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印章故事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数百枚军事印章，这些印章，不仅从不同方面见证了1927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而且这些印章在其使用、流传和收藏的过程中，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深藏水塘底35年的“之印”

1928年1月，中共中央派、周逸群等前往湘西北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从上海出发，经武汉，于1月下旬到达洪湖地区的监利县。月底，由中共湘西北特委和鄂委领导，统一指挥，集中监利、石首、华容等县游击武装，组成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发起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经过十多天战斗，攻克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冈庙、调弦口等地，一度袭占石首县城。2月上旬，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在攻打监利县城失利后，、周逸群在石首县焦山河召集湘西北特委和游击队领导人开会。会议决定：把洪湖地区的武装交给中共石首中心县委和中共鄂委领导，、周逸群带少数人前往湘西北执行中央赋予的任务。

、周逸群等十余人2月20日启程前往湘西北，被调弦口团防局发现，遭到其追击，在焦山河附近的蒋家冲与敌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贺、周率领随从人员边战斗边向湖南华容方向转移，战斗中，、周逸群用来签发文件和布告的印章不幸滑落遗失。

事有凑巧。战事发生后的当天，蒋家冲一名13岁的男孩王冬生同另外几个小伙伴怀着好奇心到战斗发生过的地方去看看。王冬生先是发现了一个空的手电筒，他捡起来，信手又捡了几个子弹壳放进去，一摇直响，觉得很好玩。又往前走了几步，眼睛一亮：草丛中有两枚印章。他读过两年私塾，看懂一枚印章上刻的是“之印”，一枚印章上刻的是“海涛”（即周逸群）。刻有“海涛”的印章比“之印”略小，其他一模一样。王冬生心想：在这一带领导穷人打土豪、搞暴动，是人民的救星，这人我知道。那么，“海涛”又是谁呢？他想：既然两枚印章在一起，“海涛”一定和一样，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于是，王冬生小心翼翼地将两枚印章揣进怀里悄悄带回家，用布一层一层包起来，用线绑紧，放在书箱的夹层保存起来。

王冬生日日夜夜盼着带着队伍回到石首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石首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团防局不断地到焦山河一带“清剿”。为避免、周逸群的印章落入敌手，王冬生找来一个瓦罐，将包好的印章和子弹装进去，罐口用棉絮和稻草塞牢，然后将瓦罐沉入他家门前的池塘中。自此，他常借口游泳，潜入水中，摸摸瓦罐，再在瓦罐上加些泥土。久而久之，瓦罐被深深地埋在了池塘底部。

一晃35年过去了。1963年冬天，蒋家冲大队的乡亲们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无意中挖出了瓦罐，发现了印章，随即将印章交由石首县档案馆保存。

消息传开后，此时已迁往湖南华容县的48岁的王冬生，闻讯后惊喜交加，立即赶到石首县档案馆，详细地讲述了当年保存印章的情况。他反复摸着印章，激动地说：“还是原来那个样！还是原来那个样！”当档案馆人员向他表示感谢并表示可以给些报酬时，他忙不迭地说：“不要！不要！保护贺元帅印章的安全，是我几十年的心愿。我只有一个要求，请马上把印章奉还给贺元帅，再捎个信，说老苏区人民一天也没有忘记他。”

1964年春天，石首县副县长到北京出席全国棉花会议时，受县委委托，将两枚印章经军委办公厅转送元帅处。经元帅辨认，确系当年在石首县蒋家冲战斗中遗失的印章。元帅睹物生情，想起了当年苏区人民对子弟兵的鱼水之情和与牺牲的亲密战友周逸群的“龙”、“海”之情，不仅泪湿双眼，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派人将这两枚印章送到军事博物馆珍藏。

“之印”为福建寿山石琢成，印面为25毫米见方，印体总高130毫米。印体上方80毫米处雕有一头高50毫米、作回眸状的雄师，威风凛凛，栩栩如生。“之印”与“海涛”（周逸群）印，现一起陈列在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里。

传递军情的“六面内章”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里陈列着一枚六面印章。六面印章为木质印，其中五面刻满花纹，一面四周刻满花纹，中间留有空间。这不是一枚普通的印章，它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闽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传递军情的“六面内章”，又称“六面密印”。

1934年7月，为了调动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七军团奉命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团长为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是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同年11月，红七军团转战到闽浙赣苏区，奉命与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任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在赣东北和浙西边境的怀玉山遭到7倍于己的军重兵的围攻，虽经顽强斗 争，最后弹尽粮绝，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历尽艰辛，回到闽浙赣苏区。

1935年2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共中央1月15日的指示，以抗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为基础，加红三十师一部，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率部深入浙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军，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红军主力行动。

粟裕、刘英率领红军挺进师于2月下旬从江西德兴出发，突破敌人6道封锁线，到达闽北苏区，与闽北党组织、红军会师。在闽北，挺进师成立了师政治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挺进师及其活动区域中的党政军工作，刘英任书记。3月下旬，挺进师翻越闽浙交界的仙霞岭，进入浙西南。挺进师采取灵活的战术，在浙闽边境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挺进师在浙西南的活动，使浙江当局十分震惊和恐慌，设立“浙南剿匪指挥部”，调集重兵向浙西南地区发动“进剿”。8月，下令军“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由福建进入浙江，“清剿”挺进师。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挺进师运用“避实就虚，避强打弱”的方针，与军巧妙周旋，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为了保持与地方武装、党组织的联系和游击区内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挺进师刻制了“六面内章”，作为内部通信联络的密印。

9月，挺进师到达浙南，政委刘英派人将一枚密印送给泰南区党委和政府，并附了一封信，说明其使用方法。信的内容如下：“泰南区党委、政府，二位同志：本日我交本队伍［送］来六面内章一颗，付尔区要急应用，内有空面填名字一个，不是大〔太〕急不要用空面。用别面，即有苏干队到区；有空面印到，即有大队伍来。此印不可失落。如有白匪进功〔攻〕，加盖空面印。切切为要。专此顺达，祝尔平安。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九月十四日第七军团刘英付”

刘英在信中告诉泰南区党委和政府的同志，六面内章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特别是空面印，不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不要使用。有空面印到，即有大队伍来。如有军和保安团进攻，在盖纹面印的同时，要加盖空面印。泰南区是浙江省泰顺县南部与福建闽东相接的一个区，是浙南游击根据地的一部分。刘英在信中仍用红七军团番号，因为浙南挺进师的前身是七军团，人们比较熟悉。

泰南区接到密印和刘英关于使用方法的信后不久，9月21日，军向泰南区发动“进剿”。泰南区党委、政府便向闽东霞（浦）（福）鼎泰（顺）中心县委发出紧急调令，调该中心县的第三连第六队到泰南区增援。调令上除盖有纹面印外，加盖了空面印，说明情况紧急。调令内容如下：“闽东霞鼎泰中心县第三连第六队调到泰南区，希马上到达，紧急。公元壹千九百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1936年7月上旬，军又向泰南区发动进攻，泰南区再次使用“六面内章”向霞鼎泰中心县委发出加盖空面印的紧急调令。调令内容如下：“霞鼎泰中心县第一连第五队召来泰南区，马上到达，紧急。公元壹千九百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六面内章”的使用，加强了浙南游击区的内部通信联络，及时传递了不同的军情，在浙南地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面内章”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与刘英给泰南区关于使用印章的信及两份调令，目前一起陈列在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里。

抗日名将王铭章的水晶印章

1938年3月，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路南下，企图进逼台儿庄以西的邹县、滕县，以进攻徐州。为了阻止日军南进，中国第五战区令第四十一军固守滕县，并任命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师 长王铭章为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一二二师、一二四师。王铭章所部装备很差，常用的武器是步枪、手榴弹、大刀，步枪多系土造，性能不稳定。王铭章临危受命，他激励将士说：“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窳（yǔ恶劣）劣的武器，担当津浦线上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不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

3月14日，日军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向滕县发动猛攻。15日，日军突破中国守军界河阵地，进入滕县境内。16日，日军在飞机、坦克及重炮的配合下，向滕县城内发起总攻。城内守军不到3000人，战斗部队仅有2000人。王铭章冒着枪林弹雨，亲自登城督战，指挥守军用手榴弹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3月17日，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滕县，几十门大炮向城内猛轰，20多架飞机低空扫射，全城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城墙多处被炮火轰毁。王铭章指挥所部以血肉之躯顽强抗敌，南关、东关相继失守，守军死伤无数。王铭章“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他站在城中十字街口督战，指挥士兵沿街逐巷与日军激战。战至下午5时，日军攻入西城，从南、西两面向十字街击。王铭章率少数随从由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拖住敌人。后王铭章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滕县的中国守军，除极少数突围外，大部分阵亡。

王铭章牺牲后，他的随从副官李少坤找来几块木板，将王铭章的遗体掩盖起来。待到深夜，他借着夜色的掩护，避开进城日军的围捕，返回徐州，找到了军长孙震并将事情的经过详细作了汇报。孙震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万分，当即命令李少坤并另选8名精壮士兵潜回滕县找回王铭章遗体。日军攻陷滕县后，守备甚严，入城非常困难。李少坤等8人化装成当地老百姓，又利用当地各种关系，在群众的帮助下，于3月26日潜入滕县城内。滕县城内满目疮痍，李少坤等8人绕过一座座残墙，避开敌人，找到了王铭章牺牲的地方。几日过去，这里已面目全非，硝烟战火，残垣废土，阵亡的将士很多，李少坤等人已无法辨认出哪个是王铭章师长的遗体了。后来有人提议看看遗体身上有没有什么信物，大家在一位死者的衣袋里，找到了一枚刻有“王铭章印”四个字的水晶章，遂确定这就是师长王铭章的遗体，大家把遗体整理了一下，偷偷地运出了滕县。王铭章遗体运离滕县后被送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临时驻地武汉。当王铭章灵柩抵达武汉时，武汉有6000多名各界人士到车站迎接英灵。随后，国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和追悼会，中共中央领导人及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送了“奋战守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挽联。张澜为其遗像题词：“席卷青徐势正危，孤军捍寇苦支持，一城守死悲罴家，千载留名说豹皮。部属半为猿鹤侣，魂归应是雨风时。恍然纸上须眉动，酣战犹惊飒爽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在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的讲演。武汉公祭仪式结束后，王铭章灵柩被运回四川老家，灵柩所到之处，群众路祭络绎不绝。忠骸运到新都县后，新都县各界人士举行了盛大的迎灵仪式，随后，王铭章被安葬于专祠墓园。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发出褒扬令，称“陆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赋性刚毅、忠行忠贞，此次滕县之役，苦守要区逾三昼夜……率部奋力巷战，竟尔殉职，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应予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

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对其遗属颁发了烈士证书。而确定王铭章遗体的水晶印章则被送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王铭章印”，呈长方体，无钮，印面为边长220毫米的方形，印高50毫米，印面文字为阳刻，有缘，以极为工整的铁线篆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