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与红三军团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在湖北大冶刘仁八成立，由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从此，在、滕代远的率领下，红三军团驰骋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红三军团虽前后只存续了七年多时间，但历史充分证明红三军团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优良革命传统和顽强战斗作风的英雄部队”。

组织领导平江起义，创建红五军

滕代远，苗族，1904年11月2日出生于湖南麻阳县岩门镇玳瑁坡村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秋考取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二师期间，他一面认真学习，一面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政治上不断追求进步，1924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10月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4月因组织学生声援桃源女师进步，被当局开除学籍，从此，这位年青的共产党员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6年5月至1927年8月，他先后担任共青团平江县委书记、长沙近郊区委书记、农协委员长、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农协委员长。1927年11月，被彭公达誉为“农民领袖”的滕代远，奉湖南省委之命，赴醴陵组建中共湘东特委并担任特委书记。1928年1月至3月，他两次领导醴陵年关暴动，将湘东地区的工农革命风暴推向高潮，由此也引起湖南军阀的恐慌与“围剿”。滕代远和湘东特委机关被迫转移到赣西安源，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3月初，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特委机关被破坏。不久，中共中央将原由湖北省委领导的湘鄂赣边特委改由湖南省委领导。6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湘鄂赣总暴动和对平江问题的决议案》，强调三省总暴动应以湖南为中心，而湖南的暴动，在湘东以醴陵为中心，“平江则为湘东北的中心”。据此，湖南省委于6月24日发出《给各特委、县委及四军军委的指示信》，决定“从平江沿湘赣边到湘南，立即开始革命的进攻，以造成这个广大地区的割据”。为完成平江暴动的任务，6月下旬，中共湖南省委决定调滕代远为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并以特派员的身份赴湘东北各县联系，以恢复特委机关。湖南省委还特地派林育英、贺昌向滕代远交待任务：一是“若边特尚在，则改组之，不在，则设法恢复之”；二是驻防平江的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部有党的组织(负责人为团部副官邓萍)，如情况需要，可相机组织该部暴动，成立红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红四军相配合。

1928年7月2日，滕代远奉命从安源出发，途经浏阳，在地下党的护送下，于7月中旬到达平江县城，并与邓萍接上组织关系。随即滕代远通过邓萍等共产党员详细了解了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情况，认为这支部队经过北伐战争的锻炼，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党的组织在部队建立后，又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组织领导广大士兵进行政治经济上的斗争，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因此，该部已具备组织暴动的一定条件。于是他很快就给湖南省写了《关于平江驻扎军队情况》的报告，提出必须“设种种方法发动‘兵变’”，将这支部队转变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7月18日，带着部队在乡间寻找党组织的回到平江县城，两位革命战友终于相见。此时，从长沙情报人员来电中获知，中共南华安特委已被破坏，特委交通员在长沙被捕，其所带通行证被独立第五师副师长周磐认出是黄公略的笔迹，并电令驻平江的副师长李惠根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三人；还通过平江电报局的熟人，截获了周给李的电报。与此同时，滕代远也接到湖南省委的特别警戒信――南华安特委机关遭破坏，有一人自首。上述三方面情况印证驻平江的独立第五师党的组织有可能被曝露和破坏的危险。于是滕代远、商量决定，“乘时在平江暴动起来，找一条出路，否则党的组织必至消灭”。为布置工作，他俩决定，一是以彭为滕洗尘的名义请客，二是以滕答谢彭的名义请客，召开党员会议，讨论武装起义之事。经过这两次会议，统一大家思想，并决定了起义的时间。

为便于领导起义和进行周密的准备工作，滕代远从县城中的“镜中天”旅馆，搬到县城外的天岳书院后面一农家茅屋里居住(后来邓萍也搬来与滕一起居住)。滕代远、、邓萍等人开始在这里秘密进行起义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诚如滕代远后来回忆所说，“起义前夕的一切秘密会议，都在这个屋子里召开，各种宣传品也在这个屋子里油印”。在个茅屋里，滕代远等人详细安排了起义时的攻击目标和行动任务，并对起义时所的宣言、布告、标语、口号、起义战士佩带的红布袖章等，都作了精细的准备。当年参加起义的战士李光曾深情地回忆道：“一个农民的草屋变成了起义的司令部”。

1928年7月22日，著名的平江起义暴发，“登(顿)时满城及附近的红色标语、宣言、布告及旗帜飞扬，将那白色的恐怖镇压到零度了。”7月24日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大会上，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成立红五军，由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并建立了红五军军事委员会，邓萍为书记，、滕代远、黄公略等为委员，公开负责军事指挥的责任。同时，还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接着，他作了政治形势、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和施政方针的报告，并主持了授予红五军军旗的仪式。授旗后，讲话，说明了起义胜利的意义和今后的战斗任务，并带领全体指战员宣誓。

事实证明，滕代远同志与同志共同组织和领导了平江起义，他们是红五军的缔造者。红五军的成立，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其后红三军团的组建，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奉中央之命，组建红三军团

1930年前后，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国革命呈现出有利的形势。但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共中央内部产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的有利面，提出全国总暴动的错误计划，要求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甚至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配合中国革命，从而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全国胜利。为此，除发表文章制订政策，进行各项准备外，并决定于5月间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要求各地红军派代表出席，以便将这项主张付诸实施。

1930年4月，红五军军委根据上级要求，决定派滕代远、何长工为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除出席会议外，到达上海的滕代远还于4月20日、27日，向党中央写了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红五军在湘赣、湘鄂赣等地转战的经过，部队党的概况，以及成立以黄公略为军长的红六军的情形。特别是在全国红军会议上，中央提出以红五军为基础，扩编成红三军团，下辖红五、八、十六军，并决定了军以上干部的配备，要求在8月1日前将红三军团扩大到5万人，准备成立第三方面军。对于滕代远而言，限于当时的思想理论水平，还无从辨别出会议所表现的“左”倾冒险错误，只是认为回去后，必须认真传达会议的决议，并坚决贯彻执行。5月下旬会议结束后，滕代远、何长工与中央派往红五军工作的彭雪枫、黄克诚、周桓等人乘船返回武汉，途中得知率红五军已转战到大冶、阳新边境的刘仁八村和三溪口一带整训。于是他们一行改在黄石港下船，然后又转阳新太子庙，回到部队。

6月16日，红五、八军在大冶刘仁八三房村召开了两军委扩大会议。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滕代远、何长工、邓萍、邓乾元等20多人，列席会议的有大冶中心县委和邻近各县县委负责人。这次会议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由滕代远、何长工共同传达上海两个会议有关决议；二是关于红五军扩编与红三军团成立问题；三是关于进攻武昌的问题。

对于红五军扩编问题，认为：“现在红五军不到八千人，仅三团制的一个师，即使发展到三万人，也只有一个军。到五万人再成立军团也不迟吧，何必虚张声势，搞一些空架子。实际上不能提高战斗力，反而减弱战斗力，浪费干部，干部又缺乏”。滕代远则认为：扩编是中央的决定，不是红五军一支部队的问题，至于兵力不足，以后可以陆续补充。通过讨论，多数同志认为扩编为军团，能壮大声势。最后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正式将红五军第5纵队扩编为红八军，红五、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红五军军长和政委分别由、滕代远兼任(后分由邓萍、张纯清接任)，红八军军长李灿(因病由何长工)、政委邓乾元。同时成立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任书记。1930年7月底8月初由湘鄂赣边独立师和平江、浏阳、攸县、茶陵等县一部分游击队组成红十六军(军长胡一鸣、政委李楚屏)，归属红三军团建制。

在攻打武昌的问题上，表示了异议。他认为应先消灭鄂东南六县的地主武装，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政权，伺机攻占岳阳为后方，再作攻打武昌的实际准备，否则直接攻打武昌，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滕代远也认为直接攻打武昌，确实是一种军事冒险，按照的打法，有利无害。最后会议通过了的方案。

会后，红三军团在大冶马蹄驿正式成立，全军17000余人，士气高昂，军威大震。红三军团在、滕代远等人领导下，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军团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奇功。

红三军团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从1928年7月至1930年5月，红五军部队序列虽曾有5次变更，但红五军的党代表或政委之职始终由滕代远同志担任。其间，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后，组成红一方面军时，滕代远还担任方面军副总政委。从1930年6月红三军团成立，至1933年12月，红三军团部队序列虽经历了14次变动，但红三军团政委之职仍由滕代远同志担任。其间，1933年7月滕代远同志还担任东方军政委。在近六年的时间，滕代远同志随同志驰骋疆场，转战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三军团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以下列举滕代远同志在1928年7月至1933年12月间指挥或参与指挥过的重要战斗和战役，从中可窥见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1928年7月30日，滕代远与彭总率部主动撤出平江县城，转战湘鄂赣边境。其间，滕代远协助彭总指挥过的战斗主要有：8月2目平江长寿街战斗；8月6目攻占修水县战斗，歼敌1营；8月23日再打长寿街；9月8日万载县大桥之战；11月27日突袭万载，消灭该县靖卫队；12月10日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

1929年1月26-30日，参加井冈山保卫战；2月上旬，与彭总率红五军冲出敌人包围堵截，到达赣南于都桥头地区；2月中旬夜袭于都城，歼敌六七百人，第一次负伤；5月初重返井冈山；5月中旬与彭总率部在粤北游击，先后占领酃县、桂东、城口、仁化；6月1日攻占粤北重镇南雄；7月上旬攻打安福失利；8月6日率部北返；8月上旬从宁冈出发，一度攻占万载，乘胜到达铜鼓，进入湘鄂赣苏区。

1930年6月中下旬，与彭总一起率红三军团一举攻克大冶城、石灰窑、黄石港，并乘胜占领通山、崇阳、鄂城、咸宁、蒲圻、通城等地，消灭罗霖师之一部；7月3日，与彭总指挥红三军团攻打岳阳，歼敌2个营，并占领岳阳。7月中旬占领平江县城；7月28日占领长沙；8月24日，与红一军团再攻长沙，与敌激战16昼夜而失利。

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参加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取得龙岗、东韶两役的胜利，分别歼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击溃谭道源师。

1931年4月至5月，参加第二次反“围剿”斗争，滕代远担任河西临时指挥部前委书记兼指挥部政委，领导河西反“清剿”斗争，并取得胜利。

1931年7月至9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斗争。9月8日，在高兴圩战斗中再次负伤；10月下旬，亲率红三师一举攻克会昌城，并乘胜占领寻邬、安远两个县城。1932年2月l3日至3月8日，攻打赣州失利；8月中旬参加乐安、宜黄战役；10月中旬占领黎川县城。

1933年1月至3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先后参加南丰、黄陂、草台冈等战役。1933年7月，与彭一起率东方军入闽作，首先进军福建省，拔除泉上土堡，随即攻占朋口，收复连城，续而攻占洋口、峡阳，围困延平、顺昌、将乐，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把顽强的敌十九路军打得落花流水”；8月8日，滕代远因“领导红军长期斗争，极有功勋”，获得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3年9月，开始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虽在黎川失利，但取得洵口大捷。由于滕代远与数次建议中革军委改变错误的战略方针，遂于同年12月被撤职，并调离红三军团，到瑞金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

红三军团杰出的政工领导者

滕代远同志不仅是红三军团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而且也是红三军团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为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部队中党的建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不论是在湘鄂赣苏区，还是在井冈山根据地，抑或在第一至五次反“围剿”时期，滕代远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

1928年8月至9月，为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滕代远、先后在龙门、黄金洞、纸坊、台庄等地，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改造。建立了军政治部，滕代远兼政治部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负责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并制订了一些规章制度。如打土豪、没收和分配财务要经政治部批准，出布告要由政治部署名，杀人要宣布罪状，等等。从上到下健全党代表制，连以上设支部，团以上建立政治部。发展新党员，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严肃党的纪律。滕代远主张“党员不求多，只求精”，坚决反对“介绍党员并未经正式合法的手续，大都每次介绍一二百人，召集一次会举行入校式，甚有照洪家刊香盟誓的办法举行”。试行民主选举初级军官的办法，由可靠的先进分子代替一些思想反动、表现很坏的连排长；废除打骂，实行经济公开和官兵平等制度；清洗反动军官，并利用一些叛逃的事实，对部队进行革命意志和革命警惕性教育；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个部队普遍召开党的支部会、小组会、士兵委员会会议，使党员和积极分子发挥监督和领导骨干作用。对于这些措施，曾参加过整训的李寿轩老人回忆说：“部队整训，就像是生铁回过炉，经过再一次熔炼之后……比以前更加团结、纯洁、精锐，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大大提高”。

在井冈山期间，滕代远系统地学习和运用红四军政治工作经验，加强部队党和政治工作的建设，各项工作比过去更活跃。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全军陆续举行了党员的重新登记；从上到下建立了纵委、支部、小组等会议汇报制度；加强了党员的教育，严肃了党的纪律。在政治教育方面，各连队每日有两小时政治课。中队长以上每日有两小时“军官讲课”，另有“班长训话”。教育内容是“取自省委、中央来件及共产主义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浅说、新社会观及革命常识”。他还要求部队普遍进行了军政、军民、官兵关系的教育；并将军委扩大，吸收部分下级干部和士兵中的优秀党员参加。

滕代远同志在抓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苏区党的地方工作建设，以为红军提供稳定的后方。1928年9月17日，由滕代远主持，在铜鼓县的幽居召开平、浏、修、铜、武等五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五军党委联席会议，正式恢复和组成了湘鄂赣边特委，以滕代远为特委书记。这次会议取得四项重要成果：一是总结了平江起义胜利的经验，即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组织和计划；湘鄂赣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井冈山革命旗帜的榜样。二是总结了平江起义以来的工作经验，初步批判了在土地革命、城乡政策及军事斗争方面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三是初步明确了建设根据地的思想，指出各县工作的中心区域，强调边区各县委在党的领导下，加速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赤色武装力量，不断巩固和扩大苏区的范围。四是决定从各县抽调一批干部和赤卫队编入红军，以加强红军的工农成份。

在滕代远的领导下，红五军对城市的政治工作也日益改善加强。每在攻城之前，滕代远都组织政治部事先对城内一切情形进行详细调查，然后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进城后的工作部署。1929年3月攻打袁州城时(宜春)，滕代远把袁州城划分东南西北四个工作区，每区指定负责人，负责调查和宣传组织工作。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宣传鼓动口号，进行口头宣传和张贴标语，以反击敌人的宣传。进城后，在每区设立几个讲演处，指定负责同志向群众讲演宣传，并进行群众的组织工作。晚间，滕代远又召集会议听取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计划，随后即帮助组织县苏维埃政府和县总工会等。红军撤离时，又进行全面总结，为以后工作提供经验。红五军的政治工作，在滕代远领导下，日益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因此，红军经过之地，群众都烧茶，鸣爆竹，热烈欢迎；每次与敌作战，群众成千上万地积极支援红军。

1956年9月，回忆往事时写道：“代远同志对平江起义帮助不小，是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特别是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建立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都起了积极作用。”彭总还说，当红三军团成立之时，“邓乾元向我表示，说滕代远同志不适宜当三军团政治委员。我说，滕是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在五军中有一定威信而且对革命工作无限忠诚，宜当该职”。对于1933年12月24日，博古等人撤销滕代远同志红三军团政委之职，并调离红三军团之事，彭也说到“无故撤销滕代远同志工作，我当时是有意见的，我给中央去电报，但未得到答复”。这表明，彭总对滕代远同志在红三军团中的地位是充分肯定的。

红三军团中胸襟坦荡的革命家

在红三军团中，滕代远不管对事还是对人，都能以坦荡的胸怀对待之，特别是在调派干部支援兄弟部队时，他能顾全大局，不搞本位主义。

1928年12月10日，滕代远与率红五军到达宁岗，与红四军主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壮大了湘赣边界的革命力量，当局为之惊慌不安。急调湘鄂赣三省十八个团的兵力，以何键为总指挥，分五路对井冈山发起第三次“会剿”。为摆脱困境，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外线打击敌人；由红五军改编的三十团及红四军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担负保卫井冈山的任务。对此，红五军中多数同志不同意固守井冈山，而主张北返湘鄂赣苏区。和滕代远等则力主守山。滕代远反复向反对者说明“围魏救赵”的军事意图，强调坚守井冈山关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性，并从各种条件对比中，耐心说服了大家维护的决定。曾回忆说，“我和代远同志为了照顾全局，使红四军摆脱当时面临的困难，自愿的承担红四军前委的决定”。

1930年1月红六军成立，赣西南特委要求调黄公略任军长，并要求派一批干部支援，作为红五军军委书记的滕代远，以大局为重，不但对黄公略放行，而且还选派李聚奎等一批比较负责的干部，以及干部训练大队全体人员，人枪各百余，支援红六军。

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的部队被编为红五军团。因这支部队里大都是北方人，在江西不仅语言不通，不能做群众工作，连采买也感觉困难。为此中革军委要求各军和独立师抽调干部帮助红五军团。滕代远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毫不犹豫地从红三军团中挑选了一批身体强壮，能做群众工作，有宣传鼓动能力的党团员，输送给红五军团。

对待自己的错误，滕代远同志能勇于批评自我。对1930年下半年中央主张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他也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认识到攻打大城市确实存在着“左”倾冒险思想。对此，后来他在1972年2月3日写信给江西省安福县的一封信中说：“我到峡江会议才认识错误，由拥护、怀疑进而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

自1928年7月滕代远同志到达平江起，他就与红三军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自己的胆识与睿智，而成为红五军的缔造者；他以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定的执行力，而成为红三军团的组建者；他以沉着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而成为红三军团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他以敏锐的政治头脑和深远的洞察力，而成为红三军团的政工领导者；他以坦荡胸怀和无私的精神，而成为红三军团中受人尊敬的革命家。正是有了这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杰出的政工领导者，红三军团才如虎添翼，屡建奇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军团之一。在滕代远同志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创造精神，对我们仍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值此红三军团成立81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高级指挥员、新中国铁道事业奠基人――滕代远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