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跨越非兼容时代的日本标准化腾飞之路

[摘 要] 日本长久以来的标准化体系的发展是促使战后日本技术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而其中“产、官、学”相结合的体制更是 日本工业标准化体系成功带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中国的标准化进程刚刚起步，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将标准化 提上日程，在发挥自身优势、建立适应本国经济社会条件的创新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对标准化大国成功经验的借鉴就 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标准化；产、官、学相结合；政策与文化相结合

[中图分类号] F2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11-0134-03

[作者简介] 吕梦宇，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北京 102249)

现代意义上的“标准”，根据ISO的定义，是指：“一种或一系列具有强制性要求或指导，内容含有细节性技术要求和有关技术方案的文件，其目的是让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或者进入市场的要求。”因此，决定着国际标准能力的两个关键因素是技术主导能力以及国内市场容量。二战以后，日本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GDP在1987年跃居世界第一位，而作为其主导部分的技术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日本各行业的技术产品出现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日本战后技术经济政策的杰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被称为信息产业的非兼容时代，技术主导能力是最主要的因素。而2005年以后将是以技术和市场双重实力一争高下的复杂标准时代，全球化、网络化带来的契机同样也对各国的标准化进程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技术和市场的综合实力是决定各国在与信息产业紧密联系的国际标准化市场上地位的关键因素。这促使日本认识到需要将其传统模式和知识产权等新型标准武器相结合以应对国际市场的新形式，并在2002年确立“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战略，制定了详尽的知识产权创新战略、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知识产权应用战略、知识产权人才战略。

一、政府与产业界的合作――“信”与“和”

“市场经济中真正的立法者是跨国公司、技术机构和知识组织，而不是议会和法院”，从1948年日本通商产业省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1949年日本《工业标准化法》(JIS)颁布，日本就把创新技术经济战略作为其发展的第一要务。在战后国民经济满目疮夷的情况下，日本通过确立了“公司即是家”的职业理念，除了一系列政策对这一理念的支持以外，这一理念在日本深入人心，起到了近似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从而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打造了大团结的局面。

产业界与政府的密切合作使得日本工业标准体系(JISC)标准的制定能够同时符合具体行业的市场需要以及日本整体技术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这一宏观与微观合作的过程中，也建立起了产业界与政府之间相互的信任，政府关于JISC的决策以产业界对市场的判断为基础，而创新成果在JISC体系的认可和保护下也成为产业界再创新的动力，“公司即是家”的理念将个人的利益与公司甚至社会的利益绑定在一起，从而为创新经济保证了“人和”优势。

JIS的目的在于通过制定法律以确定合理的工业标准以及普及工业标准化、改善工矿产品的品质、增进生产效率、保障生产的合理化、交易的单纯与公正以及消费的合理化，从而增加公共福利。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严格的分工和责任制，纵向表现为各省主管大臣的审核进而提交JISC委员会统筹，而在横向方面，根据日本《工业标准化法》第69条之2第1款的1、2、3、4项和第2款的规定，不同领域的日本工业标准，分别由总务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厚生劳动大臣、农林水产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国土交通大臣和环境大臣等主管大臣管辖。这就从制度设计上同时保证了对产业界提案的审核以及提案审核的专业性。

日本经济腾飞的最大成功之一在于形成了统一、和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集体主义特色日本现代化，不同于靠发挥个人力量、合同关系制约以及依靠权力理念引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日本集体主义理念雇佣政策是日本特有的集体主义现代化模式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政策作用于文化，从而形成社会意识，将个体与集体绑定在一起。“终生雇佣制”、“资历晋升制度”以及“公司联盟制度”都将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社会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个人、公司、社会三方之间存在交叉的相互责任。“公司即家”的“责任感”促进日本民族的创新和发展，这也同样能够解释令西方人震惊的四百万日本工人抽出个人时间作为志愿者参加质量控制循还系统的工作而不取任何薪酬。在集体主义理念的发展过程中，整个民族得益于经济的腾飞，这又从侧面强化了这一理念，并让日本人民对政府抱有一种信任感，因为他们的创新成果会被列为国家标准受到法律保护，他们的辛苦会换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为他们带来更多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此，从个体角度来说，实现个人利益与价值必须通过实现集体利益的渠道，而众多个人利益集合在一起之后，合作必然是最优选择。“人和”的局面成功地在政策的引导下在社会中自发形成，为日本创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并且推动了日本经济在“不瘸腿”的前提下整体飞跃。

二、政府・产业界・学界：纵横贯穿，精益求精

1952年，JISC代表日本加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953年，加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从标准非兼容时代到简单标准时代的过渡，日本希望战胜国内市场容量小的先天不足，通过技术主导能力占领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就必然要让日本标准符合ISO和IEC的规定，从而借助ISO与IEC将日本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在这个过程中，JISC体系对同时了解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的技术人才不可或缺。在JISC体系内部，标准分会、合格评定分会、知识基础特别委员会、消费者政策特别委员会都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把握本国JIS的制定以及对ISO、IEC标准的肯认。因此，日本在标准非兼容阶段的标准政策不仅注重技术标准本身的国际化，也坚持支持标准专业人才的国际化(包括技术人才和社会科学人才)，鼓励本国标准专家积极参与ISO、IEC的标准制定程序，一方面致力于推动日本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另一方面结合日本本国的社会和经济特色，在本国适用ISO、IEC标准以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甚至将ISO、IEC标准原封不动地翻译出作为国家标准，例如JIS B ISO20000-2等。

同时，结合世界标准化战略重点领域以及日本自身社会发展问题，能够适应高龄人、残疾人需要的技术领域、加强环境保护的研究领域和随着经济发展必然带动的服务行业的规制在JIS的制定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日本必须培养出相当规模的综合型、尖端型人才。对此，日本政府一方面投入资金，支持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设立国立研究机构，并在后期通过将国立大学改造为独立行政法人等方式激励创新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产业界和学界之间充当桥梁作用，从纵向上引导和鼓励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与地方团体之间的合作、基础产业界与大学联合合作，将市场与技术糅合起来，通过成果普及激励技术开发与创新。因此，日本在2002年提出的知识产权创新战略、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知识产权应用战略及知识产权人才战略实际是对日本战后一直以来所实行的培养人才、鼓励创新的政策机制的总结，并结合新形势下发达国家普遍应用的知识产权武器加以完善，但其实质并未脱离日本从标准化起步时起就开始实行的“人和”与“创新人才培养”双管齐下的战略。

除了政府在产业界和学界之间的桥梁作用，产业界和学界之间也存在着横向的自发合作。“孤立地设定本国标准本身是错误的”，在日本本国标准化过程中有两大十分明显的特点，首先，标准化是由政府首先发起的，不同于美国商业需求作为驱动力的起步。并且，政府强制力从一开始就发挥着通过法律和行政规定将产业界和学界联系在一起的作用，这样一来，“人民的普遍观点可以得到反映”，“并很好地吻合了国家标准化立法与政策”。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保障下，正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到的一样，“可能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以及阻止环境污染”，日本的国家创新体制具备过渡到国家环境创新体制这一健康发展模式的条件。另外，产业界和学界之间的合作建立了一张具备严格的运营、全国标准化网络，以电子工程产业为例，日本电子技术协会(JEC)是日本工业标准化协会(JISC)在IEC设立的代表机构，分为九个独立的标准，即日本电力生产协会(JEMA)、日本电子产业协会(EIAJ)、日本通信产业协会(CES-M)、日本电缆制造协会(JCS)、日本辐射用具产业协会(JESRA)、日本水利项目协会(JWWA)、日本温室化、空调和健康协会(HASS)、日本焊接工程协会(WES)、日本石油协会(JPI)、日本动力产业协会(SRIS)、日本自动化工程协会(JSAE)日本海洋标准协会(JMS)。

此外，日本标准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界与学界的合作最具代表性地表现为日本规格协会(JSA)的运营和发展。1945年12月6日，日本航空技术协会和日本管理协会合并，成立日本规格协会。1949年，日本《工业标准化法》颁布后，JSA开始以法律为依据开展标准化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出版发行JIS标准和标准化刊物、标准化与质量管理图书；制作和发行JIS标准样品；举办各种标准化与质量管理培训班；研究制定技术术语和管理通则等JIS基础标准草案；标准化与质量管理宣传普及和交流活动，每年定期举办全国标准化大会、标准化与质量管理大会和质量月活动；质量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员登记注册工作；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JAS专门设立教育研修部，从事包括开展管理技术教育研修活动、进行JSA教育研修培训及技术指导、开办JIS・海外规格说明会、讲演会等研修活动，并通过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为JIS标志认可工厂培养标准化和质量管理推进负责人。在政府的面前，产业界和学界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与任务，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学界缺乏对市场的把握与认识，不能够从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找到一项新兴技术最为合适的落角点或是发现市场对某一类技术的空缺需求，而产业界则需要专业人才和技术设备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也需要专业的组织机构从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对其人才进行培训。日本政府的政策导向和JAS的发展方向正是将两者的缺陷和优势互补，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因此，在标准创新研究领域，日本始终坚持“标准化政策与产业技术政策的一体化”，在充分吸收产业界标准提案、政府严格把关制定标准、通过法律保护标准和鼓励创新的同时，将创新激励政策与完善产业技术政策相结合，达到对市场和技术把握的双赢局面。具体而言，大学、国立研究所和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开发过程中必须与相关行业的公司、个人以及标准化工作者合作，力求在技术开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公共利益和市场需要，从而缩短技术开发周期，争取在技术产品商品化的同时标准化，加快技术经济的发展步伐。

“人和”是日本难能可贵的企业文化，更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文化。日本标准化发展过程是一个信任、团结和精英交织的过程，政府以其宏观调控能力参与了产业界和学界的各项活动，不但在各具体行业的内部建设起团结的人力资源系统，而且积极促成了产业界与学界的合作，达到优势互补，从而在创新经济的具体操作层面让“人和”与“精英”并驾齐驱。而另一方面，JISC体系的基础是来自于产业界的提案，这说明政府对于产业界对于本行业市场的认识有充分的信任，进而通过JISC专家组做出该提案对日本整体技术经济发展适应程度的判断。同时，政府通过法律体系、政策体系充分保证了产业界和学界的创新成果受到保护和推广，将成果的良好归宿作为激励产业界、学界再创新的源源不绝的动力。

与美国和欧洲的标准化进程相比，日本的标准化成就实际是一个为时短短几十年由政策转化为社会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运用其国家强制力作为先行者，同时又适当放权给JSA等民间标准化组织。立法、行政政策得以切实施行带来了社会对政府以及对整个标准化政策方向的信任，而日本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又成为标准化不仅仅拘泥于产业界和政府内部，实现全民创新的核心因素。“知识产权在发展中国家对于刺激创新经济作用甚微”是TRIPS协议签订以后关于知识产权这一新型工具的主流观点，美国将知识产权作为巩固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手段，例如，“301条款”就旨在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美国所订立的知识产权标准，直到拒绝接受这一标准的国家受到惩罚并且同意接受。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技术经济领域，对发达国家模仿程度过高以及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十分严峻。

对于一个正处于标准化低水平而想在短期内取得高速标准化发展的国家而言，先驱者和标准化施行初期国家强制力的辅助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商业需求并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带动全国范围内的创新热潮，政府作为具备国家强制力操控能力的主体，可以制定核心政策并加以实施，在理论上无疑是理想的先驱者。日本战后技术经济腾飞很大程度归功于日本所实行的工业标准化政策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全民创新体制，而与日本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具备日本所缺乏的意味着低成本和先天实力的资源和国内市场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打破全盘模仿发达国家技术经济发展的局面，在借鉴标准化大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利用先天优势，寻求健康的标准化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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