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 以“硬骨头”精神写作

那一夜绍兴河畔鲁迅故里灯光闪烁、人声熙攘，一位身着戎装的获奖者坐着乌篷船，沿鲁迅故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等历史旧址，从“星光航道”行到鲁迅浮雕墙前，踏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简称“鲁奖”）颁奖仪式会场。

这位一身戎装的获奖者，就是著名军旅作家、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王树增。在他心中，鲁迅先生燃烧自己照亮社会前进道路的“孺子牛”精神，永远是自己人生路上的楷模，而王树增也凭借《远东朝鲜战争》和《长征》两次获得“鲁奖”。鲁迅精神的辉光一路播撒，映照着王树增直到今天。

光阴如水又是一个金秋。此刻王树增刚刚完成“革命史系列”最后一部著作《抗日战争》初稿160万字，轻轻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符的他，终于感觉到些许放松。略带凉意的傍晚，记者在北京采访王树增。在灯光摇曳、人声轻语的星巴克咖啡厅里，听他讲述心中的好书、写作和做人。

两获“鲁奖” 好书使人有所得

历史沉浮，浩然向前。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纷繁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十几年来，他以非虚构写作方法，陆续推出“近代史系列”和“革命史系列”著作，目前已出版五部，共计数百万字。2001年，“革命史系列”《远东朝鲜战争》荣获第二届“鲁奖”报告文学奖。六年后，同一系列作品《长征》再得第四届“鲁奖”报告文学奖。第四届“鲁奖”评委会给出的颁奖词是：“王树增的《长征》，从宏观和历史的视角，真实地报告了长征这一伟大的革命壮举。”而回溯写作初衷，王树增则平静讲道：“我将长征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竭力提取的是长征这一伟大行动所蕴涵和映射出的那一群人的不灭信念、坚定追求和永恒理想。”

独特的历史观造就别具一格的作品，《长征》同样如此。皑皑雪山、茫茫草地，是人们心中对长征的普遍认知，而在王树增笔下，这些通常意义上的“重点”内容在67万字的叙述里仅占不足两万字的篇幅。他将笔墨着重落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普通人上。在王树增眼里，长征不仅是身体上对困难的克服，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挑战。力求真实的表现历史，而且作者用心梳理着历史，在揭秘历史真实的同时，发掘极端战争条件下所形成的信仰和精神力量，并阐述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当代的意义，而这种精神更深刻存在于队伍中每一个老少士兵甚至没有名字的战士身上。

“长征红军中那么多人，我找到的不及千分之一。有一些根本就是穷苦孩子，没有名字，只是跟着队伍走，有些在战役中负伤就留在当地生活。当我找到他们时，其实他们很平静，你必须打开他们心中的锁。我有办法，我是军人，我穿着军装。他们对一身军装的人有格外的感情。而且每次我推开老兵的房门前，都尽最大可能打听到当年长征时他的连长是谁。连长差不多是长征过程中他们接触到的最大职级的人，在征途上，连长就像他们的父兄、大哥一样，几十年后提起来仍旧让他们眼泪汪汪动容不已。如果你能在他面前准确地说出他连长的名字、后来的去向或牺牲后掩埋的地方，能讲出他们的队伍走过哪些地方、打过怎样的战役，他就会觉得眼前这个穿军装的更不一样，是真心想和他对话的。”情感的闸门一旦被打开，王树增和老兵便会双双被带回那段血雨腥风而又鲜活生动的岁月中，记忆是相互弥补的，王树增时常会根据自己查询的资料帮助老战士纠正他们的记忆偏差，但他仍旧一遍遍不辞辛苦地寻访、探望那些似乎被遗忘在历史深处的人们。

“我为什么还要采访他？我要知道他那颗心，这是猜不来的。他们给我很多教益，虽然我在书中不会明写，但认真的读者能够读出文字背后的感情。作为后辈，我对前辈始终充满敬意。如果没有他们的长征，哪有我们的今天，这不是套话，是真理。我们把长征这个历史事件，放在整个大历史的脉络当中，来吸取一点儿精神营养，来滋养一下自己的心灵，就足够了。我老想，能不能在这些走过那条路的普通士兵身上，挖取一点能够滋养我们今天心灵的东西，使我们更坚强、更快乐，或更自信。不要轻言失败，不要轻言放弃。往小了说是自己有这样一种阅读的收获，扩大到民族前途，是一种民族的自信心。”

文以载道，汇则兴邦。“写作《长征》的初衷很简单，是对当代世风心有忧虑，对民族未来感到忧患。原始动力就是这个。写长征史不需要我，长征与其说是一段战争史，不如说是一部精神史。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事件，规模不算大，但为何至今受到各方关注，我想更多因为这一历史事件揭示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绝地逢生、背水一战、誓死不屈，最终取得胜利。这一人类伟大传奇的精神内涵实际上远远超出长征在军事、政治意义上的范畴。长征精神已经升华到不论时光怎样流逝，都能给世人启迪，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本书出版8年之久，至今畅销。”

据王树增统计，红军士兵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其中红二十五方面军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八岁。当时红军领导阶层平均也不到30岁。在队伍里有大量十四五岁的小战士。“在长征中，红军大概每公里就倒下三四个人，但战士们的情绪是乐观的，人们能听到战士们快乐的歌声。红军从瑞金出发时有8万多人，走草地时出现分裂，走出腊子口剩下也就不足1万人，恰恰是在这1万人的引领下，数十年后经过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这体现了中国红军从指挥精英到士兵上上下下对生活的自信，恰恰是我们当代人缺乏的。”

这样的细节让王树增经常忍不住做一番比较，“然而现在的青年人，在遇到困难时，时常显得脆弱，缺少精神上的支柱。实际上《长征》是励志书。当代青年生活、精神压力也很大，如果一个有正直精神的年轻人，急切找寻一种精神支撑力量，我在此提供一种选择，读一读《长征》，把这种精神读懂。我非常欣慰很多年轻人读《长征》和‘革命史系列’的其他几本书。”

王树增并不希望做一个简单的类比，让今天的年轻人再经历一次那样的万般磨难，当代青年人要学的是一种面对生活挫折百折不挠，永远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当代青年对中国民族历史的解读还远远不够。一个民族把自己经历的悲伤的或者欢乐的往事当作珍宝一样捧在手里，把它作为照耀民族未来前进的一盏灯。我们的青年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之中，无论如何不能丢失信念和信仰。好书让读者有所得。每次逛书店时我都很害怕，常问自己：有什么理由再给书店增加一本书？我要求自己，没有为书店增加书的理由就不写，否则无非是在制造垃圾。我的才华、精力都有限，但我想读者能在我的著作中获取哪怕一点点，我也没有辜负读者的期待，恐怕这就是写作精神。”

呕心沥血 坚守非虚构文学

海风轻拂、风光宜人，距离韩国仁川前海一公里左右的月尾岛如今已是游人喜爱的游览休闲之地，王树增曾登临这尾小岛，感受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战争的弥漫硝烟；偏僻寂寞、旅途艰辛，王树增曾深入四川的中甸、金沙江畔的石鼓渡口，沿着红军的足迹寻觅那趟二万五千里征途的人事风物……“月尾岛是当年美国最高军事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登陆之地，是朝鲜战争转折点，我要写朝鲜战争就必须登上去实地感受；长征我虽然没有完整地走过，但是我走的里程恐怕不止一个长征，相关地点我都得去，要爬山涉水看一看，不仅看，还找相关人采访询问。非虚构类作品必须采访勘察，否则没法写。”

作为两届“鲁奖”获得者，王树增10余年来将非虚构类文学引入读者视野。其实早在他第一部非虚构战争史作品《1901年》发行时，出版社就无法定义它，它不像是报告文学，更不是纪实文学，最后只好称之为“长篇历史随笔”，王树增笑笑说道：“哪有那么厚的随笔？我愿意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西方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而不是本土所谓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那种‘剪刀加浆糊’的‘报告文学’是不行的。”

多年来，王树增一直坚守于此，并旗帜鲜明地表述自己的主张：“非虚构类作品至少有两个特质，第一，它是在史料占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真实，不允许虚构。这就要求我的写作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每一个人物，哪怕这个人物在我书中只占一行字，也必须要有史料出处和历史档案支撑。因此我的书中对话不多，偶尔出现对话，都能查出相应的历史资料，而且它不是我采访来的，就是当事人本人白纸黑字的回忆录。第二个特质，非虚构类作品必须是文学。它和军事专家写的战史不一样，它一定是文学的表述。文学的表述包括三层意思，第一点想法，我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必须关注人和人的命运，这个是文学基本的东西，所以我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人的生存状态的角度来解读历史。第二层意思，必须有作家鲜明的、带个性的对历史的解读，绝不能人云亦云。你的解读越独特、越带个人色彩，作品越成功。第三个特质，它必须是美文，是文学性的叙述。”

从“革命史系列”首部作品《远东朝鲜战争》开始，王树增就树立“绝无虚构”的写作标准，他认为，非虚构作品之所以有特殊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实性，是对历史事件的实事求是地描写，而为达到真实，作者写起来非常辛苦，他对此深有体会。

“我写《远东朝鲜战争》那时候，书商满大街都是，想省事地弄这个题材的话，剪刀加糨糊，三个月就能拼凑出来。但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只要写好了就有读者，写不好什么都没有。那时候我在广州工作，宿舍外面是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夜里霓虹灯一直亮着，我24小时地拉着窗帘。当时社会确实是比较浮躁，人们心中万般欲念什么都有，在这种环境中之下硬坐冷板凳，一坐就是几年，还是需要定力的。”

《长征》还是沿用《远东朝鲜战争》线性的叙述解构，但在选材上依然困难重重，“长征这个过程完整写下来，几百万字也写不完。”为写《长征》，王树增翻阅数千万字资料，积累二百多万字笔记，写作时参阅的长征地图几乎都被“时间”磨破。对于写作的艰辛，他坦诚相告，《长征》写到最后，“有时就忘了是星期几是早上还是晚上，有时疲劳到极致，甚至有时脑子一片空白”，“很艰苦，确实是用心在写。”

既已往之，不辞辛苦。王树增走遍各地寻访战场旧址、亲历者，进入档案馆翻阅难以计数的日记、电报、报纸。他一边走访，一边记录，每本书动笔之前，都会先形成以百万字计的笔记。的故事在《解放战争》中只叙述几百字，然而王树增为此进行了一个月的走访。对他而言，诸如此类的情形已是家常便饭。每一部书从着手准备到创作出版，都要耗掉他五年以上的精力。在他看来，非虚构类作品吸引读者的很大魅力是信息量，这些信息量是不掺杂水分的史实内容，具有力量。“我想读者能够从中获取点什么东西，与此有关。我不允许自己作品里出现‘心里想’这样的句式，因为‘想’是没有史料支撑的，如果我非要写一个人的思想，一定得查阅到他本人的日记，辅以旁人介绍或者史料印证。如此，我才敢进一步揣摩，但写起来也胆战心惊，毕竟我不知道自己判断是否准确。在国际文学界，非虚构类文学出现很多经典作品，但在当下中国不够繁荣，作品也不多。我想重要原因之一是这类优秀的作品产出慢，不符合现在人们速战速决、迫切看到成果的理念。”

鲁迅精神 责任感激励前行

“鲁迅先生燃烧自己照亮社会前进道路的‘孺子牛’精神，永远是我人生之路上的楷模。我一直得到优秀文学作品给予的精神恩惠，今天在继续享受这种恩惠的同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责任继承鲁迅精神，对读者和社会有所奉献。”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王树增言辞恳切地发表这番获奖感言。

“这段获奖词直到今天仍是我的心声。”星巴克里的灯光柔和挥洒，王树增眼神中却透着对前辈的敬虔之意。略一思考，他继续说道：“精神的滋养是前辈给的，我们都在受前辈的恩泽，从这点上讲我对当代中国否定民族传统和民族历史的思潮感到忧虑，因为精神是割不断的，这种传承令我至今受惠。由此我在获奖词中想表达读书对人的重要性，熟读经典终身受用。这种受用并非今天读经典明天就以此赚钱，而是通过经典改变人生的态度、人格和道德观念。你会比别人更豁达、宽容、坚强，也更幸福。我所说的‘责任’，是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必须奉献好作品，对书的评判标准永远是读者，作家必须赢得读者的尊重，我想我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好作家对于我来说是永远追求的彼岸。”

两次获得“鲁奖”，王树增都不清楚评选的过程。“不知现在‘鲁奖’评选流程怎样，当时评奖过程我都不了解，直到最后公布名单我才知道。记得第四届评奖后有评委给我打电话，大家是同行，彼此都认识，所以他在电话中开玩笑说：‘你这得奖的，还要我们请你吃饭。’然后哈哈一笑，我想这种评奖状态是正常的。”

1952年出生于北京的王树增，受鲁迅影响颇深。“”期间无书可读，鲁迅杂文是他唯一的精神滋养。“现在社会对鲁迅评价各种各样，我想对人物的评论众口一词反而不对，只要不是谩骂，有争论才是正常的。但不论对鲁迅如何看待，‘硬骨头’精神是我对鲁迅肃然起敬的重要原因。我写近代史，在我看来至少从清代以来，我们民族就柔韧性有余，刚烈性不足。”

带着这种敬仰之心，当第四届“鲁奖”评委会问王树增是否到绍兴参加颁奖仪式时，王树增毫不犹豫地说：“去。绍兴我不知去过多少次，有机会我还去。”

不久前，王树增新著《抗日战争》初稿写完。这是他“革命史系列”最后、也是在他看来难度最大的一部。“撰写《抗日战争》首先史料浩瀚，非虚构类作品需要史料支撑，抗日战争涉及国内国际，对史料依赖强，收集和积累是很漫长的过程。为此我去过台湾、日本等地，已经准备十几年，写作历时三年。而且，对于这场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我们有责任全面认知，这场战争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全民族的财富。但认知的缺陷带来写作上的难度，虽然已经最大可能占有、解读资料，但我归根结底还是作家，写的是文学，文学与战史军史最大的区别是，作家要提供给读者独特的认知。这对我是巨大的考验，常常要动笔，又轻轻放下。”对于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来说，这又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精神之旅，王树增却乐在其中，不知疲倦行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