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研究

〔摘要〕 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依据在于：这是对业务者敬业职守特别要求的体现，是业务者违反较大注意义务的责任体现，是业务过失行为违法性责任要求的体现，是多数国家抑制业务过失犯罪的有效措施。我国刑法关于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并没有完全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目前学界的建议也存在诸多不足。为解决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应采取适当提高自由刑幅度、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的方式来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 业务过失，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注意义务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6-0118-05

我国刑法关于业务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坚持以自由刑处罚为主，即刑法针对所有的业务过失犯罪规定的自由刑大体相同。但与普通过失犯罪相比，业务过失犯罪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却仍然有所偏轻。尽管1997年刑法以及陆续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业务过失犯罪刑事责任刑轻于普通过失犯罪的情形，但这一立法精神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在刑法分则当中仍然存在诸多刑事责任规定失衡的现象，其中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最为典型。

一、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依据

目前支撑我国刑法规定的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应当轻于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观点的依据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业务过失犯罪属于工作或职业上的过失所致而非故意破坏，不宜处罚过重。〔1 〕二是业务过失犯罪的发生通常与生产设备条件差、工作或交通等条件落后、规章制度不健全等多方面的客观因素有关，一味地加重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缺乏合理性依据。三是虽然采取刑罚处罚的方法有助于减少和预防过失犯罪，但“预防、减少业务上的过失犯罪，主要应当靠加强对职工的遵纪守法教育，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刑罚处罚只应作为辅助手段。” 〔2 〕366四是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们心理负荷有所增加，要求人们做出准确而又敏捷的反应和判断的场合也越来越多，从而产生差错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严惩、重罚的责任理念不利于稳定业务人员的情绪，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3 〕笔者认为，支撑从轻处罚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这些根据几乎都是片面的“可原谅事由”。该观点既没有深入分析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实质构成，也没有对刑法规定的所有类型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盲目地主张减轻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其依据显然是不够充分的。在笔者看来，虽然与故意犯罪相比，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理应偏轻，但在过失犯罪体系之内，不能仅立足于所谓的“可原谅事由”，一味地主张业务过失犯罪应当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事实上，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当中，适当加重业务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既是对业务者履行职业义务的特别需求的体现，也是业务过失行为自身具有的违法性和业务者承担较大注意义务的实质反映，同时还是抑制业务过失犯罪增长势头的客观要求。

（一）对业务者敬业职守特别要求的体现。“现代科技虽然提供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物质便利，但也创造出众多新生危险源，导致技术风险日益扩散。” 〔4 〕当科学技术的应用不断增加业务行为的风险时，国家和社会就应当制定相关业务行为的安全操作制度和行业技术规则，力求业务者更加忠于职守，以防止业务过失导致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在我国凡是从事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业务者，都应当是经过专业安全技术培训之后获得从业资质且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员。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飞行教员合格审定规则》也规定，只有持有有效驾驶员执照才能担任航空器的机长或机组其他职务的驾驶员。国家之所以要求从事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业务者必须具备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既是为了有效地防止危害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也是对业务者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的特别要求。如果仅仅依靠加强对业务者的遵纪守法教育，提高管理水平，是难以保证业务者忠于职守的。因此，必须强化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以满足国家对业务者敬业职守的特别要求。而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由于普通过失犯罪的过失者因不同知识和技能水平、不同生活经验以及不同意志能力而对维持社会公共安全秩序的注意义务的认识程度不同，法律并不要求其履行某种职业上的特定义务。因此，其刑事责任的承担只能是基于过失者对通常生活经验要求的义务的违反;而基于国家对业务者敬业职守的特别要求，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不只是因为业务者对通常生活经验应当注意义务的违反，更重要的是对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违反，因此其刑事责任理应重于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而不是相反。

至于那种以稳定业务者的情绪和有利于生产发展为理由，主张减轻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观点，根本就是偏失了刑事责任追究的价值方向。因为从刑法设置刑事责任的价值追求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等公共安全的法益价值远远超过维持从事高危险职业的业务者劳动积极性的个体情绪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说：“以业务活动的正当性为业务过失开脱责任，虽有利于保护从业人员的劳动热情，但却忽视了具有更大价值的社会公共安全，因而是不可取的。” 〔5 〕246

（二）业务者违反较大注意义务的责任体现。我国台湾学者韩忠漠先生指出：“刑法处罚业务过失，较处罚一般过失为重，盖以从事业务之人，对其业务上之行为，有特别注意义务，加重其责任，即所以促其业务上必要之注意。” 〔6 〕203目前，刑法理论界判断业务过失注意义务的标准主要有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主观说认为，应当考虑行为人个体的差异性，将行为人个体的注意能力作为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以此衡量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客观说认为，应当立足于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以社会上“一般人”或“平均人”的注意能力为标准来衡量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折中说则认为，注意义务的判断原则应以个体注意能力为标准，如果行为人的注意能力在平均水平以下，则在刑法上只须对其行为做否定性评价，而基于人权保障的需要，不应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对于行为人的注意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基于社会保护的需要，理应科以更严格的注意义务。当其违反该注意义务时，既要对其作刑法上的否定评价，又要在此基础上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在笔者看来，主观说尽管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但由于过分强调行为人的个体差异，否定了业务行为应当具有的一般性注意义务标准。折中说从本质来看难脱主观说的“藩篱”，因为折中说强调的平均水平“以下”或“以上”的个体注意能力的标准仍然离不开对具体行为人的考察。而客观说所倡导的一般人或平均人标准是相对于具体、特定注意义务标准而言的，并非仅仅考察不特定的抽象的一般人能力，还要考虑具体业务上的一般人能力。这种具体业务上的一般人能力的确定标准往往是以制度或操作规程等客观公平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即凡是能够从事相关业务的人都被推定是具有超越了抽象一般人承担注意义务的能力。因此，笔者认为业务过失注意义务判断标准的客观说更具有说服力。

针对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来说，由于业务过失行为本身具有一触即发的危险，因此，对从事相关业务的业务者来说，国家必须为其制定与之相配套的技能和资格准入制度，以确保业务者具有与危险业务相匹配的注意能力来预见危害结果和避免危害结果。法律、法规或职业规则之所以要求业务者从事业务行为前参加专业知识的学习和专门技能的培训，其目的不仅仅是要求业务者清楚地认识到业务行为存在的危害风险，而且要求其掌握回避风险的专业技能，从而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风险的发生。一旦业务者具备了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刑法就可以推定其具备了维护公共安全应有的较强注意义务能力和避免风险能力。因此，相对于抽象的一般人来说，业务者对业务行为的风险性认识能力和避免能力较强，因此，其应当承担较大的注意义务，如果违反该注意义务也就应当承担更重的刑事责任。可见，基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理应重于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正如日本学者团藤重光所说：“从事业务的人与一般通常人相比被科以特别高度的注意义务，如果加以违反就要承担更重的责任。” 〔7 〕320

（三）业务过失行为违法性责任要求的体现。“一般认为，在业务过失犯罪情形下，被侵害的法益往往是比较重大的或者是多数的，其违法程度高，违法性更为严重，因此应当加重处罚。” 〔8 〕244从刑法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构成要件来看，构成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一般要求犯罪主体即业务者具有法律、法规和职业规则等设定的特定身份或者特定资格。例如，《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规定的铁路职工、机动车驾驶人员、航空人员、安全管理人员、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教育设施安全管理人员以及危险物品生产、储存和运输管理人员等都需要经过法律及相关制度的确认才可以从事该业务行为。在构成要件的客观方面，要求业务者实施了违反管理法规、规章制度等违法，且主观上除了要求业务者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有过失的心理态度之外，还要其对安全管理法规、规章制度等违反存在“明知”或者推定“明知”的心理态度。可见，成立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虽然行为人对造成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持有过失的心理态度，但其对有关安全管理法规和操作规则的违反具有放任甚至故意的心理态度，如此看来，其过失行为仍然具有一定的违法性。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过失虽然具有心理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失的本质在于规范性，即违反主观注意义务。因此，对过失的规范性进行分析，不能不涉及违反注意义务的问题。” 〔9 〕478如此看来，与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仅要求对危害结果存在过失的心理态度相比，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主观恶性明显偏大。所以，刑法在追究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时，除了考察业务者违反注意义务的大小之外，还须考察业务者对有关安全管理法规、规章制度等违反的心理态度，即考察业务者违法性程度。因此，刑法还应当以行为人违法性程度大小作为考察因素来追究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正如日本刑法学家大V仁所指出的：应该认为业务者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在违法性和责任性两方面都比通常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更重，有鉴于此，刑法典的规定才设立了加重处罚的类型。 〔10 〕241

（四）多数国家抑制业务过失犯罪的有效措施。由于具有特殊的、高度的注意义务，因此，业务者对业务行为所蕴含的风险及其发生的可能性具有超过抽象一般人的预见能力和避免危害发生的预防能力。刑法在追究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应当针对犯罪的具体特点，选择和运用恰当的刑罚方法，一方面为了惩治业务者的过失行为，防止其再次实施过失犯罪，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其他业务者起到警戒和威慑作用，抑制同类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发生，最大程度地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有关统计资料表明，由于当今社会普通过失在过失犯罪总数中的比重有逐渐缩小的趋势，而业务过失则呈现出继续增长、并在数量上超过普通过失的势头。〔11 〕因此，为抑制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增长势头，多数国家的刑法都规定了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例如，《日本刑法典》第175条规定了因普通过失致使爆炸物爆炸或者煤气、电气、蒸气、放射线或者放射物质漏出、流出、散发或者断绝，导致对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产生危险的，处1年以下禁锢或者20万元以下罚金。而违反业务上必要的注意义务，犯前两项之罪的，则处3年以下禁锢或者30万元以下罚金。〔12 〕165《西班牙刑法》第565条第5款规定：“如果由于职业性之无经验或疏忽，而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结果时，应处以本法规定最高等之刑” 〔13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也规定，一般过失倾覆或破坏火车、电车或其他供水、陆、空公众运输车、船、航空器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而因业务上的过失而实施同类行为者，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此外，罗马尼亚刑法、韩国刑法等都有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类似规定。

二、目前学界的主要建议及其不足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解决业务过失犯罪刑事责任偏轻问题提出过一些立法建议。比如，有学者建议取消我国刑法中的业务过失犯罪，代之以重大过失犯罪和普通过失犯罪并设置相应刑罚。〔14 〕也有学者建议，在我国适当增加业务过失危险犯以解决业务过失应当具有更高的预见能力和回避能力问题。〔1 〕还有学者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责任事故罪，提出应当根据法益侵害的严重程度设置业务过失犯罪比普通过失犯罪略重刑罚的观点。具体的方式是：要么以普通过失犯罪的法定刑为标准，适当提高责任事故犯罪的法定刑;要么以责任事故犯罪的法定刑为标准，适当降低普通过失犯罪的法定刑。〔15 〕50客观地说，这些建议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存在着某些不合理之处。

首先，我国刑法既没有明确界定重大过失犯罪与普通过失犯罪的范围，也没有特别区分业务过失犯罪与一般过失犯罪的概念。因此，究竟哪些属于业务过失犯罪应当取消并代之以重大过失犯罪，缺少立法上的评判标准。即划分重大过失和普通过失究竟是以危害结果的严重程度为标准，还是以行为人应当承担的维护社会秩序的注意义务大小为标准。在司法实践当中，如果不需顾及业务者的身份仅以过失程度来定罪量刑，必然会造成刑法公正价值的贬损。而且从整个刑法分则来看，业务过失犯罪范围非常广泛，涵盖了一般性的业务过失犯罪、职务过失犯罪和犯罪等，如果取消所有业务过失犯罪代之于重大过失犯罪和普通过失犯罪，那将是刑法修订的一次大“洗牌”，实属没有必要。

其次，基于“风险刑法”倡导的严格责任和事先预防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增设业务过失危险犯，以解决业务过失应当具有更高的预见能力和回避能力问题的观点，同样在立法上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该观点认为在现代风险社会，为确保社会共同体的安全，刑法应提前介入，对可能造成危险的某些行为进行干预。刑罚的目的应从惩罚、矫正转向预防，即刑法需要突破传统的责任主义范畴，弱化刑事责任上的因果关系，淡化法益侵害程度和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加大对预备犯、抽象危险犯的刑事责任的追究，从而加强对社会风险行为的防范。笔者认为，引入“风险刑法”理论来解决业务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问题，的确是刑事政策改革的方向之一。但对“风险刑法”本身的风险控制仍旧是刑法理论和实务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风险刑法在化解风险中固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风险刑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刑法风险，因而也需要化解。” 〔16 〕如果大量增加业务过失抽象危险犯，将必然挑战和颠覆传统刑法观念，有违刑法谦抑主义原则，最终损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最后，为解决责任事故犯罪中业务过失与普通过失之间刑事责任的失衡问题，有学者提出的立法建言虽然触及到了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普通过失与业务过失之间存在的刑事责任失衡性问题，而且也认识到业务过失的刑事责任理应重于普通过失的刑事责任，但却只是提供了一个不确定的选择性方案。在现行刑法规定的基础上，究竟是应该减轻业务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还是应该加重业务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三、 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可行性对策

笔者认为，为化解刑法分则中各类业务过失犯罪之间存在的刑事责任规定不一致，以及解决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过于单一的问题，应当立足于刑法系统性体系和刑罚预防，从刑罚幅度和刑罚种类两方面来完善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

（一）适当提高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自由刑幅度。从刑法分则的体例安排来看，刑法分则包括的十类犯罪是根据各类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由重到轻依次排列，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的是公共安全，其社会危害程度仅次于危害国家安全罪。〔17 〕352-353因此，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总体上应当重于其他类型的业务过失犯罪。然而，事实上我国刑法分则并没有反映这样的原则精神。我国刑法在规定业务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时，过于强调自由刑的刑罚功能，不加区分地对各种业务过失犯罪规定了基本相同的自由刑幅度。即无论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还是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卫生犯罪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抑或是渎职犯罪，刑事责任的设置基本都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这种不同种类的业务过失犯罪设置相同的自由刑本身就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不尊重。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刑法除了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规定了并处罚金刑刑事责任以外，其他业务过失犯罪都没有规定罚金刑性质的刑事责任，而刑法分则对其他形式的业务过失犯罪多数都规定了并处罚金的刑事责任方式。例如，在“危害公共卫生罪”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多数业务过失犯罪规定了自由刑和并处罚金刑。这足以说明其他类型的业务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明显重于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这显然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性质不相符。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种不合理的刑事责任设置的问题，应当以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为标准，适当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而不是相反。因为，如果按照有些学者建议的那样，也可以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为依据，适当减轻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尽管相对而言也是加重了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但事实上却导致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普通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轻于其他犯罪中的普通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如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等），同样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破坏了刑法分则的排列逻辑体系。可见，适当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不仅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而且是对刑法分则类罪排列逻辑体系的理顺。

（二）适当增加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罚金刑和资格刑。过失犯罪相对故意犯罪而言，其主观恶性要小，社会危害性程度也小于故意犯罪。所以，我国刑法体现了“以处罚故意为原则，以处罚过失为例外”的精神。因此，刑法规定了业务过失者的刑事责任，追求的主要是刑罚的预防功能而非惩罚功能。普遍认为，只有在充分发挥多种刑罚的综合功能基础上，才能更加有效地预防业务过失犯罪发生。我国刑法在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除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规定了多刑种刑事责任（自由刑和罚金刑）之外，其余所有的过失犯罪都只规定了单一的自由刑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作为一种比较古老的刑罚方法，自由刑的核心内容是使服刑者失去或减少人身自由， 〔18 〕131主要是通过剥夺人身自由的方式给服刑者实施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的惩罚功能，这与刑法处罚过失犯罪以主要实现刑罚预防功能的宗旨存在较大的偏差。因此，笔者认为，在处罚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时，除了设置自由刑之外，还应当附加或者单独适用其他刑罚种类，更好地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其中最为有效的是附加或者单独适用罚金刑和资格刑。

对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附加或者单独适用罚金刑，既可以充分利用罚金刑具有可分割性的特点，更好地评价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又可以针对人身危险性不大的业务过失犯，采取不予关押方式实现刑罚的惩罚和教育功能，还可以解决刑法分则当中有关业务过失犯罪刑事责任规定的不一致问题，实现与其他类型的业务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相衔接。由于资格刑主要是通过剥夺犯罪人一定的权益与资格，可以起到其他刑罚方式难以实现的成本与效益的最佳比例关系。对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规定剥夺从事业务资格的刑事责任，使犯罪分子永久性或一定期间内丧失从事业务的能力，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同时也能谕示和警戒其他业务者，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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