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的“木头”

游览中国的古都古迹，忽略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美学框架――“木构”的关注，或是对这种建筑神韵无所感受、无所理解，便会极大地损失了“旅游值”。

中国古建筑的特征之一就是“木构”。

木构是深邃的哲理诗，是精湛的静物画。

先举一个例子： 山西应县的佛宫寺有座释迦塔，俗称应县木塔，建于1056年。这座塔是全木结构，整个塔体都用的是木料，不辅一砖一瓦。从外面看，它是五象积木。上层柱子的下端削成凸体，下层柱子的上端凿成凹体，凸部插放在凹部中既不用钉子加固，不用胶类粘连，也不用榫卯咬合。想一想看，67.13米的高塔就是这样“摆”起来的，这不是建筑史上的奇迹么？

这样“摆”起来的高高木塔（在建筑学上称为“插柱造”），无疑是不稳固的。风一吹，塔身的晃动、木柱的摇曳是明显的，并且发出吱吱哑哑的声响，给人一种随时可以倒塌的感觉。但是，奇迹就在这里，九百年中它经历了无数次地震，许多石构建筑纷纷倒塌，而它却神话般地屹立近千载，挺拔如初！

这是建筑，也是哲学，辩证法被神奇地验证了。“稳定”与“不稳定”是对立的概念，我们的古人很早就懂得了辩证思维――“在不稳定中求稳定”。简单地插放，不做任何加固，在塔体受到外力冲击时，每个接触点都做出一定的“位移”，抵消外力，而多元的“位移”看似是“无序”的，但便于互相抵消力的集中，结果却造成了整体的稳定，很有一点“民主集中制”的意味。

这不是绝妙的哲理诗么？

“西方人从岩石中走出来，中国人从草木中走出来”，这句话用之于建筑学很有几分道理，但人们往往没有进一步考察出“草木文化”、“土木文化”的精深内涵和独特风韵。中国人创造的“草木”奇迹、“土木”奇迹是世界建筑文化史上的“仙品”，是永远耐读的哲理诗和永远耐看的风景画，是神话的朴实和朴实的神话。旅游者品味出了这一点，才不是枉游、妄游。

人们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往往误以为诗中所提及的“茅屋”是胡乱搭起的草棚，象华北农民为了看守瓜园、果园临时弄起的瓜棚、果棚，没什么讲究。但是，你只要到四川民间去看一看，就会发现“草”在这里被处理成了艺术品。有的“茅屋”实在是很考究的，以砖砌墙，墙厚而高，房子远看上去也颇恢宏，很有气势，有的索性盖起了两三层楼，但它仍可被称为“茅屋”、“茅楼”，因为屋顶、楼顶仍以稻草为材料。不过切不要以为这草是胡乱弄到屋顶上去的，那做工之精细简直令人拍案叫绝。草被制成苫块之前是经过大力压缩的，有时为了压制一所房子所用的苫块，要用去小山似的几大垛草，所以尺来厚的苫块覆在屋顶、楼顶，毫无蓬乱感，与瓦脊式屋顶一样严整，很有规范感。草檐用刀裁得异常整齐，粗看上去与木制品无异。中国人以草筑屋，在于草是大自然产品，是有机物，夏隔烈日，冬保室温，通气宜人而又不排放任何“工业污染物”，故而西方绅士淑女走进这种“茅屋”之后，都不禁失声迭叹：“Very good！”

识得“草”、“木”、“土”三字，并领略其中的高层次文化神韵，便可取得一把钥匙，借以走进中国古建筑的深层美学。中国的远古人告别穴居生活之后，无论怎样腾起，始终延续着对大自然的依偎感、尊重感。一直到了商朝，中国的建筑造型仍是“茅茨土阶”。后来，建筑思路进了一步，便是在“木”上大做文章。

中国的“木构”建筑体系，源头太早太早了。公元前五千年至三千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表现在建筑上的特征之一便是模仿“植物编织法”来造屋，以密排的木柱和树枝构成主体框架，覆之以草、泥，渐渐出现了桁架结构、壳体结构、充气结构，这便是中国木构建筑体系的胚芽。

中国人从森林中走出，但未告别森林；从原始自然中走出，但仍依偎原始自然，这是中国文化的古朴性，也是中国文化的卓绝性。

一千一百年前，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大殿，采用了“木构”，“木”在中国人手中一下子显示为奇迹，显示为辉煌，也显示为举世无双的思维才智和实践才智。

柱上架梁，梁上架柱，构成殿体的主框架是“木”，部件之间的连接还是“木”。从宏伟的外观上看，“木”是巨大压力、巨大体积的支撑；从微观美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部件的构形和部件之间的连接方式都是智慧，都是奇巧。榫与卯的咬接，即木与木的连接，只靠“木”本身，此外不用一钉一铁。中国人偏偏就敢于相信这种“柔性结构”体系足以产生和巨大外力抗衡的内应力，永立不倒，偏偏就能制作出与这种推断相适应的精妙部件，这是卓识和绝技的绝妙统一。

古代西方建筑的微观美主要是表现在对石柱的雕饰上，雕饰之后也还是一根柱子。中国古代建筑的微观美则表现为斗拱，斗拱既是建筑结构本身，起着固化建筑体的作用，又是建筑体的美学装点，使建筑物的风采由科学升格为艺术。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檐下的斗拱，部件无数，造型精妙，连接奇巧，使美学呈现了多元化与动态化、实在化与幻觉化相映生辉的异彩。说句粗俗的话，中国人“玩”木头“玩”得出神入化、举世无双，具有科学和艺术的双重性真功夫。看《清明上河图》中的建筑，满眼都是“木头”，但你很少能找到两块用同样线条描绘出来的木头，这是才气，是中国人的独特聪慧度。

建筑学是一门发展的、变动的科学，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的更新必然刺激建筑风格的更新。不过，中国古典建筑的发展，又都是在“木”上打主意。

中国的木构建筑，作为体系存在，萌于汉代而定势于唐宋。到了明清，日趋登峰造极也随之日趋衰落。明清的木构发展期，创新思路大都没离开过“木头”。这表现在：

一，加大了大屋顶的高度，即加大了高度与跨度的比例。要造成这种效果，必须首先在“木头”上打主意。一是加高主柱，使柱子因高而显“瘦”。柱子高度与柱子横切面直径的比例，唐宋为8：1―9：1，明清则为10：1。二是改变每层的“跌落度”，宋朝的宫廷建筑，脊檩与檐檩的垂直高度比例，下一层与上一层的变化分别为1：10、1：20、1：40。至明清则增加了层架，使每层之间的坡度相对减小最高为1：2。这些，都离不开在“木头”本身上打主意。

二，使斗拱更加复杂化、多样化、精巧化，而且渐趋标准化。也就是说，唐宋时代的斗拱是建筑体的辅助部件，而在明清，斗拱渐渐成了建筑体的主要观赏部位之一。为此，就要使斗拱部件变得小巧、精微，瓒数增多，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出现了“品”字形、鎏金形、如意形；端点也刻意修饰，出现了龙头式、象鼻式花样。旅游者参观明清宫廷建筑，目光只留意于外观的壮美，而忽略了对斗拱的微观美学的品味，实在也是对“旅游值”有损的。

正象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山水诗”、“草木诗”占的比重很大，中国古典绘画中的“山水画”、“林壑画”也占的比重很大一样，中国古建筑的风骨中，“木”也是醒目的美学元素。无论是宫室寺观还是民间住宅，无论是北京的四合院还是长白山的“井干式”木屋，都是“木美学”的闪光。

强化一点对“木美学”的尊重，对提高旅游品位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