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公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凸现的，长期以来悬而未解，人们对之争议颇大。许多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都对这个问题作过有益的论述，但是它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同时效率与公平问题又是巨大的实践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幸福。

一 、效率与公平的含义

1．关于效率

什么是效率呢？阿瑟・奥肯认为：“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1]而美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曼昆则说：“资源配置使所有社会成员得到的总剩余最大化的性质。”[2]而我国的《辞海》对效率却是这样定义的，“效率指消耗的劳动量与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

在西方经济学中，它是配置效率的简称。资源配置是指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在不同的使用者或用途之间的分配方式。每一经济制度的基本问题都是考虑如何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这即是常说的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状态。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载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出了“最大的偏好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现在常称作“帕累托效率”，意即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程度。帕累托力图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能够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这只是理想世界中的状态罢了。在现实当中，有时市场也会失灵，资源配置难以达到最优状态，市场经济同样也会缺乏效率。

2．关于公平

公平有时也叫公正或平等，在经济学意义上，公平主要指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经济制度中的机遇平等属于机会公平；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平等属于结果公平。经济哲学更加关注结果公平即分配公平。

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公平的回答也不相同。恩格斯指出，“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3]P212“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 [3]P448

米勒说，“有两种不同的有价值的平等，一种是与正义有联系的，另一种则是独立于正义的。第一种平等是分配性的。它确立了某种利益――例如权利应当平等地加以分配，因为正义要求这样做。第二种平等则并非在这种意义上是分配性的。它并不直接确定对权利或资源的任何分配。相反它确定了一种社会理想，即一个人们相互把对立当作平等来对待的社会――换句话说，一个不把人民放到诸如阶级这样等级化地排列的范畴中去的社会――的理想。我们把第二种平等称作地位的平等，或简称社会平等。”社会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分配理想，但它确具有分配的意义。”[4]P257“首先，它要求我们最为重要的联合体都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4]P270 “其次，可以说对社会平等的信奉也许有助于塑形那些本身不是内在的平等主义的其他分配正义的实践。” [4]P270 “在正义本身保持沉默的地方，平等能够塑造正义的实践。” [4]P273由上观之，分配公平和社会公平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分配公平能够促进社会公平。

二、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有一部分人认为效率和公平是绝对对立的，它们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现代经济社会究竟以什么作为主要目标呢？效率还是公平？或者将二者同等对待。要对待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正确理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1．罗尔斯和诺齐克的争论

罗尔斯把自己的正义理论称作“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主张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5]P292他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这样安排，首先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低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5]P56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包括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中的公平机会原则优于差别原则，只有在满足了前一个原则的情况下才考虑后一原则。可见，罗尔斯是主张公平优先的。

然而诺齐克却不同意罗尔斯的看法，他虽然同意罗尔斯强调的正义的首要性，但他反对“差别原则”。诺齐克反对罗尔斯把“自然才能的分配”看作是一种“集体的资产”的观点。[6]P230在诺齐克看来，社会制度的首要问题不是社会权利的分配问题，而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问题。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理论就是要保证个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诺齐克承认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但他强调解决这种不平等是一件非常严肃和谨慎的事情；社会的不平等是需要改变的，但这种不平等的改变不应该以产生一种新的不平等为代价。要求公平不能妨碍正常的效率，否则就是对最大受惠者的不公平了。不难看出诺齐克主张效率、自由优先。

罗尔斯和诺齐克的分歧关键在于他们对什么是公平以及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理解不同。我们认为效率和公平是辩证的，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2．效率和公平的辩证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一面。效率和公平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是相容的。一方面，分配的公平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在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公平、平均、均等等概念的区别。平均和均等意义相同，可以互换，它们指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完全相同、没有差别。而公平的含义则十分丰富，其主要指的是一种分配的合理性。公平不是平均和均等。我们要求公平但不是要搞利益的平均分配、人人皆得相同的份额的平均主义。公平在原始社会意味着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但是现代经济社会中平均分配确意味着不公平。历史已经证明，利益平均分配（大锅饭）造成了效率低下。因为在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下，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奖懒罚勤，这是一种更大的不公平。相反，公平的分配不仅与效率不是对立的，而且还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条件和保证。有人之所以认为追求公平会损害效率、导致效率的降低，那是因为他们把利益的平均分配当作公平的尺度，把效率和公平绝对对立了起来，从而导致了错误的认识。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公平。分配公平总是和一定的效率相联系的，没有效率，没有经济的发展所谓的公平分配也只能是低层次上的。在低效率和经济发展缓慢的情况之下，即使是平均分配，每个人所得到的份额的绝对数量是很少的。只有效率提高了，经济发展了，经济蛋糕做大了，每个人才能分配到更大的份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效率很低，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的平等程度也很低，这二者交替影响，形成了恶性循环。而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公平，分配的公平又会促使人们去实现更高的效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其次，效率和公平之间也同样存在对立的一面。一方面，“不平等确实在各方面起着推动效率的作用”。[1]P46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正是由于不平等的经济利益分配促使人们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发展。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分配，使效率高者收入也高，效率低者收入也低，这也是公平的。但是这种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3]P305如果只是注重这种公平，对不平等不加节制，最终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这同样是不公平的。因此这种不平等只能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未必就能实现公平。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富人的猫、狗可以喝牛奶，而这是穷人的孩子维持健康所必需却得不到的东西。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而社会仅在宠物食品上的开支就可能远远超过接受高等教育所需的全部费用。因而有人说“甚至最有效的市场制度也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7]P46我国改革开发以来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经济发展了，总体经济实力壮大了，但贫富悬殊也明显了，至今我国仍有大量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状态当中。单单依靠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是难以实现社会公平的。效率的提高不会自动地实现公平，这是社会历史所证明的。

通过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和公平是复杂的，它们既有相互和谐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因此我们在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时，既不能把它们视为水火，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兼得。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是相互促进的，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冲突，认为追求一个目标自然会达到另一个目标。但在现实中，要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使二者达到统一却并不容易，人们往往很难寻找到它们的平衡点。这正如阿瑟・奥肯所言：“如果平等和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的一方对利用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那一方的牺牲都必须是正当的。”[1]P86应当“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 注入一些人道”从而“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中增进平等”[1]P116

三 、 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政策

过去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平均主义和不平等并存。一方面是奉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由于缺乏经济利益的有效刺激，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受到抑制，同时也培养了人们偷懒的行为和思想，往往出工不出力，当然是效率低下了。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存在致使城乡差别明显，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当然农民的积极性同样难以发挥。前者的平均主义和后者的不平等都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因此，我们的分配制度改革面临两大任务，一方面要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人们在收入和财富上有一定的差距，从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多劳多得，分配公平；为多得而多劳，能够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逐步解决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平衡，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根据实际情况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这一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7年，我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我国的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人民币大关，我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和收入悬殊明显。同时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极为不平衡，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有天壤之别。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却尖锐了。一方面中国人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的人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农村人口面临上学、就医、养老等一系列困难，一些孩子因为缴不起一年几十元的学费而辍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在此情形之下，我国的分配制度必须作出调整。

为了建立和谐社会，我国政府对分配政策及时做了调整，不再一味的强调效率优先，而是加强公平，关注民生。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党中央统筹城乡发展，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中央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并对农业实施补贴；从2007年起，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全部免费，并对贫困学生进行补助；在农村的社会保障方面，全国绝大部分县区已经建立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同时加快建立农村养老制度。为了平衡地区之间的差距，中央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战略。这是我国在实现公平上迈出的重要步伐。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新见解。大会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8]大会还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8]旨在加强公平正义。

实施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分配政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意，是以人为本的内容。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发展不是目的，它只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寻找到了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点。

参考文献：

[1]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M]，王奔洲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 曼昆，经济学原理[M]，梁小民译，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M]，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5]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6]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7]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M]，英文版，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89年。

[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G]。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