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中国银行改组与宋汉章被绑架案

摘要:辛亥革命后,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并执行南京临时政府中央银行职能,沪军都督陈其美以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涉嫌贪渎将之绑架,在逼迫筹饷的同时也有打击中国银行信誉的企图,而其背后的动机,也有为其自办的中华银行寻找出路有关。

关键词:中国银行 宋汉章 陈其美

“宋汉章被绑架案”是民国初年的金融大案,由于绑架策划者为上海都督陈其美、被绑架者宋汉章为原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该事件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多方关注。绑架案发生后,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等均对陈其美施加了强大压力并要求将受害者宋汉章立即释放。各方压力下,陈其美辩解称大清银行系前清国家银行,官股应予没收,而宋汉章本人在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过程中有贪渎不法行为,由此才将其扣押调查。那么,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宋汉章原名宋鲁,1872年生于福建建宁(原籍浙江余姚),其父宋世槐曾在福建办理盐务,后协助经元善创办上海电报局,因此人脉,宋汉章在中西书院毕业后也进了上海电报局。1899年底,经元善联合在沪士绅反对“乙亥建储”( 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意在取代光绪皇帝的地位),宋汉章因被牵连而流亡澳门,其改名也由此而起。

1897年,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宋汉章经人介绍后进入该行当起了“跑楼先生”,主要负责中方经理与洋大班的联络及催收账款等事宜。1907年,宋汉章前往香港催收一笔呆账时,途中邂逅户部要员陈陶遗,经其介绍,宋汉章北上任北京储蓄银行经理。3年后,宋汉章被度支部调任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

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大清王朝四面楚歌。作为清末规模最大、同时又兼为中央银行的大清银行,其各省分支机构在革命风波下大多停止营业,唯独位于租界的上海分行在宋汉章的主持下利用总行和造币厂的存款勉强维持。1911年11月3日上海光复后,部分革命党人认为大清银行系清政府官办银行,一度有派人强行接收之意。

在此情况下,宋汉章与原大清银行正监督叶景葵(此时已南下上海)、江西分行总办吴鼎昌于11月5日召集会议,商议对策。须说明的是,大清银行前身为1904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后,其官股、商股各占一半的规定却并未改变。为保全商股与上海分行的整体利益,宋汉章等人在会后决定成立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一个月后改名为大清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在其授意下,各在沪商股股东随后集会议决该行系股份有限公司,其“营业多年,纯乎商办性质”,并选出代表与军政府交涉,“以保全商股为宗旨,请民军保护各分行号,补救损失。”[2]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与叶景葵一同南下的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出任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其上任后即专事筹划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一事。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向孙中山呈送报告,表示在不损害股东利益前提下,愿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并成为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3]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极其困窘,孙中山随后命陈锦涛以财政部名义于当月书面批复其呈请。1912年2月5日,新的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正式开业,陈锦涛及上百位社会名流、银行股东等到场祝贺,吴鼎昌被任命为中国银行监督,宋汉章仍为上海分行经理。

对于中国银行的成立与人事安排,地方实力派、沪军都督陈其美则抱有明显的恶意与不快。上海光复时,陈其美曾要求大清银行上海分行为民军筹借50万两军饷并与北京总行断绝关系,但宋汉章出于种种考虑而并未照办。由于经费难筹、财源枯竭,陈其美为之伤透脑筋,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上海“处此冲繁要地,送往迎来,凡各省运兵运械及各种之供张,事前秘密之布置,善后结束之绸缪,无一事不需现款,无一日不坐愁城,百孔千疮,万分支绌。”[4]

在陈其美看来,大清银行是前清的国家银行,官股应予没收,但宋汉章抗辩称,中国银行有大量商股在内,个人不能做主,且一旦拆分,信用无法保证,整个银行将土崩瓦解,商民损失不可估量。在陈锦涛及商股股东们的明确支持下,宋汉章的坚决抵制令陈其美火冒三丈但又无可奈何,两人可谓宿怨已久。

1912年3月24日,宋汉章应邀前往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小万柳堂赴宴时突然遭到绑架,而幕后策划人正是陈其美。事后,宋汉章自述说,当天尚未等他入席,“约有十二名佩带手枪的士兵用船将我带到南市第十团军营,扣押在那里。”[5]而据次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警务报告》,“宋汉章约在下午2时被人用暴力劫往停泊在苏州河上的一艘小火轮上,船上约有二十名着军服的武装士兵。……小火轮很快向东驶去。”[6]

极司非而路属于租界越界筑路地段,当时并不在沪军都督府的管辖之下,宋汉章虽对陈其美防范甚严,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小万柳堂的后门正对苏州河,陈其美早已派了一艘机动艇候在河边,宋汉章一出现,预先埋伏的兵士就冲进来将之抓走。

陈其美兼有青帮大佬与革命党人身份,其一向娴于暗杀、绑架等黑道手法,自上海光复以来,其为筹款而绑架勒索人质并非首次,甚至针对中国银行职员也不是第一次,只是这次绑架的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事情未免有些非同寻常了。

宋汉章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后,立刻在银行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宋汉章被捕当天,中国银行理监事会分别致电孙中山、袁世凯及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要求各方电饬陈其美并立即释放宋汉章。次日,袁世凯致电陈其美,责其“应按律由法司正式传谕,未便以兵队诱拿”,要求“迅饬查明释放”,但陈其美对此置若罔闻[7]。

之后,中国银行监督吴鼎昌上书伍廷芳,并要求其以司法部名义“迅咨沪军都督”,由中国银行出面保释宋汉章。伍廷芳接信后即连续致函陈其美,要求将宋汉章释放,其对宋的各项指控应由司法解决。

压力之下,陈其美在报端通告,称有人告发宋汉章在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任内,于上海光复时为“预防民军政府干涉,遂觅寓沪三五股东开会于该行,冒称全体股东,以谋抵抗,并将现银契据寄贮洋行,一面移甲作乙,将公款改为私款,使民军无从究诘”;似此“罔利营私,弗顾大局,在银行为巨蠹,在民国为公敌,论其大逆不道,已属罪不容诛”;而“尤为可异者,南京政府成立,财政设有专部,又乘间以股东会议名义,请将该行改为中国银行,握持中央财政出入,要求利益,竟敢倡言保存商股500万两,所有此次民军起义,地方损失,即在官股500万两内取偿,与上年广告两歧,实属贪诈已极”。因此,“迭经敝处函传质讯,乃该经理恃租界为护符,抗不到案。不得已侦其出界,派员捕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