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气象视域下王维心态探究

摘 要: 自宋以来作为诗学概念的盛唐气象,作为盛唐大诗人之一的王维,其心态,以及心态物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本文从盛唐气象精神实质的特点出发,对照分析寻绎出王维独特的心态特点,以及他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从而揭示出盛唐气象与王维心态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 盛唐气象 王维 隐逸 心态

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青年期鼎盛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高潮之标志。盛唐之昌荣,在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站在时代前列的盛唐诗人们是敏感的,他们能够迅速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强烈地感触到其青春的律动和蓬勃的活力,以其如椽巨笔,将大唐帝国的时代精神――作为中国文化骄傲的“盛唐气象”挥洒得淋漓尽致、意态飞扬。王维没有像李白那样热情讴歌突破与自由,也没能像杜甫那样沉吟忧国忧民的悲歌,他是以一个由庶士走向士大夫、由功名走向山林的文人所特有的身份和心理去感受和表现“盛唐气象”的。

一

唐王朝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至开元时期,社会更加安定,经济、文化等日益繁荣,国家综合国力空前强盛。郑綮描写开元、天宝时期富庶安定景象云:“河清海晏,物殷谷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赍粮。”[1]杜甫在晚年的《忆昔》诗中亦对此表现出强烈的眷恋和赞美之情:“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实。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如果说郑綮和杜甫的描述侧重于对社会物质丰富、生活安定、政治清明的话,那么,作为“都市诗人”[2]的王维,则侧重的是皇城的富丽繁华和国际大都市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以及“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强盛和雄武。即使是农村风光:“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春中田园作》),“春风动百草,兰蕙生我篱。暧暧日暖闺,田家来致词;欣欣春还皋,淡淡水生陂。桃李虽未开,荑萼满其枝。请君理还策,敢告将农时”(《赠裴十迪》),“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也都“无论是人是物,似乎都在春天的启动下,满怀憧憬,展望”。[3]

盛唐社会的典型风采就是具范兼容、并行不悖――思想上三教合一,文化上南北交流,艺术上互相融合。尤其是儒、道、佛思想的自由传播,知识分子可以吸取任何一家思想遗产中的精华部分而形成各自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道家思想鼓舞着李白以一个浪漫主义的“幻想王国”对抗现实的黑暗,同一切不合理的传统、法则、流俗和压抑自由的势力作精神上的决裂。儒家倡导的积极用世的人生学说,使杜甫满怀济世豪情,并独具只眼地揭露繁荣下面的危机,愤吟出忧君忧民的悲歌。王维终身为官,极尽孝道,严华夷之制,重君臣之节,其政治态度和居于思想体系核心地位的自然属于儒家。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在家虔诚修行的佛教徒;道家任运自然、潇洒闲逸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创作和审美理想。王维的思想兼取佛学之善、道学之“真”和佛学之“空”(陈铁民先生的《王维新论》有专门论述,兹不赘)。耿炜《题清源寺》:“儒墨兼宗道。”明代顾起经《题王右丞诗笺小引》:“语盛唐者,唯高王曾孟四家为最;语四家者,唯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于史、子、苍、雅、纬侯、钤决、内学、外家之说,包并总统,无所不窥。”等等,道出以儒为主,以释、道为辅,构成了王维独特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这种巨大的兼容性特征,正是“盛唐气象”社会心理的自然体现。此外,他的诗歌创作,博大浑茫与清新明丽,“佳丽而老成”[4]的并存,以及“诗中有画”、“诗中有乐”、“诗中有禅”的水融,亦正是“盛唐气象”兼容性和巨大创造才能的体现。

王维少年时与崔灏一道出入岐王府,但并没有陷进帮闲文人、宫廷诗人的狭小圈子而不能自拔。开元二十二年后,他一直系身官场,本来可以沿着沈、宋的路子走下去,要坚持富有个性的创造确实不易,即使是杜甫,在入朝供职期间也曾出现过创作上的萎缩期。而王维能在“时当六朝后,举世炫丽藻。青莲虽不群,余习或犹蹈”[5]的传统与时代氛围中,在众星耀眼的盛唐诗坛上独抗流俗,开唐人热爱自然山水、萧散闲淡一路,既可见出个性的坚毅性,又可见出“盛唐气象”特定社会心理对社会个体巨大的影响和规范性。

二

开元九年,王维进士擢第,做太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事受牵累,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初步尝到了宦海浮沉的滋味。贬谪指令下达后,他作《被出济州》诗:“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执政方执法,明君无此心。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抒发了无辜遭贬的抑闷、沮丧之情,但同时亦透露出不灭的实现理想之心。从济州回京后,他并未马上任官,《赠房卢氏涫》中“达人无不可,忘己为苍生”仍然表现出他对仕进的渴望。但事与愿违,他只谋得一个微不足道的淇上小官,于是隐逸之志又再度萌发。但“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偶然作六首》)却又使他不得不羁留尘世。这种“踟蹰”不决、无可奈何的内心隐痛,反映了他这个时期仕与隐激烈冲突的矛盾心态。

在张九龄执政期间,王维曾擢为右拾遗,迁监察御史,后奉使出塞,又在凉州河西节度府兼任判官,开元末任殿中侍御史。这一阶段他仕途一帆风顺,比较遂意,似乎可以一酬壮志。但是,时局转瞬骤变:开元二十四年冬,张九龄“罢执政事”。“李林甫兼中书令”,开元二十五年夏四月,再“贬九龄荆州长史”。[6]王维亲历这场关系到唐王朝政治前途的宫廷斗争,亲眼看到了大唐的开明政治落下了收场的帷幕,看到了在最高执政阶层中,邪恶竟是如此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正义。这位正直、善良、单纯、懦弱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举世无相识”的孤立状态,被压抑得寸步难行。“恐招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俅》)的怵惕不安,使他再次萌发“方将与农圃,艺置老邱园”(《寄荆州张丞相》)的退隐之念。他开始了对后世仕宦者影响至深的长达几十年的半官半隐生活。这种半官半隐的行为,是王维目睹朝廷奸佞充斥、官场腐败黑暗、感到政治靠山、理想抱负难以实现,自己又无力回天时矛盾心态的必然外化,只不过这种外化的形式选择,从现生学角度上来讲,是受其母师事大照禅师三十年的家庭环境和由此而养成的对“空门”的兴趣等因素综合作用,以及自己选择的结果。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7]“安史之乱”爆发,时为给事中的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迫授伪官。他对此万分哀痛:“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以至今日……陷在贼中,苟且延命。”(《责躬荐弟表》)“安史之乱”发生后,王维年老多病,又遭变故,思想低沉,只活了五年多。《旧唐书・王维本传》上有一段话,说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闲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其晚年以禅诵为事,“苦行斋心”,是其“昔在贼地,泣血自思,一日见圣朝,即愿出家修道”(《责躬荐弟表》)的赎罪心态的典型外化。但也应当看到,在这一心态中,也含蕴有他“仆年且六十,足力不强,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毂,博施穷窘,偷禄苟活,诚罪人也”(《与魏居士书》)的消极和迟暮的心态。

由此看来,王维的心态既带有“盛唐气象”重染的因子,又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选择性特征;既带有传统文化的遗迹,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带有共性历时性特征,又带有个性历时性特征。

三

唐代宏大雄壮、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孕育了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历史个性:豁达、豪迈、乐观、沉毅、富有英雄气概,但也蕴含有无限丰富而色彩斑斓的其它变奏。体现“盛唐气象”主旋律的首先是边塞诗那振聋发聩的壮丽篇章。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愿望,最早占据了知识分子的身心。而体现其变奏动机,且与边塞诗建功立业的雄伟气象相互辉映的,则是以王维为代表的那种回归自然,以平和的笔调来表现或再现田园山水风光的田园山水诗,这些诗作绝大部分充满了健康明朗的气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盛唐特有的安适、富足的神态,宁静、和谐的气氛。多少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多半只注重王维田园山水诗中恬淡优美、安于现状的隐逸的一面,然而,即使以隐逸著称的田园诗人、山水诗人,也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现实生活对他们的羁绊和牵萦。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据我的意思,即使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水诗人’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是人事,既是诗,就可以知道与世事未能忘情。”[8]很难设想置身于盛唐那种具有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精神风貌的社会环境中,王维会超然物外,毫无所动。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认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9]所以考察王维的诗作就可以看出,王维受社会心理的影响,其心态还具有常态和变态之分的特点。

最能反映王维心理常态的,是他的边塞诗。如果说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表现的美感特征是主“静”的阴柔美的话,其边塞诗恰恰相反,表现了主“动”的阳刚之美。他在景物描写中常用空白、破墨笔法显示壮阔与飞动,体现阳刚美。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观猎》),等等。王维边塞诗中景物描写的这些阳刚美特点,直接折射了他的价值取向和常态心理:其思想感情是自豪于强大的国势和稳固的统治,具有时代的责任感;其行为趋向是热衷政治、报效国家,体现出盛唐时代精神对他的感召和濡染。因此,他的这类诗作是盛唐气象的投影和折光,也是其心态外化、凝结的产物。中晚年的王维虽已遭受政治和生活的打击,笃志奉佛,意志消沉,但他的清静自适恰像厚厚的冰层,其下的用世心潮并未死寂。他感时叹逝世,心中充满痛苦:“世人皆如梦,狂来或自歌。”(《游李山人所居因题壁上》)“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不遇咏》)他视张九龄为唯一知己而深切怀念:“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寄荆州张丞相》)他不仅讥刺“多自私”的国贼禄蠹,而且有正面的自我标举。在《与魏居士书》中,他叹悲嗟老,自伤不能裨补时政,又劝“山栖谷饮,高居深视”的魏居士为苍生一起:“若有称职上有致君之盛,下有厚俗之化,一何顾影锔步,行歌采薇,是怀宝迷邦,爱身贱物也。”(《与工部李侍郎书》)偶尔,他还有施庄、施田之举(《请施庄为寺表》及《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这种行为既有佛教普渡众生、慈悲为怀思想的影响,又有“于国家不减数粒,在穷窘或得再生”(《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的“兼济”动机。于此可见王维“晚年唯好静”非其心理常态。

参考文献:

[1]郑綮.开天传信记.

[2][美]斯蒂芬・欧文.初唐诗.

[3]唐诗鉴赏词典.

[4]张戒.岁寒堂诗话.

[5]赵翼.题陈浦藩伯敦拙堂诗集.欧北集,VOL38.

[6]旧唐书・张九龄传.

[7]白居易.长恨歌.

[8]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9]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