选择。“三倍利润,商人就会挺而走险”。一个理性的个人在决定要不要从事犯罪行为时，影响他的是惩罚的概率及如何给予惩罚的轻重。那么为了让他们安分守己，就应该完善市场监管方面立法，让其因为不遵守游戏规则而付出三倍以上的损失，并且加大执行的力度。美国《谢尔曼法》规定的三倍罚金制度，和百年以来的实施例证了这一论断的可行性，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之严厉和效果之有效世人有目共睹，值得我们借鉴。

社会成本是一个经济问题，公平正义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看似不甚相干，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的一切问题不过是以经济基础所构建的游戏规则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公平正义的评判永远离不开利益的分配。社会资源的稀有和占有不均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所以公平正义也存在一个社会容忍的度的问题，社会财富的获得以一种人没看的见方式和程序进行，并对竞争中暂时失势的“失势者”一个缓冲的机会，让其重旗鼓东山再起，而不是将其永远提出竞技场。反垄断就是保证缔造一个狼性的竞争环境，利益分配不均，公平正义的失衡，会导致社会利益的重新洗牌，成本之大难以想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当代中国稳定压倒一切，只有协调好利益分配和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目标，建设和谐社会。

一个国家如何制定她的反限制竞争法和反不当竞争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法律文化传统。企业追求自由竞争的价值理念，在市场经济竞争的同时也应兼顾社会生活的其他因素，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应忽视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企业的自由的参与竞争权利，消费者拥有在市场上自由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自由竞争、资源垄断占有、社会公平正义三者在经济运行中相互协调发展，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状态，经济得到良好发展，公平正义得到最大保障，这是一个社会经济人在利益逐角相互博弈的结果。

中国式经济的发展需要垄断，尤其是在外国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当下。在一个制度尚未完善的建立的时候，经济生活很难完全依赖规则运作，经济制度的结构就必定需要高度的授权，为了限制权利的恶性扩张，他的运作灵活性就会非常的小，就必须强调制度的行政性，所以，行政垄断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若能控制在一定的合理限度内，必然有他的积极意义的。入世前是一个散兵游勇式的市场竞争，其真正的大型垄断企业组织还未形成，即使有的话也不过是政府一厢情愿拔苗助长的窝里横的夜郎国人士。入世后，许多草头王在外国大企业冲击之下纷纷败下阵来。总体来说我国企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还处于劣势，许多市场、技术被外国大企业垄断，中国还只是一个产品加工地。所以中的反垄断的主题应是如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外国垄断组织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在引进外资和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问题上应有一个良好的协调平衡机制。

参考文献：

[1]邱本.经济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王晓晔、邱本主编.经济法学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