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的影响研究进展

摘要：实证研究显示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对自然资源管理、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程度影响。且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及有效性的影响机理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社会资本通过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环境政策有效性；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感知影响环境政策公众接受度；主观规范通过影响行为态度、行为控制知觉影响政策参与意愿。将社会资本与相关中介变量因素耦合，探究在中介变量作用下，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绩效能否真正发挥其影响及其相应的影响方向、影响路径、影响程度是将来需要扩展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社会资本；环境政策；影响；研究进展

生态文明是我国的建设目标，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经济和制度层面，亦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的积极作用，以及经济、制度与文化的协调发展。社会资本的深层内涵是文化积淀，是文化不断积累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结构，被称为“无形资产”，是能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力量。过去十年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显著增加，且Brechin（2007）认为集中于社会资本对公众特性、社区或公众社会特性以及自然资源管理等的影响。目前研究则使用社会资本的多维度概念并与环境政策有效性相结合[1，2]，即“社会资本”被引入环境科学领域，尤其是环境政策和管理[3]。且主要集中于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管理的影响和特定环境行为两方面。而关于社会资本与生态保护、环境可持续性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比较少见。本文主要综述英文期刊文章，从社会资本入手，关注通过行为和态度分析来揭示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和评估阶段影响的已有研究，回顾已有实证证据，把握研究进展，揭开经济、制度与文化的内在关系“黑箱”，指出需要深入探究的方向，不仅对社会资本理论本身，还将对改善并利用社会资本提高环境政策，尤其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提出Anderson（2006）认为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有效性的影响来源于公众态度的重要性，因此，本文的环境政策主要针对公众行为，不包括其他类型环境政策的分析。

1 环境问题及政策下的社会资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以自身研究问题为基础，从社会资本某一角度出发分析其作用机制。Turner（1999）针对不同目标，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引申和解读社会资本。其中微观和中观层面研究个体与社会网络结构，而宏观层面不再关注社会资本内部，而是研究如何将社会资本嵌入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中，以及嵌入后的作用，用来解释国家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对于环境政策的实施过程需关注中、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更需特别关注政策影响区域的居民群体及个人。因此在环境领域，Pretty（2003）一般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三方面，兼顾群体与个人对政策的影响。而Jones[4]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实施的关系研究中根据前人研究结论，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由社会信任、制度信任、 遵守社会互惠规范和参与社会网络四个主要因素组成的多维概念。其中：社会信任是基石，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被分为普遍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指对一般其他人的信任，而特殊信任指对特殊社会团体（如家庭、朋友、邻居）的信任；制度信任指对存在于社区中的机构（如政府和司法系统）的信任；遵守社会互惠规范指影响社区功能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规范；参与社会网络指在社会网络背景中公众的活跃度，即个人参与正式和非正式社会团体及行为者之间的联系。此外各组成部分密切相关，如社会信任影响社会网络的密度和遵守社会互惠规范。

2 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领域

近年来社会资本与环境问题之间相关性研究不断增加。早期验证性研究，如Flora（1995）社会资本与农业问题、Beall（1997）固体废弃物管理、Bebbington（1997）可持续管理和农村集约化间的关系，以及随后的研究均表明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源管理之间存在重要关系。且已有研究[5]表明增加公众之间的社会资本对改善自然资源管理行为起重要作用。总结已有研究发现，虽然关于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数量较少，但已涉及环境多个领域，包括土壤保护、家庭固废管理、水资源保护（用水问题）、海岸管理、保护区等，然而研究层面和深度存在差异。有些只是探究了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些只是说明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有影响，少数开始从某一方面探究社会资本及其各要素对环境政策影响的内在机理。为体现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由浅入深的实证研究层次及目前的热点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文章如下总结梳理已有实证领域的代表性研究及其主要结论。

Cramb[5]以菲律宾为例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本与土壤保护问题的关系，研究发现在那些建立了土地保护小组的社区，联结式社会资本明显很高；另外，土地保护计划从整体上来看还创造了另一种有价值的桥接社会资本存量，这又反过来提高了人们对一些农业措施的接受意愿。

Jones等[6]通过分析与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相关的社会资本对公众行为的影响，探索社会资本及其各要素与家庭固废管理政策（强制与自愿回收）的关系。结果表明，相比其他社会资本因素，在自愿回收情况中社会信任是最重要的解释因素，而遵守社会规范是是废物监管方案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指标，社会网络不能解释强制废物监管方案中的任何一个行为。总之，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理解环境政策实施中的公众行为，但社会资本各组成要素的作用可能取决于实施的政策工具。

Jones等[7]考虑水资源消费的不同环境政策工具所强加的限制以及对有效性的认知水平，首次探讨公众对水资源保护政策的认知以及社会资本对认知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与公众的水资源消费政策认知水平密切相关。Bisung等[8]研究解决水和环境卫生问题时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建立社会资本投资对解决共同的环境挑战的集体行动起促进作用。

Jones等[9]分析社会资本的各组成部分（社会信任、制度信任和社会关系网的类型与密度）对于海岸管理政策的影响，认为社会资本会影响公众对政策实施的非经济性社会成本和效益的感知，进而影响公众对海岸管理政策的接受度。

Jones等[10]对比两个国家公园，检验当地居民对保护区管理三种拟定政策即政府规制、市场化机制、参与式的看法，探究影响居民感知的社会资本因素。结果发现，居民能够从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中获取更大的收益，相反采用政府规制带来的收益较小。社会资本对三种拟定政策下的收益感知都有正向影响，且社会信任以及制度信任水平越高感知收益越高，而社会网络对公众的看法不具显著相关性。

除上述研究领域，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资本对环境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生态补偿政策。Chen等[11]从社区层面以中国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例首次量化分析社会规范对生态补偿有效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社区层面的社会规范对保护项目的再次参与有显著影响。Corbera等（2007）认为社会资本是影响生态补偿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Krause等（2013）认为加强社区组织和社会网络可以使生态补偿产生更积极的结果。Bremer等（2014）也认为较强的机构和组织是生态补偿项目成功的重要前提。

3 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及有效性的影响机制

Jones[4]认为环境政策的实施往往伴随着个人日常习惯的变化，因此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在较大程度上被认为取决于公众的接受与合作水平。自社会资本被作为解释变量引入环境政策问题，大多数研究强调社会资本无论是在个体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都会影响环境行为，进而影响环境政策实施。相关研究亦表明社会资本能显著影响环境政策实施相关的环境责任行为。尽管与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研究已讨论了社会资本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但对社会资本各要素如何影响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及其有效性的关注相对欠缺。梳理总结已有理论及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及有效性影响的内在机制主要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3.1 社会资本通过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环境政策有效性

基于社会资本各要素的积极作用和要素间的关联性，Jones[4]提出一个主要假设：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有助于自然资源管理。

（1）社会信任与以相似方式保护公共利益的社区其他成员的感知相关。因此，环境政策实施期间，社会信任水平将影响社区多数人遵守新规则与合作的感知，从而影响个人行为。

（2）制度信任与对环境政策有效性水平和负责人员合法性水平的认知以及法律和秩序体系的外部控制有效性相关，且会影响环境问题相关信息接受度和可靠性认知，从而影响环境行为[1]。

（3）社会规范会影响个体间内部控制的运行及其有效性，从而影响环境负责行为，尤其是对政策不关心的公众[1]。

（4）社会网络起信息渠道作用，传播环境政策施行的可能性收益和成本的知识[1]，从而对政策实施产生影响，且密集的社会网络对提高公众参与和环境问题认识有重要意义。

3.2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感知影响环境政策公众接受度

Jones[1，2，3，6，7]通过引入感知到的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探索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及其实施之间的联系。非经济的社会成本指环境政策运用期间施加在公众日常生活中的限制。如国内废弃物处置时间的法规和保护区内的活动限制。社会效益是指伴随环境政策的积极影响，主要与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相联系[2]。如水和空气质量的改善以及使用自然资源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增加。社会成本和收益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社会资本。拥有高存量社会资本的公众可能会感知到更高的社会收益和更低的社会成本。这是因为社会资本在环境政策实施期间对个人认知有显著影响。如命令控制手段可能会对个人施加显著限制，与其他基于自愿参与的政策手段相比可能被视为具有较高的社会成本[1]。但受社会资本各要素影响，如制度信任影响预期有效性的感知，成本和收益将呈现个体差异。即社会资本各要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环境政策施加的社会成本和预期收益的不同感知[1]。

社会成本和收益可能会影响个人对一项环境政策遵守或配合的决策。环境政策运用期间感受到更高社会成本的公众预计更不愿意遵守和配合环境政策；而感受到显著的高收益的个人预计会更支持，从而更愿意顺应其提议的变化[1，2，9]。对于社会资本、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效益以及环境政策接受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图1来表示。

3.3 主观规范通过影响行为态度、行为控制知觉影响政策参与意愿

Home等[12]定性研究瑞士的低地农场生态补偿区的实施动机，表明农民的动机与行为之间关系复杂。Home指出无论是财政激励还是直接利益预期都将形成一种行为态度，从而影响参与决策，此外，农民们之间的公平心激励他们遵守主观规范[12]。Siebert等（2006）通过对农民态度的构建和分析发现四个因素影响农民行为，包括农民的参与意愿、农民的参与能力、一般的社会影响以及政策结果。而Ajzen（1985）的计划行为理论将这四个因素全部包含，它是一种对行为意向的预测模型，说明态度和主观规范相结合导致行为意向。已有研究证明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感知影响政策接受度，其实质是社会资本影响人们对政策制度的障碍感知。此时态度和主观规范不足以解释行为意向，因此计划行为理论将行为控制知觉包含进去，是对实施行为和期望结果的能力自信。Ajzen[13]认为良好的态度和社会规范给予行为一个足够程度的实际控制，当机会出现时，人们可以预期实现他们的行为动机。由此，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之间引入计划行为理论的因素，可以分析如何用社会规范来说服公众以及如何用行为控制知觉来调整或消除政策带来的感知障碍[12]。

4总结与展望

社会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已被引入众多科学领域，且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显示，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对自然资源管理、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程度影响。但就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问题研究的领域来说，目前两者之间关系研究刚刚起步。文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实施及有效性的影响机理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

社会资本通过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环境政策有效性。社会资本的存量越高，公众在环境政策实施期间的遵守和配合程度越高，社会资本可被视为影响个人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参数之一。而且，根据更深入的文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通过个人的非经济社会成本和收益感知来影响其环境责任行为，进而影响环境政策实施的。

社会资本通过非经济社会成本与收益感知影响环境政策公众接受度。文献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是通过改变行为主体的预期、行为方式以及成本和收益的感知，并非直接通过市场方式改变行为主体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来改变行为主体的行为，进一步影响行为主体的收益。Jones在这方面的理论分析尤为全面和深入，但缺乏引入中介变量后的实证研究。

主观规范通过影响行为态度、行为控制知觉影响政策参与意愿。但已有研究没有考虑到社会资本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即网络会影响规范和信任，进一步通过引入计划行为理论对行为的影响，解释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的实施和有效性。

综上，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关系验证，以及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相当缺乏，有很多内在影响机制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探索和实证，其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具体地，社会资本及其各要素对环境政策的影响在一些领域得到了实证；社会资本通过哪些中介因素影响环境政策的接受度和实施有效性在理论探讨上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还缺乏实证。另外，大多数研究成果尚未将社会资本与相关中介变量因素耦合的整体研究框架用于探讨环境政策绩效问题。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信任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绩效的影响，具体地各要素之间关系或各要素的不同特征（网络密度等）在影响环境政策绩效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中介变量作用下，社会资本对环境政策绩效能否真正发挥其影响及其相应的影响方向、影响路径、影响程度恰恰是当前研究领域的缺憾，未来研究的发展空间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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