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十大理论贡献述评(下)

中图分类号：F014；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1―0081―07

生产关系特殊，是指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即特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形式”。某种商品经济的社会形式，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用公式表示，简而言之：生产形式=生产力+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特殊(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生产形式+生产关系特殊(所有制形式)。由这些公式，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生产形式是个独立的经济范畴，它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统一所组成。市场经济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是个中性范畴，它与所有制形式无关。市场经济作为生产形式范畴，就完全可以与私有制分离而独立。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无政府状态经济；这三对范畴，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却一直未能将其确认为生产形式的范畴，使理论研究陷入混乱。(2)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等于生产关系特殊，它必须与某一种生产形式范畴相结合，才能形成某种生产方式。(3)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形式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立范畴。(4)根据以上原理，市场经济是生产形式范畴，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完全可以脱钩。这就从经济范畴的高度、从基础理论上解释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一重要命题。(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由市场经济这种生产形式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特定的所有制形式相结合、相统一而形成。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内部组成必定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复合型生产形式范畴(即计划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生产关系特殊的结合。这种结合是两者的内生的紧密的天衣无缝的结合。这一原理用来观察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为何能相互结合这一难题，就变得顺理成章、理所当然。

运用上述新的方法论原理作为分析工具，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明确结论：我国作为改革对象的原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破除传统的以产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旧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所以，改革的对象只是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改革过程中理应将产品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保留和完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卓炯将生产形式范畴引入他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将这一新范畴在新体系中作了定位。他的论点是：生产形式只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只有将它与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具体的所有制形式)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卓炯提出的生产形式范畴的新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这就是，可望将市场经济这种生产形式发展为一门学科，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和生理机制。这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何国文先生高度评价了卓炯提出的生产形式范畴，将它称之为“卓炯的生产形式学说”。如果说生产形式理论作为一种学说这一提法能否成立尚需研究，还不如将它作为“卓炯学说”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基本上赞同何国文先生的以下评论意见，他写道“卓炯的生产形式学说，专门研究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一般劳动过程，揭示一般劳动过程所采取的形式、所具有的经济范畴和客观经济规律以及它们与社会经济形式的关系，并主要着眼于论证商品经济是一种生产形式。我认为这个学说富有创见，自成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发展。它在研究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但超出了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这有两个含义：一是说生产形式学说涵盖了商品经济理论，比商品经济理论有更广的外延，商品经济理论只是生产形式理论的子系统。二是说它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是一种发展，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供了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所未论述或未充分阐述的一些新东西。”

“这是个言之有理的理论上的重要创新，有基础性的意义，能使人们从传统理论的许多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为邓小平提出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提供坚实的理论根据。……能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宝库，并对实践发生深刻的影响，有待发掘和探讨。”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世界性的难题，在卓炯理论面前则可迎刃而解。这个“刃”就是“生产形式”范畴。卓炯生产形式范畴理论的确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具有两方面的实践价值：第一，使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剥离开来，成为独立的生产力组织形式或工具；第二，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内生性的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是作为完整的具体的现实的生产关系存在的，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必然要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东西。它们两者的结合或统一，是自然的事，是内生性的融合。

七、卓炯创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

卓炯早在1962年就提出从劳动范畴出发、以社会分工为基础来构筑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的设想。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只要将《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体系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就能建立表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体系。卓炯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和经济范畴二重性原理，为寻找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经济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传统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特殊作为研究对象，而卓炯主张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应当改为生产方式，即生产形式与特殊生产关系的统一。因此，他所倡导建立的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部比较理论经济学，其理论体系包括三个层次的范畴体系：一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体系；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体系；三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体系。其代表作有二部，一是于198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探》，二是于他逝世后的1990年出版的《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前者是卓炯比较理论经济学的大纲，侧重于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体系的闸发；后者是前者的充分展开，完成了三个层次范畴体系的阐述。

1983年卓炯发表的《关于的生命力的探讨》一文，旨在全面挖掘和继承《资本论》中的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体系，即扩大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该文实际上是《扩大商品经济论》的提纲，提出了这部论著的主要范畴和思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卓炯将资本范畴改造成“资金”范畴与“社本”范畴。

剩余价值是扩大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另一个基本范畴。卓炯说，“只要从劳动生产率方面来理解，剩余价值就是一个扩大商品生产的共性问题。 只要有扩大商品生产，就有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剩余价值，而在于剩余价值归谁所有。”他把一般剩余价值看做是一般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叫做“无偿占有价值”，把社会主义的剩余价值叫做“公共必要价值”。同时，卓炯把作为私人雇佣劳动对立物的社会劳动，叫做“联合劳动”。进而确立了资金、剩余价值和联合劳动这样三个基本范畴，并以这三个经济范畴为主范畴，构建了扩大商品经济的理论体系。

卓炯的这个理论体系，既是劳动经济学，又是商品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作为劳动经济学，它从劳动范畴出发，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建立在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体系上。社会分工本身就是一个有用具体劳动的多支的体系。“这些一般劳动过程的经济范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它直接表现为劳动的形式或劳动产品的形式；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形式或劳动产品形式便转化为价值的形式，而这些价值的形式的本质仍然是劳动。”“当这些一般劳动过程的经济范畴同独特的生产关系结合起来以后，就成为社会经济形式的经济范畴。”在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条件下，产品包含物化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价值=c(生产资料价值)+v(必要价值)+m(剩余价值)；在扩大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c(不变资金价值)+v(可变资金价值)+m(剩余价值或利润)，剩余价值转化为资金；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无偿占有价值)；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c(不变社本)+V(可变社本)+m(公共必要价值)。上述价值构成公式体系，集中概括了卓炯比较经济学的特点。

卓炯的经济学还是一个多层次的经济规律体系。他运用自己的方法论考察经济规律，其结论也同他人有别。他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一定发展阶段的物质生产力的规律，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化生产与社会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作为社会基本经济规律，它必须能够制约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过程；而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只制约经济生活过程。卓炯进一步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是扩大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无偿占有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等等。这样，社会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其他特殊经济规律，就构成了卓炯理论经济学的规律体系。

八、卓炯在1979年率先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思路和改革纲要：破除产品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全国大多数知名经济学家都与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会议解放思想，普遍承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等观点，突破了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论观点。卓炯在为会议提供的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中写道：“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好像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又说：“斯大林所讲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计划产品经济。”

现在看来，这是一篇卓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运用他在60年代初开始形成并正在继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理论上分析和阐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方向、道路问题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论文中，卓炯一是提出了苏联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二是概括出了我国旧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产品经济体制；三是指出了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指出了必须进行有步骤的改革。这一改革方略的提出在国内是最早的。直到1987年，国家体改委才着手研究中期改革纲要。

卓炯的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学术研究》1979年第4期。这篇论文是这次无锡会议上最有分量、最具影响的成果之一，产生了强烈反响。

卓炯在该文中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表现为在财政体制方面是无偿拨款；在物资体制方面是产品调拨而不是产品流通；在企业体制方面是财政统收统支，企业无权无责；在工资体制方面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在计划体制方面是自上而下，集中过死和主观主义；在商业体制方面是统购包销、行政层次和行政区划；在金融体制方面是以财政拨款为主，不能充分发挥银行的骨干作用。这些都带有极大的自然经济因素，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不要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浪费极大，速度缓慢。

卓炯提出的改革纲领就是：“当前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其关键就是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卓炯指出：“财政上的无偿调拨，就是不承认等价交换。在计划价格上强调计划调节的结果，就是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在工资体制上，由国家规定一个工资总额和一定得工资级差，也就是所谓八级工资制。不论生产好坏，企业盈亏，一律照发工资，严重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实行财政上的统收统支，利润全部上缴国家，用钱只能向国家伸手，企业变成了一个无权无责的经济单位，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在商业体制上的统购包销，也是严重违反价值规律的。物体体制上的产品调拨是一种离开满足社会需要的盲目调拨，也是违反价值规律的。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一个中心环节就是要正确发挥银行的作用。”

卓炯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主张，包括十个方面：一是改革财政体制；二是改革投资体制；三是改革价格体制；四是改革计划体制；五是改革工资体制；六是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七是改革商业体制；八是改革物资管理体制；九是改革银行体制，十是主张有步骤地稳步渐进式改革。“要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为产品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体系，就必须有步骤地加以改革，才不致引起经济管理上的混乱。”

九、卓炯对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重新解释及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否定。

与商品经济问题相联系的价值规律问题，是卓炯长期研究的另一个课题。价值规律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至今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然是肤浅的、片面的。起初，人们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学来的说法，仅仅 只抓住“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句，仍是十分片面的理解。按照他的理解，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经济规律，应当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或系统来理解。价值规律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卓炯依据马克思的《资本论》，归纳出价值规律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机制的主要内容，即价值规律机制一般应包含这些内容：第一，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前提，社会需要有决定意义，满足需要是价值规律的第一个要求，因此，要从社会需要出发；第二，作为多种含义的综合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第三，是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间的分配调节社会生产；第四，价值决定价格；第五，商品价值和社会总产值是由C、V、M三部分组成的，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以价值为基础的经济范畴；第六，价值贯穿于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这些内容虽然各有其独立的职能，但作为调节作用，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按照价值规律的机制办事，才能真正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劳动时间的调节，个别劳动时间总是不相等的，要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调节。第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调节作用一是要根据社会的需要；二是要把社会需要的一定数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比例地分配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领域；第三，进行经济核算。其客观要求，就是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充分的经济效果。经济核算的重要支点，是作为一般劳动范畴的抽象劳动的三种不同成分。即C、V、M，也就是价值构成。总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就是发展生产的规律；价值规律要求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价值规律也就是提高经济效果的规律；价值规律是贯穿于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过程中的全面调节生产和流通的根本的经济规律。

卓炯指出：用人的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势必导致产生脱离经济规律的主观主义。把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说成是国家计划的调节作用，就会违反价值规律，使客观去符合主观，就会使国家计划落空。

卓炯一向对所谓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持怀疑态度，并进行了重新探讨。

在五十年代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作者就对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产生了疑问。1961年，他在《试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一文中，正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1978年以后的论文中，他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斯大林所表述的“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可以推倒的，这一提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应该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但是，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本质的，不是什么“目的”和“手段”，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规律”讲发展生产和满足需要其实只是讲的社会再生产的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是任何社会再生产都存在的普遍矛盾。因而“规律”并没有反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矛盾，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矛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其本身已经解决了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就不必另外再搞一条基本规律了，社会主义生产脱离了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价值规律，实践证明是不行的，而所谓“规律”是与价值规律相排斥的。而且，把“办法”当规律，就失去了规律的客观性质。

卓炯认为，这一“规律”的提出，是与产品经济思想相联系的。因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产品经济，当然就不用联系生产关系来讲经济规律了。实践的发展，证明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即以公有制为基础、以计划为指导、实行经济核算的商品生产，这就必然要突破产品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应当以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为出发点，来探讨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那么，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这就是卓炯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公共必要价值规律的观点。他认为，要探索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必须从这个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出发。而要确定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又必须以分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为中心线索。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表现的不同形式，就是某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征。其中，剩余劳动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中心问题，就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不同形式。总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对矛盾的特殊的表现形式，就反映了一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矛盾。剩余劳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则反映了一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规律。例如，原始公社的特征就是很少剩余劳动，且为公社占有，故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的特征，在于奴隶主不仅占有剩余产品，而且占有必要产品，奴隶成了会说话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地主，通过占有土地而占有剩余产品，所以封建地租规律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资本家则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剩余价值，因而剩余价值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

卓炯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一个认识过程。经过20年的思考，最后卓炯得出结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就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调节作用。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一条独立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的微观调节作用和宏观调节作用是一个整体，不能把它分割开来。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属于价值规律的宏观调节作用。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独立为一条规律，实质上是否定和排斥价值规律。前者和后者不可能是相辅相成的，而在实际上是互相排斥的。提出这个“规律”的思想根源，也在于产品经济思想，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从而把社会主义经济理解为自然经济。长期以来，实际上是把“有计按比例发展规律”用来代替价值规律来调节社会主义生产的，因而是把它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的。由于这条“规律”不要求从社会需要出发，不考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致使我国长期运用这条“规律”而从没产生经济效果。事实说明它不是一条客观经济规律。

卓炯认为，这条“规律”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把它和社会再生产规律混同了起来。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规律，可以概括为生产分为两大部类、价值分为三个部分这两个基本原理。马克思正是运用这两个原理分析了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及其量的比例。既然“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根据也是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它就是再生产规律的同一个内容，就不必也不宜再独立成为另一个“规律”。如果节外生枝，再另立一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不仅无必要，反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不良结果。

十、卓炯在1987年就主张注重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要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定 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卓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关心的重点问题，是在经济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

在1986年下半年至1987年6月，他先后写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发展商品经济》、《谈谈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问题》、《关于所有制改革的几点思考》等多篇文章，阐发了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所有制理论。核心论点是实行公有制不动摇。

卓炯针对当时经济学界流行的所有制改革的观点，认为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承包、租赁等改革看做是所有制改革的观点，“纯属是一种误解，这与其说是公有制的完善和加强，不如说利用商品经济的范畴来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承包、租赁、集体经营、经济联合体、股份，都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谈不上所有制的改革。过去，由于搞产品经济，所以不重视这些商品经济范畴，甚至误以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其实，这些经济范畴，只是一般商品经济的范畴，属于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它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为社会主义服务。”

卓炯不同意当时经济学界一度流行的抨击国家所有制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源自南斯拉夫。国家所有制产生，不是国家所有制的过错，而是国家所有制和产品经济结合的产物。

卓炯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建立强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一个最大的缺陷。现在的全民所有制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所谓全民不全，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当前的国家所有制只是由于和产品经济联系起来，没有真正和商品经济联系起来，所以，还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实行股份公有制是一条出路，但不能因此否定国家所有制。”

卓炯坚持公有制，但并不是没有看到产品经济下公有制的弊端，而是认为，那种公有制产生弊端的根源在于与产品经济相联系，因此，公有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把公有制与商品经济联系起来，比如实行股份制。股份制不仅是一个所有权问题，而主要是一个商品性问题，因为股票也是一种商品，进行买卖，这样就把资金搞活了。产品经济不承认股票，所以资金是死的。国有企业改革不是改革掉国家所有制，而只是改革国家所有制的产品经济实现形式，引进市场机制。

卓炯主张，国家所有制改革要引进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的理论，对此他作了充分论证。两权分离是维护全民所有制的必要前提。实行两权分离，一方面是保持所有权属于全民或者国家所有，这样才能维护全民所有制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要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个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也就是要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个企业之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要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除了原始共同体和独立的小生产以外，在阶级社会以至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权资本与职能资本是分离的，即股份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是分离的，股份所有权享受绝大部分剩余价值，而职能资本家享有充分的经营管理权。资本主义经济不论如何发展，所有权仍然属于股东私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样，将来变成股份公有制，公有股应占统治地位，个人股只能是少量的，也可以分享一点剩余价值，大部分归国家所有。国家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结合起来只能享受大部分剩余价值，而不一定产生。因为企业有了充分的经营管理权就可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经营管理权不论如何发展，其所有制性质仍然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

卓炯指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强调企业要有所有权，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强调企业所有权的结果就会变成企业所有制而否定国家所有权。

社会主义一定要确认公有制，否则就没有社会主义了。我们承认有一部分个体、私营经济，当然是私有制，这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个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企业，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也只能产生少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处，也不可能建立私有制。至于集体股份经济或者合作经济，仍然是集体经济，不会向私有制转化。因此，卓炯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只要掌握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对分离，是不会改变公有制的性质的。他说，发展股份制不是搞私有制。中国再搞私有制，一定会天下大乱。卓炯主张在国家所有制的改革中引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引入股份制的基本思路无疑是正确的。

卓炯认为我国今后改革方向是实行“股份公有制”，是重要创见。他强调：“不能把股份制本身当作所有制的改革，所有制仍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一再讲，没有公有制，就不成为社会主义。在当时，我国经济学界已出现否定公有制的苗头。对此，卓炯批评说：“现在有些同志已经发展到认为建立私有制势在必行。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觉，把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了。”他针锋相对地批评私有化观点。卓炯写道：“×××同志很强调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所有制改革。……其实，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主要是把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并未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在城市的改革中，将以建立越来越多的股份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为重点。×××同志也认为是所有制改革。”卓炯于1987年逝世后的10年之后，中国改革出现了以“产权改革”为重点的公有制企业私有化问题，违背了卓老的正确观点，教训是深刻的。可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守住这个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底线，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则。

卓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面对来势凶猛的私有化浪潮，敢于挺身而出，成为中国第一个反对和批判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他既是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又是第一个提出实行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学家，他是彻底的市场经济论与坚定的公有制论的统一论者。这充分体现了卓老的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预见未来非凡的理论水平，体现了他的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英雄本色。

由上所述可见，卓炯先生一生作出了十个方面的独特理论贡献，超前地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了理论准备，实现了一场由产品经济论转向市场经济论的理论革命。卓炯经济学说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是长久不衰的，至今仍有现实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