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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1月，在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意指出：“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
湘赣边界的土籍居民，主要指2000多年前从北方数省在战乱期间先迁到永新、泰和、吉水等地、然后再逐步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也包括“南宋五季之扰”时从河南洛阳、江苏金陵等地迁来湘赣边界的避战难民。这些早来的占据了平地和良田的北方移民，被统称为土籍。客籍居民则是指明末清初从广东梅州地区及福建泉州、莆田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因为平原地带被先来的土籍居民占据，他们只得住在山脚下或山里面。他们讲的是客家语言，又客居在别人的地盘上，故被称为客籍。
所谓土客籍矛盾，指的就是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存在于湘赣边界，而且还存在于江西的赣州、南昌、宜春、吉安、萍乡及湖南衡阳、郴州、茶陵等地。土客籍矛盾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对此曾给予过高度关注，但这一问题仍严重地影响了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并最终成为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被错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客籍人移居湘赣边界的基本历史
移居的主要原因。自明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初期，闽粤居民之所以持续不断迁入江西境内，这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一是明代后期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赋税劳役加重、农村经济凋敝。在江西境内，许多地方一方面因土地兼并，部分小农无田无业；因不堪苛捐杂税，部分小农又弃田不耕，大量土地被抛荒撂荒。二是政权更迭之际，内忧外患，加上天灾人祸，政局动荡。为恢复社会经济，保持政权的稳定，清朝初期，江西奉谕招民垦荒。而闽广两地，由于明清交战、倭寇扰民、“三藩”之乱，社会环境动荡不安，“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加上闽西、粤东地区的土地无法承载人口不断增长的压力，迫切希望寻求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客家人携妻带子，亲邻相邀，迁徙江西，开山拓荒，定居赣地。三是明中叶后，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工业商业的发展，带动了苎麻、靛蓝、茶叶、烟叶及竹、杉、桐、漆、油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江西山区较多，适合种植这些经济作物，这对勤劳俭朴、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客家人来说极具吸引力。
移居的主要形式。一是自发迁徙：明中叶后，闽粤一些农民自发迁徙到江西境内（初期主要集中在赣南一带）砍山耕活。因没有组织，新移入地的管理又跟不上，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有时会与地方和政府发生直接的冲突，因而被政府视为“扰民”，后来政府对他们的迁徙加强了管理，采取“安抚”的办法。二是应田主招佃：与闽粤交界的一些江西田主，因无力耕作，遂而“招闽粤流寓赁耕”，这些佃农常常是“先代相仍，久耕一主之田至子孙十余世，近者五六世、三四世”。于是“绳绳相引，侨居此地”。三是郑氏旧部屯田：明末期间，闽西、粤东北不少居民追随郑成功入台。郑去世后，部分将士安插在赣南及周边地区屯田。四是政府招募垦荒：清初，江西各地旧荒未垦、新荒又生的情况较普遍。为此清政府在战事渐息的同时，着手恢复社会经济，多次颁布募垦令，同时受先期入赣客家的牵引，期间大量的客家人进入江西。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是客家入迁吉安府的高潮。史载:“泉（今为湘赣边界的遂川县，井冈山南部）山故多荒棘，康熙间，粤闽穷民知吾泉有山可种，渐与只身之境，求主佃山，约栽插杉苗，侯成林时得价而均之。”因吉安特别是湘赣边界及东固山区有荒可垦，有山可种，不仅有闽粤募垦者越南赣地迁入，就是原已定居南赣的客家人也有转迁这些山区的。一些初入井冈山等地的客家，很快置产定居，娶妻作室，繁衍后代。
客家人最早是从江西的南大门进入，然后沿着不同的路线逐渐向赣西北、赣西南方向渗透。进入湘赣边界地区的路线大约有两条，即由安远、信丰、上犹向崇义、南康、赣县、遂川、井冈山、宁冈推进；由会昌、瑞金、于都、赣县、兴国向万安、泰和、吉安、吉水、永新、永丰推进。当然也有从闽粤等地直接进入湘赣边界地区的。
地处罗霄山脉中段的万安、泰和、遂川、万安、井冈山、宁冈、永新等县(市)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在这块根据地上生活着许多客家居民。其中井冈山、宁冈、遂川、泰和等县的客家人最为密集。现井冈山市的黄坳、长坪、下七；遂川县的大汾、营盘圩、戴家埔、南江、左安、汤湖、高坪、黄坑、西溪、横岭、大坑、上坑、草林、禾源；原宁冈县的睦村、大陇、茅坪、葛田、柏路、车上、白石等乡镇都有许多客家居民。
土、客籍矛盾的产生
客籍人入赣最早的方式是一种春至冬归候鸟式的迁徙，即“初住茅棚，每岁腊闭户入，春来器皿不丢”。但由于路途遥远，来去耗时多，多有不便，于是有些拓荒者便举家迁徙。这个时期，由于规模不大，加上土籍居民因劳动力缺乏，又有多余的田地和山地，因此他们对客家人的到来并不表示反对。在遂川、井冈山等地，土籍居民甚至还送田送山给当时被称作“棚民”的客家人耕作，而居住在山区的这些“棚民”则也会把捕获到的猎物送给土籍。这说明客家人初入湘赣边界地区时，土籍和客家之间总体上是相安的、和谐的。但随着客籍人大规模的迁入，特别是随着客籍人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土客籍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逐渐增多了。
政治权利方面的矛盾。闽粤人入赣时，被当地土籍人称为：棚民、新民、客籍、怀远籍，也有人称为：闽广流民、流寇、流贼、流寓、佃客，即使后来在赣土生土长的客籍后代也是遭受如此的称谓。从这些称谓中，不仅可以看出土客双方之间的群体界限和主客界限，也可以看出由主佃关系而导致的土客籍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而固化这种差别的就是当时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上。具体情况是：土籍居民拥有本地正式的里甲户籍，俗称“土籍”或“本籍”，但移居至此的客籍人由于受户籍制度以及土著居民的制约，并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他们只能取得“寄籍”（又名“客籍”）或“民尾户”。而“寄籍”就是客籍人把户口和田产寄放在由当地土籍控制和支配的里甲户籍中，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完全受到“里长户”（土籍大户）的控制和约束，“纵使子孙繁衍数世，田产粮赋众多”，因为户籍原因，也不可能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等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所谓“民尾户”，就是在新移居州县的土籍居民户籍的末尾另立户名，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临时性的户籍，它未配有科举名额。由于客籍居民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从而加剧了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形成了深刻的社会裂痕。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说道，“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户籍的差别，是造成土、客之间森严的社会界限和社会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土客籍矛盾问题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