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基尔达群岛:遗落在“世界的边缘”

圣基尔达，你并不存在。你的名字只是一群鸟儿的嗫嚅低语，它们栖息在外赫布里底群岛以外，王国最偏远地带的几处高耸岩石上

――朱迪丝・莎兰斯基《岛屿书》

《岛屿书》是手绘地图和幻想文字的美妙结合，德国女作家朱迪丝・莎兰斯基在书中介绍了50座遥远岛屿。她认为这些岛屿“你难以拜访，也永不能游历。没有人能去这些岛屿，但又有谁不想去呢？”《岛屿书》的封面是纯粹的蓝，代表海洋。空空荡荡的蓝色中有4个不规则小色块。当我仔细辨认时，发现这几个小色块就是我曾经去过的圣基尔达群岛（St. Kilda，位于苏格兰外赫布里底群岛最西岸，距北尤伊斯特岛（North Uist）西北64公里，大西洋北部群岛）。

“爸爸去哪？”

2013年5月，我的邮箱里收到了新华社摄影部国际组 “关注文化遗产系列公益报道策划方案”。策划中提到的英国文化遗产就是圣基尔达群岛―英国唯一一个文化、自然双重遗产。作为新华社驻伦敦的摄影记者，我本着“守土有责”的原则，趴在办公室墙上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地图”上找了半天，这个小岛也无迹可寻。谷歌搜索一下才发现，它位于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中最遥远的一个点。网上也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圣基尔达群岛由4座岛屿―赫塔岛、邓岛、索厄岛、博雷岛组成，面积约8.53平方公里，距离苏格兰大概200公里。圣基尔达群岛曾经是英国最偏远的居住地。18世纪，岛上人口曾近200人；1983年，因传染病肆虐和生存环境恶劣，所有岛民集体搬往它处。现在，这座岛上没有常驻人员，只在夏季，苏格兰国家信托基金会（The National Trust for Scotland）组织1至3名看守及科研人员上岛―这简直是一个荒岛！

至今还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我得到了一本《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不太厚的小人书，却打开了孩子们的荒岛历险之梦。那时表弟经常来家里，和我同住一屋。有天晚上他问我睡不着怎么办，我说想点有意思的就睡着了；他有点困惑，“我不知道想什么？”我帮他开动脑筋，“就想我们像鲁滨逊那样在一个荒岛上，想尽办法活了下来”。这样的胡思乱想是我们当年入睡的最佳佐料。不知现在已经在军队当上团长的表弟还记不记得童年的睡前故事。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同样有荒岛幻想情节的人。曾偶然读到美国水手乔治・休・班宁（George Hugh Banning）的书，发现他也对人迹罕至的地方充满向往之情。这位特别的水手，内心一直热切地盼望着自己的船能在什么地方走失。到底在什么地方失事，他倒是无所谓，“只要是一块上帝遗弃且四面环水的地方就可以了。”可是他很不走运，他抵达的所有岛屿，口香糖包装纸和美国口音都随处可见可闻。

他如此，我亦然。曾经16年军旅生活，我经历过多次野外生存的险情，也曾与一群战友被关在一个小岛上集训。无论坐轮船、上军舰、乘缉私艇、登冲锋舟，所到的每一个中国偏远岛屿，即使没有岛民，也能看到边防，算不上荒岛。因此，那本黑白小人书里的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一直是无法替代的童年梦想。

得知要去圣基尔达群岛―这座英国去最偏远荒凉的小岛―拍摄时，我兴奋地把羽绒睡袋和从北京带来的军用压缩干粮、能量棒、军用水壶、风镜、手套、指北针、净水片和防蚊虫剂都塞进背囊。

好多没开封的装备都派上了用场。我6岁的儿子殷小雨坐在旁边看我打包，不解地问：“爸爸去哪儿？”

“一个荒岛。”我答。

“岛上有狮子吗？”“没有。”

“有老虎吗？”“没有。”

“有蛇吗？”“也没有。”

儿子兴致索然地走开了。

“出埃及记”

七月的一天，我从伦敦出发前往圣基尔达群岛。路途要花费2天，先在苏格兰高地因弗内斯（Inverness）转机后抵达外赫布里底群岛的斯托诺韦（Stomoway），再坐长途车一路向西到利弗堡（Leverburgh），然后等着转船去圣基尔达群岛。然而，当地突变的恶劣天气给我泼了冷水。船运公司告之，因风高浪急几天之内都不保证有船前往群岛。

我滞留在码头旁边一家青年旅社狭窄的6人间里，白天四处闲逛后在自助厨房里用黄油做了西红柿炒鸡蛋，香味引来了一群老外驴友流着口水围观。晚上，一个来自伦敦的小伙子在门口凛冽的海风中抽着我的红塔山（英国立法不允许室内吸烟），他吐着烟圈叹息：“啊！这是世界的边缘啊！”（外赫布里底群岛维京语名字意为“世界的边缘”）我问：“那圣基尔达是什么？”他答：“那是世界的尽头啊！”

3天后的清晨，我终于接到可以出海的电话。这是一艘能坐12个人的小艇，与我同行的还有9名旅客，因圣基尔达群岛没有住宿，游人只能在岛上游荡4个小时后随船返回。小艇在风浪未平的北大西洋上颠簸，每个人都痛苦不已，大多数人抱着船上专用的呕吐杯苦苦煎熬。3小时过去了，我终于也坚持不住，伸手向船长申请呕吐杯时，他却大喊：“看！圣基尔达！”

越来越近，一座光秃秃没有一棵树的小岛，显现在眼前（这是圣基尔群岛的主岛赫塔岛，只有此岛曾有人居住）。它周围的几个岛礁和岩柱，则完全为灰白色。近了，才发现那不是岩石的本色，而是厚厚的鸟粪覆盖了它们。因为马达声的惊扰，突然间，数万只塘鹅（学名鹈鹕）、管鼻藿（一种与鸥类相似的鸟类）和角嘴海雀从我们船边的岛礁和岩柱起飞，布满了我头顶的整片天空。我扔掉呕吐杯冲到甲板上，一边努力稳住自己在摇摆的船头不落水，一边开始不停地用广角镜头拍摄鸟群，用长焦镜头拍摄绝壁上的鸟巢。船长介绍，由于天气恶劣不适合种庄稼，当年岛上居民以捕猎海鸟为生，同时饲养少量山羊。他们在夏天猎鸟，然后把它们拔毛晒干后储存起来，在严酷的冬天食用。他们用鸟毛和提炼的油与外界换取生活必需品，把骨头做成日常用具，鸟皮做成鞋子。

至今在这些嶙峋的峭壁和海礁上栖息着数十万只各类海鸟。船长手指一个刚刚经过的高耸海礁告诉大家，这是圣基尔达群岛的博雷岛，自古无人居住，世界上最大的塘鹅群―约6万对塘鹅在这片海礁及周围的石柱上繁衍生息。据说当年十多个赫塔岛民划着小船来到这里攀爬峭壁，徒手猎鸟时惊动了鸟群，受到攻击。十多个人都没能再回到他们生活的赫塔岛。

在经历了风浪后，我们终于在赫塔岛靠岸了。看守员沙曼在岸边迎接上岛的几位游客。沙曼警告每个人，要注意岛上延绵的悬崖，大雾、劲风和鸟的袭击都会让悬崖边的人危险倍增。感谢新华社伦敦分社的同事白旭一直帮我联系，我才能够在岛上找到地方过夜。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中，我把背囊放进了看守员的小石屋。小屋就在离海5米的地方，因为地势略高，我不用担心涨潮时海水会冲进睡袋。看守员沙曼告诉我，在几百米外有他们从山顶引来的山泉水，可以直接饮用。

赫塔岛上散落着十余座已经荒芜破败的石舍和几百个储物石室（英文名为cleitean或cleit），这些残存的遗迹早已成为野羊与海鸟的巢穴，人类反而成为外来的访客。人类文明的消失为一些稀有的物种和濒临灭绝的鸟类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在起伏的山坡上，仍然存留着石头垒砌的围墙，以及圈起的一块块耕土。当年在岛上定居的人们曾用这些石圈防止他们种植的少量燕麦、大麦等作物遭受北大西洋终年劲吹的风暴。在观察了一下地形后，我背上装备及器材前往海岛的最高点―海拔376米的Conachair崖。这座山崖不算高却很陡，布满碎石和杂草，难寻人迹小径。我手脚并用地攀爬了40分钟，接近半山腰时突然听到脑后传来“咔咔”的声响，连忙俯身；一只大贼鸥擦着我的帽沿掠过后在空中转身，再次笔直向我俯冲过来。我愤怒地举起三脚架准备迎战袭击者，忽然听到附近一堆乱石中幼鸟的惊恐叫声。顿时，身为人父的我对这只勇敢的大鸟多了几分欣赏和理解，只是在这乱石密布的陡峭山坡上，想快步离开是不可能的。只好一边躲避着大贼鸥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一边狼狈地夺路而逃。

就在即将爬上高崖时，突然浓雾从身后赶过了我的步伐，几分钟之内四周便混沌不清。愕然间，经验告诉自己，此时在不明地形情况下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动，索性躺下休息。一个多小时后，浓雾被海风吹散，像拉开了帷幕，整座海岛由南至北一点点显现在我的眼前。爬上数步之遥的Conachair崖发现，山从另一端骤然落下，白色的海鸟在几百米的悬崖下盘旋，让人眩晕。整个岛除了一处几百米的海岸线，其它与海连接之处皆是悬崖，终年时起时伏的雾气是登岛者最可怕的敌人。

这时，一缕阳光从云层中钻出来，照射在山前那片被遗弃的村庄上，前景是4个用来保护耕地的石圈。我在离悬崖几米远的地方支好三脚架，开始用70～200毫米的镜头拍摄。半小时后，太阳开始西沉，我顿感头脸奇痒难忍，才发现头顶上盘旋着数百只针尖大小的飞虫形成如天使般的圆环。十多年前，我曾在一座海岛被小虫叮咬了近百个大包，痛痒至周身发烧，苦不堪言。之后，我对特别细小的吸血动物有了心理障碍。此时，一定是我早晨喷过的防蚊虫药物已经失效，让这些喝腻了野羊血的蚊虫们闻到人味后兴奋不已。舍不得黄昏的光线，我只好且战且拍，挥舞双手在虫群稍退时扑上去拍2张，然后马上在脸、脖子上疯狂拍打这些为了换口味不惜生死的小东西，恨恨地想：它们一定是第一次吃中餐。

晚上，一边搔痒一边回看拍摄的照片，村落中央巨大的圆形石圈引起了我的注意。问过看守员沙曼才知道，那是岛民的墓地。而那一个挨一个，且没有墓碑的小土丘是新生儿的坟墓。这个岛最终被认定不适合人类居住，新生儿的高死亡率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从1830年到1891年间，160个新生儿中92个出生仅数周就去世了。最糟糕的记录是1866到1870年之间，出生的14个孩子全部死去了。《岛屿书》中写道：“圣基尔达墓地里，岛屿的未来在沉睡：所有婴儿出生时都很健康，而到了第4、第5或者第6天的晚上，他们便停止了吮奶；第7天，婴儿开始上腭痉挛，喉咙紧闭，呼吸、进食困难，肌肉抽搐，下颌紧张，目光亢奋，呵欠连连，张开的双唇之间露出苦笑的表情；第7天和第9天之间，三分之二的新生婴儿都会死去……有人说，这与当地的饮食结构有关，鸟肉油脂太多，并且鸟蛋气味很像麝香，会让母乳变苦；有人说是血液的关系，近亲结婚导致新生儿血液虚弱；还有人说新生儿是因房间里烧的泥炭所散发出的烟炱窒息而死的……更多当地人私下里谈论，婴儿的神秘死亡是全能者的预言。”

第二天清晨，我走近那个石圈，脚步很轻，不想惊醒那些沉睡的幼小灵魂。然而，那群在墓地旁吃草的野羊，看到拿着相机的我，突然惊恐奔跑起来，留下一片尘埃喧嚣。

1930年，在圣基尔达群岛上与严酷的自然苦苦抗争，挣扎着延存下来的36名村民，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看不到未来的海岛，集体向英国政府申请将村落迁往苏格兰主岛。当年8月29日，全体居民把《圣经》翻开到《出埃及记》，在桌上放了些谷物，便永久地离开了他们的家园，一种存在千年的生活方式随之消逝。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圣基尔达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之石”

我所住的小石屋的窗户，面朝大海和圣基尔达群岛中的邓岛。每天清晨，我都在海水的冲刷声中睁开眼睛，躺在床上，看着远方的大海发一会呆才会起身。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的诗句背靠人类文明，言语中透出向自然索取的轻松。他定难体味当冬季的风暴从数千公里的开阔海面上无遮无挡地席卷而来，异常凶猛地蹂躏着小岛上的“海景房”时，那些依靠储存的鸟肉勉强度冬，看着婴儿在自己怀中停止呼吸却孤立无助的圣基尔达群岛岛民，想要逃离荒岛，冲出樊篱的渴望。

然而，对于终于决心离岛的人们来讲，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他们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也很难融入岛外的世界。在经过了抵达外界的新鲜感后，他们又陷入了如孤岛般的无奈与无助。圣基尔达群岛的荒芜，不再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中，却一直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2010年是最后一批居民离岛80周年，看守员沙曼见到了100多位圣基尔达后人“还乡团”，听他们说起了很多长辈离岛后的艰辛故事。

这些后人在岛上探访找寻祖辈的“石”，那是从悬崖伸向海中的一块狭长岩石，高悬在几百米的空中。当年，岛上所有年轻的男子必须单脚站在上面向爱人求婚，以证明自己的勇气和真心。看守员沙曼61岁了，他也曾小心爬上过“石”眺望远处。在大学读完文化地理学专业后，沙曼成为了圣基尔达群岛的看守员。4年看守员的工作带给了他满足感，也让他有时感到孤单。他说自己曾经有一个女朋友，但她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小岛，最终因为两人聚少离多，相隔太远而分手。沙曼始终没有机会在已经荒芜的“石”上向她求婚。现在，虽然岛上难见人迹，沙曼还是喜欢拿一本书，躺在岛上最偏僻的角落阅读。他说在岛上生活平静且时间充足，所以准备写一本书，是关于未来人们在圣基尔达群岛生活的幻想小说。

“在一个日趋机械化、城市化的世界里，大自然成了一处避难所，一处具有改变人类情绪和思想的伟大力量的，适于深思、寻求灵感的地方。”作家林恩・沃伦（Lynne Warren）在《世界的边缘》（Edge of the World）一文中写道。

圣基尔达群岛就是这样的避世之所，然而，没有人能在这里真正留下来，严酷的自然条件击退了一拨又一拨离群索居者。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把这里看作大英帝国最偏远的地方，称之为“世界的尽头”。这不是地理的距离，是心理的遥远。

沙曼告诉我，现在岛上设施维护的经费来自国家拨款和非政府组织“圣基尔达俱乐部”的捐款，每年提供1.2万至5万英镑资金作为维护开销。

第3天的午后，我乘小艇离开，沙曼独自一人在岸边向我挥手告别，突然他向我大喊：“请告诉你的孩子，岛上没有老虎，我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