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求职·求索

按语：万典武，研究员，1921年生于湖北汉阳农村，9岁进城读书。1941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45年本科毕业，1947年研究生毕业。1947年进入蔡元培先生创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现中国科学院），任助理研究员两年。1949年参加刘邓大军的西南服务团南下，1949年冬，进入西南大区贸易部，后调入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先后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北京市委工作，1979年任国家商业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全职做商业经济研究工作。先后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300多篇论文，著编书籍20余本，被学界称为著名经济学家、资深商业专家。现年逾九旬，思维敏捷，表达清晰，但视力较差，故采取口述方式，由人记录整理成文，发表他对商业的一些看法，整理成文章《求学・求职・求索―万典武的商业研究人生之路》。万老还将继续发表他对商业的一些看法和研究方法的经验，以飨读者。

从1941～1947年，我有幸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了4年本科和2年研究生。在这个被称为“民国四大名校”之一的环境中，我潜心进行了长达6年的专业经济理论学习和研读。在“武大”6年的大学生涯，是我人生的重要阶段。专业经济理论的学养和学植，对我的人生观、经济观，以及治学精神和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使我一辈子受益，为我后来开展商业经济研究、特别是为商品流通改革的研究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功底。

一、求学

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人们习惯上简称为“武大”。这是一座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很高学术地位的名校。“武大”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后数易校名。1913年改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改建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抗日战争期间，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武汉珞珈山。到1946年底，学校已设有“文、法、理、工、农、医学”等六大学院。1949年更名为武汉大学，现在是全国著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坐落在东湖之畔珞珈山上的“武大”，碧水环绕，绿树成荫，樱花缤纷，优美的环境很适宜学习和做学问。

我在“武大”学习的时候，大学老师大多都是留学生，主要是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留学回来的清末的留学生，用英文讲课。当时给我们教授主要课程，是他们各自带回的他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专业学科理论，像《会计学》、《统计学》和《货币与银行》等。他们也讲述自己的某些学术思想。当时的“武大”学术自由的空气比较浓厚，在这种学术氛围中我受到较深的熏陶。那时，我常常秉灯夜读，而且多读的是英文原著，对我掌握经济学原理和英文这门外语真是有莫大好处。至今，我对几位老师还有较深的印象。

第一位老师名叫彭迪先教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彭教授是日本著名左派经济学家河上肇的门生（河上肇是日本左派第一人）。他教我们经济思想史，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教经济思想史，非常的有气魄，深受学生欢迎。他讲经济思想史，从重农学派讲到亚当・斯密，直讲到马克思主义；从亚当・斯密提出价值论到马克思接受价值论；马克思又结合社会主义运动创造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由剩余价值学说切入完成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从思想上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位老师杨端六杨教授是留英的，著有《货币与银行》一书，是当时“武大”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写书使用英文，每一章后面都有参考书目，基本上都是英文原著。他的学风踏踏实实，一丝不苟，不过讲课倒是不善言谈。我大学的研究方向就是“货币银行”，即现在的金融学。我对他这门课程特别有兴趣，他有正式教材，还提出参考书的单子，全都是英文的书目。每人每次可借5本，它提出的20多本参考书，我都看了。《货币与银行》这本书写得很好，深入浅出，也是我读的英文书写的最好的一本。随后我又看了《资本论》，是英文本，我看的英文书最多的就是这本书的参考书，当时，本科生一次可以借5本书，研究所不限制借书。我借了许多参考书，基本都看完了，有不懂的地方，我都去请教杨教授。

这时候，我还读了《国富论》。这本书的作者是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亚当・斯密。《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部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弄清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围绕着这个主题，亚当・斯密系统地发挥了关于价值、市场、竞争、经济目标的分析、经济政治学、财政学等一系列观点，被推崇为建立起一座经济理论的大厦。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是工场手工业和产业革命前夕的集大成的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建者，主张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配置资源，政府只承担“守夜人”的职能。《国富论》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和商品经济运行的原则。

后来，我又读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这是一本影响很大的经济学著作。1929年，西方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上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在这种大背景下，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在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或处于繁荣阶段时，由政府分别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调节消费和投资，进而影响总需求和总产出。凯恩斯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根据凯恩斯的《通论》形成的经济理论，人们称为凯恩斯主义（也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与亚当・斯密的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不同，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扩大就业，维持繁荣。《通论》出版的初期，曾受到少数正统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和质疑，也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但《通论》的基本观点不久便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大学讲坛上占有统治地位。我对这本《通论》读了好几遍。现在，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仍然存在很大争论，有的学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有些偏颇。在今天，《通论》的有些观点仍然有可借鉴之处。

有人说，我研究商业问题视野宽、有深度。我认为，这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商业经济研究的结果。这不得不归功于母校诸位老师的治学精神和母校比较宽松的学术气氛的陶冶。

二、求职

回想当年的大学时代，真是不易。我一边读书学习，一边打工养活自己。那时候，正是风华正茂、不畏艰难、奋斗不息。在抗战时期，我作为流亡学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虽然政府有规定，流亡学生可以不交学杂费，但是我还要吃饭、还要生活，所以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一边学习读书，一边与困苦斗争，打工挣钱养活自己。

在6年的大学生活里，我没有寒暑假，因为寒暑假是我读书最好的时间，没有哪天晚上我不在看书学习中度过。12个假期，我天天从早到晚、夜以继日与书做伴，潜心研读。我那时大都是研读的英文书。课外自学是我吸取经济学理论精华的主要来源。研读英文原著，既有助我更好掌握经济学原理，又有利于提高英文水平，为我做英文家庭教师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工”或“第二职业”―这是我当时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

这里，我必须对我的恩师张培刚教授表达我真挚的尊敬、感激之情！

我在“武大”研究生毕业后，既面临就业工作问题，又急需解决生计困难。在我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得到了张培刚教授的援助之手、知遇之恩。

当时，张老师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便毅然回国任母校武汉大学经济系主任。他虽然没有教过我的课，不过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是由他主持的。和张培刚教授相处虽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是，他是对我帮助最大、影响极深的一位老师。在我们短暂相处的那段时间，他看我没有饭吃，就让我去办公室给他帮忙，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后来，张老师为我给陶孟和先生写推荐信，请陶先生安排我的工作，不几天陶先生便给他回了电报，同意接受我。于是，在1947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在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这个研究所的所长就是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奠基人之一的陶孟和先生。

至今，我对张培刚老师怀抱深深感念之情！

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获得1946～1947年度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被公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他要我的同学郑启贤和我共同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于1984年出版，1992年他九十多岁的时候在香港又重版，他这本书的经济思想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三、求索

1949年，我进入西南大区贸易部工作。从1949年到现在已过去60多年。期间可分为两段。前三十年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做宏观经济管理工作。

1978年我调回商业部。那年春天，党中央召开以经济问题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我作为商业部部长的随员到会。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同志（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做了主旨报告，全面分析了严峻的经济形势，提出了相应对策。特别是系统地讲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第一次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重大改革思路，这为突破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禁锢逐步走向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在振奋之余，一口气写成了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充分运用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一文（见《万典武选集》第125～139页）。我在该文首次以市场比作球场，为我的“市场球场论”提出了基本观点。

当时，商业部办公厅主任肖帆是商业部的“大秀才”，我们建议商业部建立商业经济研究所。我们四个人，肖帆同志（他当时是党组成员）是所长，陈大鹄同志和我，还有杨德颖同志是副所长。

肖帆同志从来不发表署名文章，不过他很有水平，他对烹饪有浓厚兴趣，办了一本杂志叫《中国烹饪》，办的很有特色。陈大鹄同志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商业政策；我专注研究商业体制改革；杨德颖同志主要研究商业史。

我选择先从饮食服务业下手。因为这是当时社会生活普遍反映出的难点、热点和焦点问题，群众常说的一共有“五难”：吃饭难；住店难；理发难；洗澡难；修理难。

我对这个行业也不是很熟悉，就跟商业部部长商议派人去天津做调查。每次到天津调查一个月，深入到每一个环节进行考察，比如仓库、厨房和怎么卖票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行业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并提出改革的设想和方案。天津调查告一段落，我深受启发。

1979～1980近两年时间，我和张采庆、杨东起（商业部饮食服务局副局长）等同志，三下天津，又继续深入到湖北、四川调查两个多月。我们仔细考察了这些行业的各个生产和劳动环节，开了许多专门座谈会，分析了“五难”的成因，并相应提出了对策。我们了解到这些被视为“三教九流”行业的真实情况、问题和要求，主持写成了几万字的多篇调查报告（《万典武选集》155～169页选入了天津饮食服务业的调查报告）。我运用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概括出这些行业的手工性、技艺性、直接服务性、分散性、被动性等特点，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写了几篇文章，特别是1979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饮食服务业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影响很大，商业部王磊部长在商业部机关全体大会上表扬了我这篇文章，要求机关的同志多研究问题、多写论文。

我们为这些行业呼吁并提出改革建议，要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我运用所学的经济理论解剖饮食服务业这个“麻雀”，寻找到我以后二十多年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商业体制改革的一些思路。青年厨工、服务员、理发员的懒散和对平均主义的强烈不满，启发我编出“大锅饭养懒汉，铁饭碗出笨蛋”的顺口溜。这句话我到处讲，上世纪80年代初应邀在中央党校、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作报告时我讲，到各省也讲，一直讲了二十多年。1992年我邀请几位劳动工资专家成立了课题组，专门研究“破三铁”问题，也是源于这个认识。

饮食服务这个行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不可以完全实行国营和计划经济，所以我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改革建议，比如理发、澡堂让私人办，餐饮放开让个人办等。我发现这个行业一共有四个特性：第一个是服务性。第二个是手艺性为主。比如大家都喜欢用手艺好的师傅。第三个是分散性。第四个间隙性。这里，举出几个实例。

第一个例子：我在武汉，看到早饭摊满街都是，于是找到一个卖豆腐脑的摊子，我吃了一碗说：“老板你这豆腐脑真不错，你原来是做什么的？”老板说：“这不是放开了吗，我原来就会做豆腐脑，于是现在出来自己做豆腐脑早餐摊”。我们聊了能有一个多小时，其间，我主要问了他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我问他黄豆是从哪来，他说从集市贸易买，因为现在市场放开了嘛。第二个，我问他豆子都是怎么处理的？他说在家里，开着广播和家人一起摘豆子。其实这种家庭劳动可以节省雇佣费用，而且还听了广播，两不误。第三个是什么时候开始磨豆子，什么时候点豆腐？他说半夜两点多点豆腐。如果这是国营企业的话，半夜加工的，加班费算起来也很费劲。第四个是收款怎么收？他回答说自己收到自己口袋里就好了。从这个例子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国营要改，还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

第二个例子：有一天我专门找了个理发店，我问他一天内能理多少个 ，他说20个左右，一天只能挣几个“头发”的钱。我很疑惑，为什么一天能理20个左右“ ”、一天却只能挣几个“头发”的钱？他说，因为要交税、交养老金等，不过他对交税和交养老金没任何意见，理发店的管理人员还有去开会的这些人不干活，只拿钱，是这些人将钱分了。

还有一次，在饭店，看到厨师徒弟休息的时候一起玩，我就对这些学徒说：老师傅的手艺多好，你们好好学啊。他们却说：“学那个有什么用，学不学都是28.5（固定工资）”。就此我概括出一句话――铁饭碗出笨蛋，大锅饭养懒汉。

第三个例子：1983年国务院体改小组新成立流通组，由刘毅部长任流通组组长，指定我为流通组办公室负责人，并委托我研究“商品流动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研究课题。我组织全国二十多位专家的大课题组，并写成了十万字的课题报告，我亲自写了这个报告的总报告，题为《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刘部长、姜部长带我去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汇报。我提出“间接宏观调控下的商品自由流通”的模式。我认为一共有四个“商”：一、商品。商品的天然属性是自由流通。按照价值规律、供求规律来流通。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票证各种限制都改掉，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二、商人。我提出一定要排除国营“独此一家”，要民办、公司、个人一齐上，都可以经营，“公私兼顾”很重要，商人要多种成分，国营大企业也要自主经营。三、商品市场要有竞争。市场机制很重要的规律是竞争规律，没有竞争就没有淘汰，消费者就没有选择。多家经营，各种经济成分进来，有了竞争就有比较就有发展。四、商品流通要有间接宏观调控。我不赞成完全自由市场，自由经济必须有法律法规、财政税收、货币投放、信贷利息这些间接宏观手段。20多年的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证明我这些想法基本上是对的，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时候，我和同行合作为《人民日报》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总结二十多年商品流动体制改革的经验，一篇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最后我重复说一句，学习经济学的经典著作是研究商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