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剖璞正名

摘要：汉语伴随着华夏文明走过了五千年历程。西学东渐请进德赛二先生以来，汉语得到了空前普及提高。共和国成立后，普通话成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对古人食而不化，于西方囫囵吞枣，现代汉语跟普通话与古代汉语、国语、华语的逻辑关系众说纷纭，以假乱真。在提出文化大繁荣的今天，采取科学理性的方法客观认识分析汉文化，融汇古今，中西合璧。避免古今中外言说方式差异引发误读。学习古贤的思想精髓并采用现代科学话语形式、运用系统观点真正传承弘扬汉学的文化精华。

关键词：普通话 古汉语 母语 国语 官话 华语 语音学 等韵学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05-02

普通话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普通话的学术名称叫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制定的官方权威定义。学术暴力阴影几十年挥之不去，中国学术界就这样照本宣科循环论证了60余年。其实中国自明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之后，就开始推广“官话”。不过明初定都南京，其间萌芽的官话概念按理还不是如今的北京话。以北京话为正宗官话，应该是在朱棣迁都北京后逐步定型的。到清代，满清朝廷没有强制推行满语，而是明智地主动学习和使用汉语。满人入关取得政权后，不是宣布自身比汉人优秀，也没有声称自己代表了大中华的先进文化。满人学习应用汉语知识，积极推广官话，从而顺利地实现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也促使中国的科技文化水平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巅峰。

明清两朝皇上狂妄认定，自己就是统领世界的真龙天子，而文人也心安理得妄称天朝国朝。国朝使用的官话理所当然就叫“国语”，那时孑遗的国语之名迄今可以令我们感受到“天朝”的狭隘与自大。幸得走出国门的华夏儿女认知了世界之大，才有可能构想出了“华语”这么一种明亮显豁的名称。但港澳台爱国人士坚称自己说的是国语，却暗含明清两朝遗老的亡国念旧遗风。如果中国人称自己的语言为国语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华人到了世界各国，向友人声称自己能够“使用国语”岂不可笑。须知英格兰人的国语是英语、意志民族的国语是德语、法兰西共和国的国语是法语。上世纪中叶，新中国的语言研究不属于学术而是政治运动，泥腿子使用枪杆子“保卫”祖国语言健康。在将华语改称汉语的同时，一直在不断解释：汉语不是汉族语言而是汉民族共同语，又叫普通话，而且普通话又不是普普通通的话云云。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这句本身不知其可的废话，我们不便说它跟国语之名一样荒诞不经，不过它自身还是有些显得朝三暮四滑稽可笑的。华语被改称汉语，除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学术意味已经黯然消逝。在古老的中华文明日益受到世人尊重的文化背景下，仁人志士想必终会择机恢复“华语”之名，意为“华人共同语”，才能做到名归实至。

毋庸置辩不由分说，推广普通话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现代汉语才是我国大中专学校讲授母语的教学科研标准名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包括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共五个部分的有机结合。“普通话”往往只能表达北京方言为主的语音，比如说“请讲普通话”，并非指出对方所用不是汉语，而仅仅意味着没有采用北京语音说汉语罢了。语文教师在教授古代汉语时，很多人出于表达之需，比如说为了呈现先秦两汉魏晋唐宋诗词歌赋曲的韵律，那是不能采用北京语音的。中国有不可计数的语文教师，我们可否因此认为他们讲的不是汉语呢。这个简单的类比，应该足以令学界分清汉语跟普通话二者的天壤之别。现在叫我们说粤语、吴语、赣方言、闽南话、客家话是汉语方言，让人深感牵强而底气不足。如果表述成包括汉语在内的七大方言，都属华语方言，其中汉语是华语主方言，其他属于次方言。这样才符合现代语言科学的分类规则，也才叫天衣无缝令人折服。

国内现行语言教学科研理论体系认为，汉语共有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含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三种次方言）、吴方言（也称吴语）、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也称客家话）、闽方言、粤方言（也称粤语）。我们无暇在这里展开讨论共同语跟方言、次方言之间的用语规范问题，我们面临更为重要的学术问题需要探讨。几乎所有教材、论著都是众口一辞信誓旦旦地说，方言是普通话的地方变体和分支。但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悖论。首先我们不知道学术界认为北方方言跟普通话谁是谁的变体或分支。不过仅凭常识大家都知道；无论世界各国以何种语言作为官方用语，那一定是发生在先有多种方言之后的事。不然就毫无必要去选择采用某种基础方言或外来语言为官方用语了。问题是，无论何种方言，都绝不可能是官方语言的“地方变体和分支”。地方方言跟官方语言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这是毋庸苦辩的简单事实。汉语界所称的“蓝青官话、西南官话”等等，都是不明就里的人采用的术语。所谓官话，其实质就是地方自治时期的官府通用语。早在汉语之名还未出现的时候，在民族地区就称之为“客话”或“明话”。揶揄人一点就说成“官腔、京腔”，时髦说法就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当然我们也很乐意帮助变体说或分支说找到一点似是而非的依据。关于地方变体说，可以追溯到西方社会流传甚广的《圣经·旧约·创世纪》：“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Babel）在欧美语言中至今仍然是“变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