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他无所不在

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纽约男。

我们初识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橘郡的一家小图书馆，当时我正在翻阅杂志，边上是图书馆的落地大窗和一大丛绿植，我在图书馆喜欢挑这样的位置坐，光线好，又有什么东西挡着过于强烈的光线，简单说，就是临近光源的阴影。他在我附近晃荡了两圈儿，走过来向我伸手：“你好!”

很多美国人都会用中文打这个招呼，不奇怪。世上的男人无不向陌生女人搭讪，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我居然请他坐下，我后来猜想，也许是他那股在公共图书馆很少见的晃晃悠悠的单身闲汉的劲儿，让我感到好奇，多数来图书馆的单身闲汉，大概都还会装出一副追求上进的模样，目光只在书架和DvD架上逗留。若是已婚男性，无一例外地会带着孩子来。总之，闲置的男人是不会来图书馆的。何况佛罗里达四季如夏，即便当时是冬季，完全没有必要在图书馆里头蹭暖气，外边阳光沙滩海湾，光着脚丫子哪儿都能去，快活得很。毛姆说过，美国人尽是些轻率、喜欢铤而走险的家伙，一点没错!

他看起来也不像流浪汉，鬓角跟奥运会前夕的北京绿化带一样，修剪得整整齐齐，黑头发黑眼珠，五官夸张，看起来是西班牙裔。

总之，他与图书馆的情境不搭，但你找不出理由赶他出去。

“想不想去纽约住一阵子?”寒喧完毕，不到三分钟，他便提议说。

“会去，但不会久留，即便久留，也不想呆在纽约。”我回答。

比起多数来美国的外国人，我还不怎么会掩饰自己对某地某物的真实想法。那块点心太甜，我毫不掩饰地说太甜了，吃不下去；那个房子很大很漂亮，我也会忍不住担心女主人打扫起屋子会很辛苦，而且，把这意思说出口，多数人会觉得这样不太礼貌，但无疑是最省心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话要过滤掉很多真实想法，对我来说，不如当哑巴。

我话不多，说的都是话里边的菁华。

那时的我，对未来毫无计划，带着虚无主义的态度，想着，先过完今年，或者明年还可以拿到随便什么国家的签证，那么只要可能，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住下去，住到头发微微发白，冲到超市买一瓶染发剂，自己躲浴室里拆开包装DIY染染。再往回走，倒着轮一圈儿，直到新的白发，长出新的一茬，我再冲去下一个超市，找效果更好的染发剂。要相信，世上的超市，只要规模相当，没有不出售染发剂的。

如此下去，我一定会赶在有生之年，回到中国，找一个南方海边小县城，无声无息地度过最后那几年，我确实是那么想的，说起来人们也许不太能够理解。但对于这地球上多数人的生活，我也非常不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开一辈子电车，开一辈子会，以及一辈子站在一个台子上，给来来往往的学生发毕业证书。

这时，纽约男正说：“哦，不对不对，你应该住下去，至少住够半年一年，再下结论，尤其是纽约，很多人初去很不喜欢，总觉得哪儿不对头。时间略长一点；说不出怎么回事，喜欢上了，再往下呆呆，会完全离不开。我就是这样。”

“你这口气很耳熟，我好像这么劝过刚去北京的人。”

“对吧，我猜北京也如此，大城市都这样，开始的时候，人们左不舒服右不舒服，抱怨这抱怨那，但一旦把他们搁到小地方去，他们更有得抱怨了。”

这时，我的女友来了，她是特地来图书馆接我回她家的，她送孩子去上周末的数学课，把我放在图书馆半天，回来的时候，再接我。纽约男有些悻悻然，显然，这点儿时间不够我们深入交谈，更与他搭讪的初衷相违。他还是要走了我的电子邮箱，希望我去纽约前跟他打个招呼，我答应了。反正我在纽约还没什么朋友，也不打算大张旗鼓地交新朋友。

转眼时间就到了十一月底，我离开了奥兰多，去往姚明所在火箭队的休斯敦。

当时我正读着日本小说，特别是村上龙和村上春树，以及相隔数年自杀死去的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从佛罗里达到德克萨斯的休斯敦到加利福尼亚，最后到达纽约，我一路读着日本小说向西，再折向东北。这感觉好像我从伊豆要经由京都去东京一样，我在脑子里把日本放大了二十倍，左右上下拉了拉，放大，就成了美国。

大概放大了那么多倍吧，日本在世界地图上实在太小，跟一团耳屎差不多。

一路上，时不时地会收到他的EMAIL，他好像非常有空，以给各种各样的女人发E―MAIL为主要消遣，时不时地更新一下自己的消息：哦，我买了个新帽子；哦，新衬衫在我身上真不错，带棕榈树纹样的；哦，我明天打算回纽约了；我正在回，在机场呢，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飞机正在加油，但愿它吃得饱饱的；我回了我回了，躺在床上，躺在自己的床上真舒服。

出于礼貌，我两三天回一封信，祝贺他买了新帽子、新衬衫、打算回家、正在回家和终于回家并躺到自家床上了。这都是些言不由衷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在EMAIL这种通信模式下，我比现实生活中的我，要懂礼貌很多倍。

有一天，他突然发邮件来，说他心情相当不好，很想给我打电话倾诉倾诉。我没有手机，只好给了他我当时住的旅馆前台的电话号码，我可以到前台那位老太太处接，我说晚上八点可以。当时，我住在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家廉价汽车旅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坐汽车找到的，稀里糊涂上了辆汽车，到终点站，下了汽车，在步行的路程之内找到了这家彻夜亮着灯的旅馆，感觉价格还算公道，就登记住下了。

我打算先住三天，然后看看下一站去哪里。我随身带着睡袋，在没有朋友家投宿，也为了省钱少住旅馆时，我有时会睡在一张沙滩上的椅子上，把头发盘在鸭舌帽内，穿着T恤和短裤，浑身上下在南部反正都已经晒黑，也无所谓。底下是双黑乎乎的夹脚拖鞋，和颜色相近的脚丫子。睡在沙滩上也不太好，有时候会被一种又红个头又大的蚂蚁咬醒，它们钻到睡袋里头，咬我的胸脯。还挺会挑地方的，咬得胸前一片红，很不舒服。

八点整，前台的电话果然响了，胖老太太拿起来听了听，给了等在一边的我。

我谢过胖老太太，接过话筒：“喂?出什么事了?”

“我女儿，我女儿…一”他喃喃自语。

“怎么，她出事了?”

“她今天恶狠狠地骂了我。”

“为什么?”

“一定是我前妻让她这么干的，她恨我，所以希望女儿也恨我。”

长期的孤身旅行，让我猛地对他人的家务事起了兴趣，我请他多说些细节给我听。比起在图书馆初次见面，他的言谈方式直截了当多了。我们像一对老朋友一样，聊将起来。

“我有过两个最爱的女人，一个是我的前妻，一个是我的前女友，她们都是台湾女孩，我喜欢台湾女孩。”

“噢?”听起来有点意思，我知道我长得有几分类似台湾女孩，或许那是他在图书馆跟我搭讪的缘由。

“我总是用同一剂止痛药，来止前一个痛，你懂我说的意思吧?”

“猜得到，所以她们全部是台湾女孩，将来，或者说下一个，你还是要找台湾女孩。”

“这就好像一个洞，我在往里跳，跳进去就爬不出来了。我习惯跟台湾女孩谈恋爱，正式交往的女友，一概是台湾的。还娶了其中一个 当老婆，生了个女儿，长得非常漂亮，跟她妈妈一样漂亮。”

“除了她们俩，还有不少个?”

“是的，在纽约不难找到的，纽约哪儿来的女孩都有，但我只和正正经经的女孩子交往，留学生什么的，随便睡睡觉的不算。”

“那女儿呢?她在哪里?”

“她在台湾，台北?不知道，我记不住那个城市的名字。”

“台北?高雄?我知道台湾这两个城市。”

“那应该是台北，听发音。”

“听我说，”我拿出劝说他一通的架势，“你知道吗?人活在世上，这类困扰是免不了的，女朋友啊女儿啊，总之男人来这个世上，就是来跟女人纠缠来的，女人反之，就是来跟你们男人纠缠的。人们以互相纠缠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乐趣所在，你得明白这一点，这么一想，你就会好受很多。”

“我知道，是的，我大半辈子，都在跟女人纠缠。前妻，七年，前女友，七年，还有数不清的零零碎碎的女孩，她们加起来起码也有七年了。我十五岁第一次跟女孩上床，十五年加上这二十一年，三十六年，我现在四十一岁，那么说，我只有五年是属于我自己的。”

“五年是很保守的计算方式吧?我猜，也许五年都不到，你把那些零零碎碎的女人算成七年不合适，至少十年，你只有两年是你自己的。”

“那两年我在服兵役。”他补充。

这话一说罢，我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了。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一生，放在解剖台上一解剖，去头去尾去掉四肢，中间就剩圆滚滚的身子，既无生命的迹象，也无个性、情感或者行动能力，无论如何，这么做有点儿残酷。

胖老太太正在手缝一只杯垫儿，侧对着我，在前台里边坐着，比起她的体型，那块杯垫儿离奇的小，又是侧面，让她看起来像一只手捧松子儿的尾巴异常蓬松的松鼠。

“现在，”他又开始说，“我自己的女儿说我是恶棍、、混蛋，什么的，你能想象吗?”

“可以想象，我也这么说我爹。”

“真的吗?为什么?”

“他打我妈妈，谁打我妈妈我就骂谁。”

“我可从未打过我前妻啊。”

“但是你跟她离婚了，无论出于何种缘由，对你的女儿来说，你就是恶棍、和混蛋。但这仅仅是某种情绪使然，我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最最深处，一个连我自己也不想承认的犄角旮旯里，我始终认为我爹还是我爹，我在这个世上就他是我爹，别人我谁也不认的。”

“那当然，我相信。”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很奇怪，你的言谈有一种奇怪的魔力，相当轻柔，我不得不说，你的英语有口音，但是，很容易让我卸掉精神负担，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我觉得我真的好多了。”

，

“因为我是你遥远的树洞?”

“遥远的树洞?”

“树上的洞，用来讲秘密的，最优质的树洞，是遥远的树洞，跟你的生活离得很远，毫无瓜葛，偶然所得，一旦得到，一般人都会备感珍惜。”

“哈哈哈哈。”他在电话那头大笑。

我把话筒用手捂了起来，担心这过于夸张的笑声影响老太太做手工。

“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他终于停住笑声，说，“你能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新开心起来，太神奇了!”

“因为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时间无始无终，人没有成功或者失败之区别，凡是那些像模像样的规矩，道理，在我这里统统不存在，我差不多只看着自己每一天过得高不高兴。高兴的话，就请自己吃包开心果，不高兴的话，就惩罚自己做五十个俯卧撑。我一点儿不同情不高兴的自己，活该!丧门星!”

“真的吗?真不错!”

我知道自己的部分魅力，来自这些滔滔不绝，说起来可以永不止息的奇谈怪论。不单是宇宙的起源，人的进化，我有怪论一堆，即便是一只母鸡半夜不睡觉，起来生了个蛋，我也会生动地发表一番看法。这都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奉献给我的礼物，自由自在的生活也奉献给了我一些坏东西，刀疤和伤痛，但我很少跟人提起。

“刚才，就刚才，我为了让自己高兴一点，喝了不少酒。”

“不错。”

“威士忌。”

“挺好。”

“你会喜欢男人喝酒?”

“如果这人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丈夫呢，男朋友呢?”

“怀孕前，这个男的也要少喝酒为妙。”

“噢哦，是。”

“好啦，聊了好半天了，我也该回去睡觉了。”

“你自己睡?”

“想什么呢?我跟一头鹿睡，我随身带了头鹿，去哪儿他都陪我睡。”

“鹿，公的母的?”

“看样子是公的，那玩意儿后，看起来还不小。”

“比人的大?”

“比多数人的大，我猜。”

“我们拉丁男人，都不小，真的，不骗你。”

“越聊越不像话了，我可是站在大门口，人们来来往往的，我边上就站了三个等着打电话的。”

“那好，让他们接听一下。”

我把电话递给了后边那个黑人，他愣了一下，我示意他听，他很爽快地拿过话筒。

“喂，哥们，怎么样?”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这个黑人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可比普通人的响亮多了。

他把话筒还给我：“他喝多了，我看。”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跟一个醉鬼纠缠下去，只怕是很难收场。

没想到，一个月后，我们在纽约法拉盛一家餐馆见面了。那是新年的第一个礼拜，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纽约长什么样儿，它已经冻得不像话，到处灰溜溜的，呈现出国际大都市的颓废面。

“是呵，在纽约生存可不容易，开始的时候，你最好还是去餐馆打工。”纽约男用他那双牛般的大眼盯着我，因为他的一双眼睛太大，让我老是有生活在昆虫世界的幻觉。

“又是去餐馆打工，就没有什么比较有创意的工作吗?”

我用了一下creative这个英文单词，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用这个单词，我觉得这个单词很酷。

“当然，你也可以教美国人汉语。”

“我的汉语，发音不标准，我是中国南方人。”

“那有什么关系，你听得出我是什么口音吗?”

我摇摇头，我到美国才两个半月，怎么可能分辨各地口音。

“哈哈，我是地地道道的纽约人，布鲁克林长大的。”

冬天的他，看起来没什么品味，穿着一件假皮的黑色皮衣，戴着一双比皮衣颜色要深的假皮的皮手套，只有鞋子是真皮的，还是劣质的二层皮。我倒是没有留意他穿什么裤子，他的裤子在我记忆当中是一片空白，好像他光着屁股坐在我跟前似的。

“你这回看起来很不错，跟封面女郎一样，封面女郎你知道吧?”他喋喋不休，赞美着我。我脸蛋黑乎乎，手脚黑乎乎，即便上了封面，肯定是家户外杂志。

我们吃饭的地点在法拉盛区的一家上海餐馆，叫什么新上海滩。法拉盛可不是什么好地方，说是新一代的唐人街吧，却跟老一代的唐人街差不多，到处脏兮兮的，乱得要命。好像把十年前的广州，搬到地球这边来了，它们很省电，夜里灯光昏暗，坐在餐馆里吃饭，也能感觉得到外边的昏暗。

这下子，让这家上海餐馆，颇有点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意思，但以前上海的那点意思，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这家餐馆据说是纽约男的最爱，他常来，但店伙计好像认不得他，中国店伙计，特别是上海来的，头上打着发油的那种小白脸，都很精明，他们不太愿意跟我说中国话。我们一直用英语点菜，感觉很怪异，天底下还有比两个中国人，在一起用七扭八歪的外语讨论蛋炒饭和小笼包，更加怪异的事吗?

天色已晚，我得赶紧把饭吃了，回朋友家去。我住在一对中国朋友家，太晚了回去，总还是不太合适的。

“真是的，什么怪味道?”我吃着小笼包，菜单上说的是南翔小笼包，吃起来一点南翔风味都没有，反倒有一种美国的、法拉盛的味道，大概是面粉不对，也许是馅料里面加了太多太白粉了。

“我快要回中国了，签证快到期了，我至少得回去晃一下。”我告诉他。

“那么接下来呢?”他深深地吸口气：“你还会来美国吗?六月份，我要搬家，搬到我自己家，我正在找房子，搬出去。”

他跟我说过，他现在住叔叔家，诸事都不方便，叔叔是个天主教徒，不喜欢他带女人回家过夜；叔叔是个老头儿，不喜欢他带朋友回来喝酒；叔叔是个鳏夫，不喜欢他提自己的婚史，连聊天的话题都少得可怜。

“六月份已经是夏天了，我想去澳洲，也许。”

“你挺厉害啊，满世界乱跑啊。”

“我不知道，差不多吧。”一边说，我开始吃炒饭，炒饭也炒得一般，看在里边有几条剥了壳的鲜虾的份上，我吃了一碗。

“六月份，你过来吧?”他很诚恳地，继续用那双牛眼盯着我。

“我不喜欢住在单身汉家里头。”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他的口气已经有些央求了。

“嘿，你太小看你自己了。”

“我保证做饭、打扫房间，你只需要呆家里，或者到处去逛逛。”

我非常瞧不起一个男人说这种话，在我们第二次见面，就开始说这种话的男人，绝对是可疑的，除非我只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女孩。

“你结过婚吗?”他问。

我摇头，又点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从来不承认法律啊，政府规章制度啊，这类玩意儿，但结没结婚，又确实需要政府给张证明。

“你要是没结过婚，就不知道婚姻到底是什么，也不会知道离婚有多可怕。”

“这不等于我要跑这么大老远的，找个人同居。”

“我并不是想跟你同居，我只是邀请你，住到我将来那个家去。”

“对一男一女来说，这就是同居。”

“我叔叔虽然不好，但是他好歹是个人，我离婚第二天，就搬到他家里去了。”纽约男停了一下，喝了一口上海餐馆免费提供的廉价乌龙茶，接着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活过”。

噢，我明白了，纽约男怕孤单。我猜他遇到谁都这么请求，无奈现在的女人，精得猴儿似的，谁会不清不楚地为了让一个中年男人生活不再寂寞，就主动送上门去跟他住在一起呢?

“你把你的要求告诉我，我也许可以帮你问问我身边的女孩子们。”

“我就想要像你这样的中国女孩，我可以免费提供住处，她有钱就给我点钱买吃的，没钱也没关系。”

“只要是中国的?上海的行吗?”

“上海，我不太喜欢上海女孩。”他似乎还有点想法，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纽约男。

“上海女孩，百分之百会兴高采烈地跑过来的。”

“我去过上海。”他突然沉默不语，这个话题也许勾起了他的什么心事。

纽约男的假皮衣，是立领的，粗糙的皮革磨着他的脖子，比起他的身材，脖子算是很粗很壮的。脖子上略微有些松松垮垮的皮肤，和皮下的血管，他每说一句话，都要跟皮革摩擦一下，看着都替他疼。

我还注意到，他吃饭时，把胳膊肘整个撑在桌子上，这说明他的家教一般，最多是类似住在下只角的旧式上海，也许他父母是新移民，他是移民的第二代。他还喜欢含着食物讲话，嘴巴嘟嘟嚷嚷地说话，他的口音，假如是纽约地道的，也绝非曼哈顿地区的。

“你干嘛要去波士顿?”他问。

“那是我此次美国之旅的终点站。”

“波士顿?哼。”他用鼻子出气。

“听起来纽约人跟波士顿有世仇。”

“我不喜欢波士顿，也不喜欢波士顿人，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不在乎，我最多在那里呆两礼拜。”

“那也够你受的了。”

“熬一熬就过去了，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地方。”

“那我可以去波士顿看你吗?”

我被他吓了一跳，我每到一地，他总是想去那个地方看我，无论我在佛罗里达，还是休斯敦；在圣地亚哥，还是波士顿。这种热情劲儿，有时候让人害怕，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思维传统的女人，不喜欢被人走哪儿跟哪儿。

我不作声，低头夹起最后一只小笼包，小笼包放的时间长了，整个干瘪下去，成了一只古怪的小面球儿。

“算了，我开玩笑的，别放心上。我好久没去别的城市了，真想出去走走。”

“哪怕波士顿?”

“我妈不希望我到处跑，她是逢年过节一定要见到我才行，我是家里的老幺。我们家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小孩。”

没有计划生育做国策就是好，兄弟姐妹还要靠掰指头数。不过美国人数学不好，很多小孩做数学题，还要靠画杠杠来做加法，77加77，他们就会画77道杠和77道杠，放在一起，然后从头到尾数一遍。

我不喜欢7这个数字，逢7必输。

“怎么样?等你去波士顿了，我去波士顿看看你。”

“对不起，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为什么?”他做出吃惊的样子，好像这辈子没被女人拒绝过一样，好像自己条件有多好一样，好像我这点儿拒绝，会对他离过婚的心灵造成什么伤害一样。

“没什么为什么，”我放下筷子，“我听说，中国女人都很贱，碰到老外步子都迈不开，我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他有点听不明白，趁着他还在发愣，我接着说：“而且，我也不记得我跟你谈过恋爱，或者给过你什么谈恋爱的承诺，我们不过是普通朋友，两个人见两回面都是朋友了，有了网络，好多朋友一辈子没见过面，我也不在乎多一个少一个朋友。”

他这下真的开始吃惊了。

“噢噢。”纽约男终于第一次用了餐巾纸，“你干嘛要这么说呢?这么说，多不好。”

“而且，人跟人之间，没事不要靠得太近为妙。比如说我吧，表面上看笑容可掬，温文尔雅，如果过到一起，就会发现，我有某种心理上的病症，这病不叫抑郁症也不叫狂躁症，心理学界还没来得及给它命名呢。”

“症状呢?”

“要是做饭超过九十九顿，就会不小心被菜刀砍断一根指头；要是洗衣服洗了九十九筒，会把手搁在洗衣机里；要是总要跟亲戚朋友一起过节，没准会当着众人，管它爷爷奶奶什么的，突然掀翻桌子；要是家里攒的钱超过五万人民币，差不多八千美元，会心血来潮拿去给街边乞丐；任何时候怀了孕，只想堕胎。”

我一边说一边冲站在十米开外的上海伙计招招手，他箭也似的冲过来。

“买单。”我说的是中文，他当然听得懂，立刻又箭也似的冲向前台，上海伙计势利归势利，动作还挺敏捷的，就冲着这点就值得表扬一下。我掏出钱包，我自己做的布钱包，日本和风图案，上面有纸扇、团菊和必不可少的波浪花纹，颜色一概微微发旧。我抽出一张纸币，放在伙计递过来的账单簿上。

纽约男这才反应过来，开始在皮衣内东翻西翻。

“别，我请客，这毕竟是中餐馆嘛。”

“噢，可这是纽约。”

“即便是纽约，也是法拉盛。”

我又一次调动了一个文字工作者绝妙的口才，跟纽约男抢单，很文雅，只需要说出来一个很有逻辑的道理，不像在北京时，还常常要动刀动枪的。

“噢，好吧好吧，我们有句俗话，女孩要买单，千万别跟她抢。”

天确实晚了，已经快要八点了，我有点着急回去。他很聪明地给了伙计小费，我们两全其美地吃了一顿饭。

一出门，法拉盛的昏暗依旧，政府并没有因为天格外黑，多亮两盏路灯，我站在餐馆的屋檐下，发现天空飘下来一点儿细细白白的东西，噢，下雪了。纽约的雪，跟别处没什么两样，也是很轻，非常轻，落在脸上，跟什么都没有一样。我即便想哭，也不会在这样的雪天哭。

我们道别后，纽约男迅速地消失在街角，据他后来给我发的EMAIL描述，当晚他找了个跟他一直有联络的住在法拉盛的中国女孩，那女孩去年只收五十美元，今年涨价了，一百块。那个女孩儿，没猜错的话，在他看来，也一定长得跟封面女郎差不多，她脸上一定也有一道黄金分割线，让她看起来分外动人。

而我，被雨夹雪浇了一次，浑身湿透，当夜发起了高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