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缩印生活的点滴

我的母亲告诉我，建国初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生活水平不高，物质比较匮乏，买东西还得凭各种票证。那时候走亲访友带上一小袋米面，一小包糕点或者一块布料，就算是最好的礼物了。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时候，还流行过送红宝书，毛巾，茶缸等日用品，而且，毛巾和茶缸上还印有革命标语。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人们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单纯，送的礼都很质朴，没有太多讲究，收礼的人也不挑剔。甚至家里腌咸菜，可以多腌一些，送给邻居吃。作为回赠，邻居过了几天可能送来几个新出笼的白面馒头，大家都很高兴。这一来一往之中，联络了感情。

等我对送礼有了记忆，已经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人们互赠礼品时首先考虑的仍然是对方需要什么，大部分还是送食物。我还记得那种酥皮果仁馅的点心，用麻纸包起来，上面加一张印着福字油面儿的红纸，用绳子扎起来，拎在手里。这是比较普通的礼品，高档一些的是盒装的点心，里面有桃酥、蛋糕。有趣的是，我们家收到“高档”点心盒，父母总是舍不得打开来吃，有时又当作礼品送给别人了，有时每天掰一小块儿给我吃，能吃很长时间，吃到点心变干、变质的时候也有。但那时每天得到那一小块点心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这种快乐，现在的我已经很少能体会到了，还是很怀念的。

虽然70年代也有人把烟酒当作礼品，但真正普遍起来，是到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且在礼品种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那时，食品还是礼品的“主力军”，但花样多起来了。除了糕点、糖果，水果、肉类、鸡蛋也加入进来。探病和看望老人的时候，送罐头、麦乳精也非常流行。

工作以后，经历送礼的事情逐渐多起来了，也对“送礼”、“礼尚往来”有了新的理解。以前，送礼通常发生在亲友、邻里、熟人之间，而现在，特别要好的朋友之间反而不需要刻意送礼（刻意送礼就显得生分了），送礼的对象更多变成了“有用”的社会关系，送的礼也越来越重。送礼带上了越来越明显和直接的利益交换性质。

其实，七八十年代的送礼有一部分也有利益诉求，但是和今天的这种“利益交换”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我还记得初中时发生的一件事。有个地理老师，常年在地县教书，他想调动到省会城市某中学，因我父亲当时是中学校长，在这个过程中帮了点忙。为了表示感谢，他特地从家乡捎运了两麻袋土豆和两麻袋大白菜，和他二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半夜里扛到我家。北方冬天有储存冬菜的习惯，这样一份谢礼非常实在。从这件事情，我开始意识到，关系并不亲近的人帮了你的忙，是需要以礼品作为答谢的。但所送的礼物，不一定要很名贵，即使工作调动这种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事情，也只需要几袋子蔬菜就够了。

今天，礼品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盒糕点、几斤水果已经被名表、名包、高档烟酒、iphone、购物卡等所替代。送礼的流行语也从“礼轻情意重”变成了“只送贵的，不送对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为“送还是不送”、“送什么”、“花多少钱”费过思量。所有这些变化都和送礼越来越功利化直接相关。

从送礼手段来说，也是花样翻新。我就听过香烟盒里卷现金，鱼肚子里塞钻石什么的，当然，真假已无从查证。我有个朋友所在的医院经营了两三年总不见起色，于是他们想到聘请上海某大医院的退休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客座院长。起初，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后来，朋友偶然听说这位院士非常喜欢字画，就在中秋节带着字画主动拜访，院士十分喜爱。聘任客座院长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

在这种送礼的背后，我们很难分辨出究竟有多少真心实意，“礼品”更多变成了利益关系中的“探路石”和“敲门砖”。“礼”与“情”出现了颠倒式的异化，走样的送礼不再是真情的流露，而是严重的人情变味，也是迫于社会风气的一种无奈。

在我的老家兰州，人与人相处重义气，拼面子，“不给面子”是对他人极不尊重的表现。如果被邀请参加同事、朋友婚礼，礼金搭的多少直接体现情义的厚薄，是给不给新人“面子”的头等大事。今年过年了解到，现在兰州结婚搭礼的“行情”是600元起跳，有点交情则要过千。如果没有按照“行情”给礼金，不但自己没面子，也是不给别人面子，甚至会遭到讥讽。大家都觉得这种“送礼”是种负担，可都又不得已而为之，已经成了一种风气和处世态度了。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北方城镇普遍存在。相比较而言，上海人对待这种事情的态度就比较宽容，送得少了对方也不会因此看不起你或对你有意见。现在我参加同事的婚礼时，一般是和部门同事AA制，每人出200元，十二三个人凑在一起包成一个大红包，刚开始我觉的有点不好意思，几次后觉得这种方式很好，避免了不知道该送多少的纠结和尴尬。据我的观察，越是文明程度高的城市，送礼就越是轻松、务实，生活中的人情负担相对小很多。

“礼尚往来”作为中国的一个传统，延续了几千年，必定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如何让送礼不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负担，如何让礼品不再作为利益交换的工具，如何让送礼回归其传情达意、沟通感情的单纯本质，是我们今天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