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雅芬芳的扇画艺术

中国扇面画的历史，根据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汉代。唐代画扇之风更为盛行，从周的《簪花仕女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跟随贵妇的侍女们，手中所持的团扇上就有绘画。另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三国时，汉恒帝曾赐曹操一柄“九华扇”，十分名贵，曹子建还为此写了一篇《九华扇赋》，曹操请主簿杨修为他画扇，发生了“误点成蝇”的趣事。宋元时期，扇面书画极为流行，画扇成风，留下的扇面画也很多，名作精品不少，其中不乏大气之作。扇面除圆形外，还有扁圆、长圆、梅花形、葵花形、马蹄形等样式。不过，真正将扇面书画艺术推向极致的，则是折扇画，约始于南宋时期，这是随着当时制扇技术的成熟而带来的变化。真正集书法、绘画于一扇，则始于明代，这是因为折扇形式的出现。此后，画扇蔚然成风，尤为文人墨客、名流雅士所喜爱。明清两代书画家巧运匠心，精心布局，或书或画，集欣赏与实用为一体，逐步形成了扇面画独立的审美体系，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品种而广泛普及并流传下来。同时，很多扇子故事、传说和趣闻轶事，如《坡画扇结案》、《桃花扇》、《康熙题扇》、《晴雯撕扇》等，也显示出扇子已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从种类上分，扇面画大致可以分为带有完整扇骨的成扇和扇面。有字和画的扇子，保持原样的叫成扇；为便于收藏而装裱成册页的习称扇面。从形制上分，有圆形的团扇和折叠式的折扇。

扇面画的内容非常广泛，无论山水人物、蔬果草虫、花鸟走兽，还是神话故事、峰峦楼阁，皆能入画。至于书法，则楷、行、草、隶、篆样样俱全，都能挥洒自如。历史上，明代的沈周、唐伯虎、仇英、文徵明，清代“四王吴恽”、“山人”和“扬州八怪”等都有扇面画佳作流传于世，既有工笔写意，又有白描泼彩和丹青水墨，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莫不荟萃于盈尺之扇面上，给人以美妙的艺术享受。

在扇面上写书作画，由于尺幅不大，且形制固定，具有相当的创作难度。团扇与册页类似，因多用素绢，绘画精细。折扇的扇面由于上宽下窄，成半圆环状的扇形，容易造成形象的倾斜和总体画面的不平衡。画家在这种特定的空间范围中作画，不仅在行笔之前要精心构思、巧妙布局、成竹在胸，而且在落笔时也要简洁明快、流畅多变、笔随意转，不能稍有迟疑，即使差之毫厘，都可能导致整幅作品的不协调。扇形给人以视觉上的延伸感，画面的疏密有致、艺术内涵的丰富多彩，无疑都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山水画，往往咫尺千里，小中见大，更要用心布局，在平直与弧曲中求得平衡。另一方面，相比固定的卷轴而言，扇形的空间与方形的画面比较显得更加灵动自然，生动而别致，愈发能显示出艺术家高超的创作水平。对于书法而言，通常采用单行写满、双行半满的格式。有的则只在上半部平齐书写，以避免因扇面上宽下窄造成下部过于拥塞的感觉。书法扇面大多依扇骨行次为书写行距，但也有些书法家不拘扇骨的行序，随意跨行骑缝书写，显得活泼自由，这比较适合于书写行书及草书。但是，不论用何种方法处理画面，所有的题识和钤印，都必须遵循顺着折扇的放射线书写和钤盖这一原则。

在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中，扇面画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形式，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形式独特、别具风貌，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从而在书画界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历代书画家，无不喜欢在扇面上题诗作画以抒情表意，或为他人收藏，或赠友人以作留念。扇面书画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将扇子的实用功能与书画的观赏功能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提高了扇子的品位，又使日常的生活物品有了情趣和文化内涵。

时光荏苒，时至今日，人们于扇上书画仍热爱不减，或缘于其形制之玲珑而易于收藏，或因为其工艺精美而可把玩，至于名家书画之扇，则尤其受到人们的宝爱与庋藏。自民国以来，名流显要、文人墨客、工农学商，任何阶层都有喜欢扇面书画者，扇艺几乎已成为中国人实用与欣赏的日常物品。在艺术界，虽然仍大量沿用在传统工艺所制的成扇上写书作画，然而更多的是直接在裁成团扇或折扇形式的宣纸上作书画，并日渐成为风气。可见，利用扇面形式创作和欣赏书画艺术，已是普遍的事实。由此以来，其艺术欣赏功能已跃然而上，而其实用功能则日渐退居其次了。

在近年来的历次拍卖中，扇子和扇面画一直受到藏家的喜爱，具有不俗的表现。2006年7月29日上海敬华拍卖公司赵士鸿蔬果清夏成扇拍出了198万元高价。2006年5月2日，张大千雅集图并大吉岭图成扇在崇源国际拍出115.8万元。2006年11月23日，中国嘉德的一幅傅抱石幽山论古成扇成交价83.6万元。2006年6月3日，马远（款）山径漫步扇面在嘉德拍出了192.5万元的高价。2007年5月15日，齐白石松寿吉祥扇面在北京永乐拍卖公司的成交价为95.2万元。2007年5月28日香港佳士得春拍一幅傅抱石观瀑图扇面拍卖成交价为100.98万元。

扇子那轻巧便捷的形制，扇面画那清新独特的艺术品味，使其作为清玩雅赏的小品，依然受到今天越来越多人的广泛喜爱，在书画艺术的百花园中散发出一股幽雅迷人的芬芳。

下面，我们来欣赏几件扇子与扇面画。

顾伯达花鸟成扇（图1、图2）

长47.5厘米，宽18厘米，竹制扇骨。一面绘花鸟图案，题识：“扶亚先生拜教，伯达。”另一面画蜂猴图，寓意“封侯”，画面题识：“松翠映山陂，蜂衙乍散时。羡他猿臂者，跃上最高枝。戊寅（1938年）秋为扶亚先生写，即希法政。伯达顾鸿，时客海上寄庐”。

顾伯达（1903-1968年），上海松江人，工山水、花卉、翎毛，画风俊逸洒脱。他尤其擅画猴、松鼠等动物，是建国初期江苏省著名画家。这幅成扇为他盛年之作，绘画精细，格调清新，很好地体现了其俊秀雅致的风格。

刘未林、朱孝臧山水书法成扇（图3、图4）

长47厘米，宽18.5厘米，竹制扇骨。一面为刘未林水墨山水，画面题识：“麓台司农,拟山樵,有沉厚荒率者，与断发纹迥别。君孝仁兄正，未林。”另一面是朱孝臧行楷诗：“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条翁，聊得从君栖。君孝仁兄正，孝臧。”

刘未林，江西南丰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进士，工书、擅画，其山水笔劲墨润，行楷腴润秀雅。从这幅山水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用笔苍劲有力，远山近树，勾勒皴染，浓淡相宜。朱孝臧（1857-1931年），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书法初学颜真卿，后攻褚遂良，精于行楷，严整而有风骨，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其字势横画多、左高右低成侧欹之态的特点。

于右任书、丁宝书画成扇（图5、图6）

长39厘米，宽13.5厘米，竹制扇骨。一面为于右任书法：“先秦制作诏权量，两汉精英印瓦专。徒抱磨崖与碑刻，昔人真面总难全。论书绝句之一，戟仙先生，于右任。”另一面是丁宝书花鸟，画面题识：“鸳鸯湖畔宿鸳鸯，戟仙先生正，丁宝书仿周之冕作。”

于右任（1879-1964年），陕西三原人，元老，精书法，尤擅草书，首创“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从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精于笔法，以稚拙简漫出之，用心布白，于宽博潇洒中别具神韵。丁宝书（1865-1935年），江苏无锡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恩科副贡，自幼酷好绘画，所作神采生动，古艳雅逸。这幅写意花鸟着重对禽鸟的刻画，形象真实，意态生动，用笔流畅，意境清新。

蒋宜安人物扇面（图7）

长51厘米，宽18厘米，纸本。画面为设色人物故事，题识：“伯渊仁兄先生雅正，丁卯（1927年）麦秋，宜安时年六十五。”

蒋宜安（1864-1942年），名洽，苏州人，老画师沙山春入室弟子，善画人物走兽，尤精花鸟、仕女，点染设色，娟秀华贵，艳雅适宜。这幅人物用笔工整细致，敷色鲜明雅逸，人物衣纹描绘细腻，神情生动毕肖，栩栩如生，令人仿佛置身其中。

张熊花鸟扇面（图8）

长52.5厘米，宽18.5厘米，纸本。画面为“银塘真趣”，描绘了荷花盛开、蜻蜓飞舞的池塘一角，题识：“子祥”。

张熊（1803-1886年），字子样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海派名家，善花卉，偶写人物、山水，兼能诗文、篆刻。张熊注重写生，所画花鸟、草虫、蔬果功力深厚。这幅扇面笔调纵逸，墨色清淡，构图清新，娟秀古媚，可谓雅俗共赏。

周镛青绿山水扇面（图9）

长56.5厘米，宽19.2厘米，纸本。画面为山水人物，题识：“为爱秋山洽幽兴，任他烟霭湿人衣。录李竹嫩句，乙酉（1885年）冬十一月泉唐周镛。”

周镛（清），浙江杭州人，寓上海。张熊弟子，其山水得“四王”精髓，未及弱冠已名闻海上。青绿山水画是具有独特风格的山水类型，是用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的山水画。这幅扇面以青绿颜色为主，用笔工整，细笔重彩，色彩浓烈。

梁同书行书扇面（图10）

长50.5厘米，宽15.8厘米，洒金笺。内容为梁同书行书：“禹翁先生磊落光明，知足不辱，与世无争，客有过其庐而问之者，曰：子亦知夫棋之乐乎？棋也者，唐帝所造，虞帝所传，其机则纵横阖解，其海则动静方圆，其时则秋趟夜雨，其地则清簟疏帘。禹门年二兄正之，弟梁同书。”

梁同书（1723-1815年），清代久负盛名的书法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工行书、楷书，出入颜、柳、米之间，所写大字结体紧密，小楷秀逸，尤为精到，晚年纯任自然，冠绝时流。其论书曾说：“笔要软，软则遒；笔要长，长则灵；笔要饱，饱则腴；落笔要快，快则意出。”以此与此件作品印证，则梁氏书风一目了然，俊迈洒脱而神气丰美，不假修饰而自有一种娟秀之美。

（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