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上夭折的立宪新芽

这是1906年9月1日，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从天而降，清廷决定“仿行”。两天后，上海各大报刊登了上谕全文，民间社会从北到南，到处一片欢呼，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工商界、报界、教育界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立宪万岁”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

反响最热烈的还是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等自治组织和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16日，包括《申报》、《时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联合举办庆祝会，上千人到会，马相伯、郑孝胥等发表演讲，马相伯的讲词发表在《时报》上，即使现在读来，还能感受他当年的激动和兴奋：“我中国以四五干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出当时普遍的心声，“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大臣游历方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干年旧历史开幕。……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全国各地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当年10月2日《申报》有一则报道说，当消息传进深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颇深嘉悦”。11月25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往年人民都很冷淡，这一年却大不相同，各学堂学生上万人齐集京师大学堂，自发举办庆贺立宪典礼。《京华实报》的报道说：“从此要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

大江南北，各种团体应运而生，报刊上的舆论冒着热气，这道上谕在国人尤其是学界、商界、报界的精英阶层心中点燃了希望。华夏的天空仿佛曙光初现，他们为此激动、亢奋，乃至彻夜难眠。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颟顸的慈禧太后，如何经过反复的权衡、斟酌、算计，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无论如何，蹒跚而行的晚清新政进入了“预备立宪”阶段。

有人说，清廷对“立宪”并无诚意，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有人说。清廷只是借“立宪”来为自己延年益寿，对进入古稀之年的慈禧太后而言，“立宪”不过是“预备”，只要“预备”期设置得长一点，她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确实，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选择了“预备立宪”，要在帝国的脖子上套一块金灿灿的“牌”，并不是自愿的、主动的、积极的，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应对之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他们在百年前的这一选择，选择“仿行”，就是选择一种更进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们并不排斥先进国家尝试过的制度模式、治国理念。与绝对王权相比，君主立宪毕竟是个进步，毕竟它承认代议制，承认司法独立，承认地方自治，承认民众的基本权利。

专制的老树上能从此抽出别样的新芽吗?历史已经作出自己的回答，“预备立宪”最终淹没在革命的呼喊中。这个结果令不少真诚支持君主立宪、倾心推动立宪进程的立宪派感到痛心，他们中有脚踏实地的实业家，有远见的教育家、出版家、学者、报人，以江苏张謇、浙江汤寿潜等人为代表，他们满怀信心想在清帝国的老树上嫁接出的新枝，他们不想把这棵蛀虫蚕食、狂风摧折的老树连根拔起，他们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借“预备立宪”的东风，他们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立宪团体，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新兴的报刊也到处是他们的声音，然而，腐败透顶的权势集团为既得利益的绳索所捆缚，私心至上，把这些温和的立宪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边，老树上最终没能抽出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