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荡寇志》的治国思想

摘 要：在《荡寇志》中，俞万春从政治、军事、社会三个层面阐释了自己的治国思想，显示出比较清晰的治国思路。在政治上，他主张君王应该修德求真，完善自我人格;在军事上，他强调意识形态、战争器械、军事管理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在社会管理上，他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凝聚民心，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通过剿灭盗匪保障民权。《荡寇志》的思想代表当时知识分子的治国追求，故其思想虽不及《水浒传》深刻，但也得到了后世文人的广泛认可。

关键词：《荡寇志》 《水浒传》 俞万春 治国思想

《荡寇志》是清代小说家俞万春的代表作，是后世最具影响力的“水浒”续书。俞万春有感于咸丰、道光年间匪事纵横的局面，在小说中写了以陈希真父女为代表的官军剿灭梁山势力的故事，意在“以文诛心”，“表达自己的救世情怀”[1]（P107）。此外，俞万春也在此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既汲取了传统治国思想的优秀因素，同时也体现出一些新变。但由于刻意设计了梁山好汉被诛杀的结局，此书长期未得现代读者及评论家的好感，其治国思想也未能受到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笔者拟从政治、军事、社会三个方面探讨《荡寇志》的治国思想，以期对《荡寇志》的治国思想做比较全面的揭示。

一、《荡寇志》中的政治思想

清道光朝政治腐败，自上而下弥漫着末世氛围。道光皇帝堵塞言路，重用曹振庸、穆彰阿、潘世恩等佞臣;朝廷官员道德堕落，贪污腐化成风，“贪污恶性发展，官员对居官牟利恬不为怪”[2]（P43）;取士制度陈腐单一，仕进之路堵塞，有才能者难入仕途。“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增加的速度而增长”[3]（P103），“特别是在富饶而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上升的机遇则是每况愈下的”[3]（P106-107）。针对这种状况，俞万春在《荡寇志》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君王应该修德求真，亲贤远奸。《论语》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4]（P134）荀子云：“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5]（P230）可见儒家传统理论认为统治者应该完善自己的道德。俞万春在《荡寇志》一百三十二回，借天子罪己之诏，明确传达出对这种政治思想的认同。兹引如下：

朕获祖宗之德，仰蒙苍昊之庥，首出四民，于兹一纪。虽兢业惕于中心，而过咎形于天下。盖以寡昧之资，藉盈成之业，言路壅闭，导谀日闻; 恩幸恃权，贪饕得志。缙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万姓之财，戎马困三军之役。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食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叠见而不悟，闾阎怼怨而罔知。追溯已愆，悔之何及！[6]（P711）

君主向大臣下悔过诏，于史无征，显然完全出自俞万春的虚构。在这段虚构的诏书中，这位天子表达过去“失德”的悔恨，显示出俞万春认为君王应该修德的政治思想。俞万春还认为天子之德行修养完善主要是通过“亲贤远佞”的行为来实现。于是书中的宋徽宗将童贯、蔡京等奸臣正法，将高俅发配，并重用张叔夜、贺太平等贤臣，最终“奸邪尽去，君子满朝，士民欢呼相庆”[6]（P712）。

其次，大臣应该尽忠竭力，报效朝廷。《荡寇志》塑造了以种师道和云天彪为代表的贤臣形象。如云天彪，在德行上，他秉持忠义。他崇拜汉寿亭侯关羽，以忠为本。为报效朝廷，他不但可以忍辱负重，同时可以大义灭亲。如当得知陈希真与刘广（亲家）落草猿臂寨，并攻打沂州府时，他勃然大怒，斥其为“背叛之贼”，不恤交情，率兵讨伐。在能力方面，他文武皆备。武可以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甚至可以挥刀上阵斩将杀敌。文可以著述立说，发明圣贤经义。

同时，英雄不管境遇如何，都应该将为国尽忠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如七十八回云威所说：“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大丈夫纵然不能得志，切不可怨怅朝廷，官家须不曾亏待了人。”[6]（P76）如陈希真洞晓天文地理，却一直未获重用，后因高衙内觊觎陈丽卿，不得已舍家避难，亡命江湖;祝永清熟谙韬略，一身武艺无人能及，但官职只至防御;沂州城东防御刘广智勇双全，但遭到高俅的兄弟高封陷害，被无端革职，家私尽被抄没;杨腾蛟杀贼有功，却遭到蔡京的陷害，不但没有得到封赏，反而遭后者的追杀，杨腾蛟一怒之下，杀死蔡京派来的杀手，但同时也绝了自己的后路。但他们在恶劣的处境下却始终相信朝廷，从不嫌怨，更没有公然反对朝廷。这种信任成为《荡寇志》英雄最重要的精神内涵。陈希真和刘广迫不得已落草猿臂寨，但陈希真在青云山顶上建起一座万岁亭，供奉大宋皇帝牌位，表达他对朝廷的忠心。同时不劫掠州府，不掠夺村里，而是守御一方，抵御梁山势力，以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

第三，国家应该广开招纳之门，延揽四方英才。英雄无进身之阶，不甘心与腐草同没，而又无出路，所以被迫做贼，不为国所用。所以一个社会能否安定关键看是否能够网罗天下英才，让人才成为社会的管理阶层。俞万春在《荡寇志》中也表达不论阶层出身，唯才是举的政治思想。宋徽宗在下了罪己诏之后，明确表达“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决心：

自今以后，有各直省官员，能率众勤王、捍边立功者，优加奖重，不限常制;草野之中，怀抱异材，能为国家建大业、定大计，出使疆外者，不次任用。中外臣庶，并许直言，虽有失当，亦不加 罪。朕惟仰副上苍，俯恤下民，毋敢逸豫。[6]（P711-712）

同时书中也描写了各路统帅不拘一格招揽人才的情节。如书中写了云天彪任马陉镇总管之后，“凡是魏虎臣屈抑之人，察其实有贤能，尽皆擢用。”[6]（P244）。同时着意招徕四方豪杰。如欧阳寿通武艺，力大无穷且深识水性，但却因无钱寻门路，被队长革役，沦落至溪边以捕鱼为生。云天彪将其授为领军提辖，后屡建战功，位至将军。书中还写了张叔夜在受命剿贼之后，也努力延揽各类人才的情节。如杨腾蛟出身平民，因杀贼有功受到云天彪的赏识，但却遭到蔡京的陷害，不但没有得到封赏，反而遭后者的追杀。杨腾蛟一怒之下，杀死蔡京派来的杀手，但同时也绝了自己的后路。后张叔夜将其招致麾下，为平定梁山立下赫赫战功。

二、《荡寇志》中的军事思想

《荡寇志》草创于道光六年，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恰逢鸦片战争前夕。此时列强盘踞中国沿海，海防局势紧张，而中外军事上的差距给有识之士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强军治国成为当时的时代风潮。“由于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剧和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不断冲击，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弱点和缺点也就愈来愈明显。为了适应现实战争的需求，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变革”[7]（P362）。俞万春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并亲自参加过战争。俞龙光《荡寇志按语》称：“粤东瑶民之变，先君随先大父任，负羽从戎。缘先君子素娴弓马，有命中计，遂以功获议叙……”[8]（P511）于是在战争的描写中多能具体写实，于是透露出很确切的军事思想，他应该有一些根据实际战争经验的思考。而这是前期的小说家所不具备的。《荡寇志》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战中应该注意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荡寇志》描写了朝廷将领强大的战斗力和献身精神，同时将这种精神与对朝廷的“忠心”联系起来。如郓城守备徐槐围困梁山，最终以一己生命守卫关隘。书中将他舍生抗敌的行为归结为他对朝廷的忠心。徐槐在生命最后关头曾自陈心曲“我当初做郓城县时，原不过想力守城池，障蔽狂寇，拚着一死以报皇恩”[6]（P708），显示了意识形态对战争的重要影响。《荡寇志》同时描绘了失去信仰对将领战斗能力的负面影响。如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本来武艺出众，具有较高的指挥能力。但是由于被王进一番痛骂，摧毁了他的“忠义”信仰，所以神魂俱丧，“面色登时雪白，两眼上插，手中蛇矛不觉抛落在地，仰鞍而倒”[6]（P719），失去了战斗能力，后来无缘战争，郁郁而亡。这个情节虽然略显夸张，但却生动地传达出俞万春重视意识形态的军事思想。

第二，军事器械在战争中有巨大的作用。在中国章回体战争小说中，较少涉及军事器械的描写。即便有所描写，也多是点缀，在重道轻技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不起决定战局的作用。但在《荡寇志》中却描写了大量的作战器械和攻守器械。如在一百十三回，由来自西洋的白瓦尔罕帮助宋江制造了奔雷车，书中对这件攻城利器如此描写：

只见那车正面刻作一巨兽头面，油漆画成五彩颜色，两只巴斗大小眼睛，直通车内的上一层，便当作两个炮眼;巨口开张，中一层军士俱在口内，那弩箭便从口内喷射出;下一层便是巨兽颏下，六枝长矛、四把挠钩当作须髯，里面钩矛壮士俱披铁甲。车的周围俱用生牛皮，蘑菇大钉钉牢，里面垫着人发，头发里层又铺绵纸，所以枪箭铳炮万不能伤。车后一辕四衡，驾着八匹马。车上又有小小一座西洋楼在兽额上，里面立得一个人，执着一面令旗，为全军耳目。

白瓦尔罕又教将那车打开了，请宋江看里面的机括。下一层钩矛，中一层劲弩，是不必说。惟有那上一层的两座火铳，甚是利害。那铳名唤“落匣连珠铳”。上面一只铜戽子，容得本铳四十出火药、四十出铅子。但将铜戽内火药、铅子加足，又将下面铳门火药点着，那铜戽中的火药、铅子自能落匣，溜入铳管，向外轰打，不烦人装灌，便铳声络绎不绝，直待四十铳发完了方止……车后又有四个翻山轮，激那石子飞出去。石子大小不等，小者飞得远，大者飞得近，也有数百步可发。那车每辆共用三十人：六个人在上层用铳，八个人在中层使弩，十个人在下层用钩矛，五个人在车后步行驾马，一个人在西洋楼内掌令旗。军士不须习练，一指拨便会。只要进退有序，那车发动了，分明是陆地狴犴，果有轰雷掣电之威，倒海排山之势。[6]（P488―489）

这段文字，将奔雷车从外在设计到内部结构，从使用方法到功能无不做了穷形尽相的描绘。除此之外，书中还描写了奔雷车在战场的巨大作用：

那奔雷车已到，弓弩铳石好一似轰雷骤雨打来。李成、闻达忙叫撒放拒马、蒺藜，那知那车山崩岳倒价拥来……但见火铳到时，尸骸粉碎;矢石落处，血雨纷飞。那神臂弓的羽箭，八尺长短，横射来，遇着人马，五六七八个的平穿过。官兵如何抵敌得，都弃甲抛戈，叫苦连天，各逃性命。[6]（P492）

除了奔雷车外，书中还写了火镜之法（此法可以引太阳真火于十数里外，烧毁敌营）及沉螺舟（类似于潜艇，每只可坐一百人）这些器械都为攻破梁山产生了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作用。同时，书中将这些战争器物与西洋文化联系起来，显示了重视西洋器械文化的军事思想。

第三，赏罚有序的军事管理。俞万春在《荡寇志》中提出了赏罚有序的军事思想。《荡寇志》中通过对比写了梁山和官军的管理机制，生动地传达出这种思想。书中屡次描写官军胜利之后，朝廷及时而恰如其分的封赏。如云天彪清真山大胜梁山，不到月余，朝廷便发下封赏：“云天彪破贼有功，晋封加三级，加都统制衔;傅玉从优纪功;欧阳寿通实授提辖;云龙授武翼郎;风会旧授武翼郎，今升授振威校尉;哈兰生助饷有功，急公好义，升游击将军，遇缺即用。一应官兵有功及阵亡者，皆分别犒赏轸恤。青州助饷富户，分别大小之数，从优奖励。”[6]（P260）另如陈希真攻破梁山兖州城之后，天子不但加封其为总管，同时还命其赴京，亲自接见。在这种赏罚有序的管理中，官军的士气高，战斗力强。同时《荡寇志》也写了梁山集团因顾忌兄弟情义惩罚不明的军事管理状况，及相应的不良后果。如李应和张魁因错信他人，丢了兖州，但宋江只把两人记了公罪。林冲和呼延灼丢了濮州和嘉祥之后，回山请罪，宋江也未予追究。在这种失序的管理状态下，梁山的士气低落，战斗力受到了极大地削弱：

吴用说起兵卒溃散，大为不妙。呼延灼道：“目下儿郎们不知怎的，不比从前。即如我嘉祥，和官兵对阵的时节，看见胜仗，尚肯奋追;但只前阵一失，后面随即慌乱，立时溃散，军令都弹压不住。”林冲道：“我濮州正是这样。追奔之时，大众踊跃;前锋一挫，立刻都溃散了。”宋江听到此际，凛然变色，想到自己逃出泰安时也是这样，兵马整整四万，吃傅玉一追，顷刻散了三万;再被刘广一邀击，便一人一骑都不见了。[6]（P704）

通过正反描写，俞万春具体传达出赏罚有序的军事管理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的思想。

三、《荡寇志》中的社会思想

清嘉庆、道光朝各种形式的民间运动风起云涌，让这个时代充满社会危机。《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考订：“清嘉道时期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量的流民游民饥民群;二是大量的宗教秘密结社;三是连续不断的农民暴动。”[9]（P39）针对这种社会状况，俞万春在《荡寇志》中，表达了治理社会的思想和策略。

首先，积极进行道德教化，务使民风纯朴。书中写云天彪接任马陉镇周，“于公余无事之时，与标下军官开讲《春秋大论》，不问贤愚无不感动。天彪讲到那剀切之处，多有听了流泪不止的。不到数月，马陉镇上军民知礼，盗贼无踪。”（九十回）

其次，发展社会经济，招抚失业流民。《荡寇志》认识到人民的贫困是造成起义及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主张通过一些具体的方式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传统的社会观念一致，他主张鼓励人民开垦荒田，减少失业流民。陈希真在草创猿臂寨时候，便招抚失业流民入寨垦种荒田。云天彪在巡视郓城水泊故地时“命那班居民开垦地亩，又为他们相度地势，经理沟渠。不数年间，良田万顷，民赖其利，因呼为‘云公田’”。

除了垦殖荒田这种传统的农耕经济发展观念外，俞万春受到当时社会思潮影响，主张通过发展实业改善民生。如《荡寇志》写了陈希真经营猿臂寨之后，开银矿和铜矿，同时又组织头目侯宁开瓷窑，烧瓷器发卖，增加山寨收入。

第三，清除反动武装，填平盗寇渊薮。俞万春认为盗寇集团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对于那些公然挑战朝廷权威的盗匪，一定除之务尽。《荡寇志》的全部故事都是围绕朝廷如何剿灭地方悍匪展开的。书中开头写了盗匪横行的社会局面：

梁山泊一百八人，自依天星序位之后，日日兴旺，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拒敌官军，攻打各处府厅州县的城池。自那徽宗政和四年七月序位之后，至五年二月，渐啸聚到四十五六万人。连次分投下山，打破了定陶县;又渡过魏河，破了濮州;又攻破了南旺营、嘉祥县;又渡过汶水，破了竞州府、济宁州、汶上县。宋江又自引兵破了东阿县张秋镇、阳谷县。各处仓库钱量，都打劫一空，抢掳子女头口，不计其数，都搬回梁山泊……四方的亡命强徒，流水般的归附梁山。看官，数与你听：都是沂州府管下青云山，江南冷艳山，直隶盐山，青州府管下清真山。那几处的强徒，都倚仗着梁山作主，年年进纳供奉。[6]（P4）

之后书中用了七十回的篇幅叙述了以陈希真父女为代表的猿臂寨和以云天彪、张叔夜为代表的朝廷正规军队，逐渐消灭敌方贼寇势力，最终攻破梁山，将一百零八位头领全部诛杀的故事。从整个故事的设计上看，俞万春表达了除寇务尽的思想。在具体情节设计上，《荡寇志》描写了官军将领对地方贼寇刻骨的仇恨，不但在战场上，官军对贼兵贼将意图杀之而后快，下手绝不留情，即便对那些投降的贼寇也丝毫没有怜悯之心。如一百十七回云龙擒获贼兵五千八百人，请云天彪发落，云天彪命令直接斩首，后祝永清求情，云天彪才勉强将这些贼兵每人割去一只耳朵，并交给有功的官兵为奴。

此外，《荡寇志》还表达了填平盗寇渊薮，从根本上杜绝盗寇产生的思想。书中写云天彪在平寇之后受皇帝差遣，赴各穷山深谷、易为盗贼盘踞之处整饬兵备。他填平梁山水泊，并将梁山改为梁山营，屯兵驻扎，并派兵驻守二龙山、白虎山、清风岭、桃花山等地。同时“一路上观看形势，凡遇山林险阻，可以藏奸之所，虽未经盗贼占据，亦为经理一番”[6]（P776）。后“驾海舰巨舶，出海口，渡洋面又将各卫所阅视一番”[6]（P777）。经过这一番整理，彻底填平了盗寇的渊薮，让盗寇无从聚集，杜绝了盗寇产生的条件。

总之，俞万春在《荡寇志》中从政治、军事、社会三个层面表达了自己的治国思想。并在这三个层面上构筑了他“天下太平”的理想国家，这个国家以社会的稳定为基础，以强大的军事做保障，同时以清明的上层政治做依托，显示出比较清晰的治国思路。虽然其思想在整体上不及《水浒传》深刻，但比之同时代的那些充满狂想色彩的小说，《荡寇志》的治国思想更加沉稳和务实。《荡寇志》这种治国理想包含了当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观念，也裹挟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风潮，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当然它的治国理念依然本之于封建体制，是一种典型的“中体西用”，尤其将社会的理想系之于修德求真的明君，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为陕西理工学院2015年校级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荡寇志》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SLGYCX1505]。）

注释：

[1]宋金民：《<荡寇志>主题“救世”说》，聊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谢世诚：《道光朝官员腐败问题》，南京师大学报，1998年，第3期。

[3]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

[5]沈啸寰，王星贤整理，王先谦著：《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6]俞万春：《荡寇志》，中华书局，2004年版。

[7]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思想》，出版社，2007年版。

[8]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9]张国骥：《清嘉庆、道光时期政治危机研究》，湖南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2011年。

（白丽艳 陕西汉中 陕西理工学院 7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