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拒赴慈善夜宴

编者按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本月底将同赴北京!

两位世界顶级富豪此行并不是谈项目，而是邀请中国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富人共享“慈善夜宴”。能同时跟两位赫赫有名的巨富平起平坐，听上去不错，但50位拟受邀请的中国富豪对此兴味索然，甚至有害怕被“劝捐”者直接谢绝参加，

对于慈善，一边是国际富豪们的满心热忱，另一边却是中国富人一如往常的冷漠。在拥有“富济天下”这一传统美德的中国，今天的“为富”者难道注定“不仁”吗?

在中国慈善界，与其指责富豪薄情寡义，不如反观慈善事业所处的环境：民捐官用、法律漏洞、冷言冷语，富豪们在捐赠中曾经屡屡遭遇的各种怪事，让这一至善至美的事业在此变了味儿，也由此注定其难以轻松地发展壮大。

当批评王石“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但是，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批评马云“你的心灵和你的长相一样”的话语仍让人反思的时候，陈光标作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标志性人物粉墨登场了。

9月4日凌晨，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埔公司”)董事长陈光标脑海里有一个念头在不断翻腾。一点多，在床上辗转反侧的陈光标激动的心情达到了沸点。他一骨碌起身，打开电脑，准备给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写封公开信。

一口气写完之后，陈光标特意数了字数，一共1090个字。他想再确认一遍这千余字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然后，陈光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按下了发送确认键。

陈光标的这封信，发送出去的不仅是1090个字，更有他毕生的财产。“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陈光标在信中明确写道。

陈光标“捐”的消息瞬间传追了大江南北。这也使得盖茨和巴菲特9月底赴京举办的慈善夜宴有了下文。

第一章　富豪盛宴

2009年3月初，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主席比尔・盖茨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沃伦・巴菲特在奥马哈城为《财富》杂志拍摄照片。

拍摄间隙，巴菲特请盖茨去他最喜欢的“好莱坞餐厅”吃饭。两位全球顶尖首富的菜单十分简朴，“股神”点了烤鸡二三明治，“软件天才”的午餐则是一份芝士汉堡。但他们的言谈。却涉及到亿万美元的流向。

在那顿简单的午餐中，巴菲特向盖茨提出了发动更多富豪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的主意。盖茨为这个思想的火花兴奋不已，自此心中有了新的伟大理想：汇聚人类历史上数额最为庞大的一笔慈善资金。

“作出承诺”

就像刚创业时一样，他们充满激情。

2009年3月4日，盖茨和巴菲特联名给美国最有名望的古老家族洛克菲勒写了封信，希望由他们三人出面相邀富豪共襄盛举。洛克菲勒家族95岁的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欣然应允，他觉得这个点子“是个惊喜”，他答应做主办方，并借出古老而高贵的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室，作为秘密聚会的地点。

5月5日下午3点，纽约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室内迎来了全美国最富有的一群人。包括大卫・洛克菲勒、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黑石集团董事长皮特・彼得森、金融大鳄索罗斯等在内的14位贵宾携带家眷悉数出席。聚会上，盖茨、巴菲特与富人们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更有效地做慈善。

比眼前可募得的现款更重要的是，从那些富可敌国的人口中获得“将捐出大半财产”的承诺。在3次聚会结束后，盖茨夫妇与巴菲特一起达成了一项共同目标――他们将号召这些富豪共同宣誓，在其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捐出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这项目标被命名为“作出承诺”。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估算，如果最终成功动员前400位富豪都投身于此项誓约，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能够募集到的金额将会超过6000亿美元。这将是一笔比中等国家还富裕的财富。

盖茨、梅琳达和巴菲特3人开始了漫长的劝说过程。他们轮番给福布斯全美前400名富豪打电话或去信，想尽方法与他们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加入“作出承诺”这一盟约。并且，为了免除这些富豪的担忧，他们并不要求富豪们将钱注入盖茨基金会，只要求他们承诺，将一半以上的财产用于慈善，便等于加入盟约。而且，他们还特别注明，这项盟约只是口头誓言，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即便这“只是道义上的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盖茨与巴菲特的影响力也一样无远弗届。所以，在2010年整个上半年，盖茨都在为了这件事而四处奔走。他和巴菲特一起，共找到了七八十位个人财富排名全美前四百的企业家，分头给他们“打了电话”。而梅琳达则负责建立起了一个“作出承诺”的网站，在网站上，所有同意加入盟约的企业家都会发表一封公开信，阐述自己加入的理由。

眼下，已经有40位富豪发表声明，愿与盖茨三人组一起，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入公益。房地产巨子埃里・布洛德、风投资本家约翰・杜尔、媒体大亨格里-伦菲斯和前思科董事长约翰・莫格里奇最先通过盖茨基金会，宣布捐出至少一半财产用于慈善。随即，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拥有135亿美元财富的保罗-艾伦也宣布加入盟约。此后，《星球大战》导演卢卡斯、甲骨文CEO埃里森(他捐出了自己95％的财产)、华裔生物制药业大亨陈颂雄夫妇、酒店业巨头希尔顿、传媒大亨泰德・特纳和石油大亨皮肯斯等振臂响应。在中国香港，华人首富李嘉诚于8月5日作出回应，表示愿意在未来10年内捐出逾100亿港元。正如巴菲特所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头”。

盖茨和巴菲特本还有一长串美国国内的电话没来得及打，而他们已然准备将触角伸向国外，例如拥有古老财富的英国，或是新兴富豪扎堆的中国和印度。

据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的介绍，盖茨和巴菲特将于9月29日抵达北京，邀约5位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富豪在某豪华酒店共享“慈善夜宴”。

高调慈善的陈光标

在中国，最先公开声称收到“夜宴”邀请信的是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的夫人)，她于8月30日在自己的微博中公开了此事。但她们夫妻俩都未对捐献作出明确的表态。而最先承诺捐款的是陈光标。

依据2008年的胡润排行榜，陈光标仅在中国内地500最富榜中排第406位。他没有人选2009年的胡润最富榜，但乐善好施的陈光标在2009年的胡润慈善榜中高居第4位。

1968年，陈光标出生于江苏一个以“穷困”闻名的地方，靠种地为生的父母生养了5个孩子。10岁前，陈光标几乎没吃过肉，甚至没有吃过一个完整的馒头。

童年生活的苦难没能打倒陈光标，反而使他更加勇敢地面对贫困，更加迫切地寻求致富之路，为日后的一方江山打下了精神基础，更为日后的行善埋下了伏笔。

陈光标在10岁时已经开始对创业致富的探索。在上小学时，他利用中午放学时间，用两只小木桶从二三十米深的井中取水，再用小扁担挑到离家1公里的集镇上，以一分钱随

在当今之中国，公众和媒体普遍抱有巴尔扎克式的想法，“巨大的财富总是和同样巨大的罪恶相关”。

2008年和2010年的地震灾难中，对私营企业的“逼捐”和对部分私营企业主的人身攻击让人记忆犹新。媒体和公众一方面将他们当明星追捧，另一方面，潜意识中将他们当罪人审判。

“被变味”的善举

在中国，类似陈光标一般的高调人物属风毛麟角。其他即使有乐于捐助者，也不敢大声地宣布自己的慈善行为。除了慈善组织、法治和税制等的缺乏之外，这一现状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宽容慈善、鼓励慈善和善待慈善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2009年2月，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宣布，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按照福耀玻璃彼时收盘价计算，这部分的股份将约达到43亿元。为使自己对福耀玻璃的实际控制权不变，曹德旺设定了一个“特殊条款”：要求受捐单位在持有公司股票期间及其今后大宗交易等涉及公司事务时，一律由自己来表决。

对曹德旺的质疑就此产生：股票捐出之后，他还能不能动用这笔钱?他是否在利用“公益”做秀?面对媒体的紧追不舍，曹德旺将自己的处境形容为“身不由己、以身饲虎”。

同年10月20日，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成立，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宣布，捐出个人所持有，市值高达83亿元人民币的流通股股票。陈发树闯荡商业江湖20余载，甘愿捐出45％的个人资产投身慈善事业，其气度惊人，官员、公众、媒体一时惊诧不已。此后，有舆论开始质疑陈发树为什么这么做，质疑声中逃税论有之，套现论有之，用慈善来发财的议论也是甚嚣尘上。

原本简单的慈善公益到了中国变得复杂了，当事人深感寒心，“以后谁还敢去做慈善?”温州一位身家数十亿的老板向《IT时代周刊》记者如此感慨。

对富人们的表现，舆论反应激烈。有分析人士指出，对于余彭年、陈光标等不吝赞扬之辞，对犹豫者则给予近乎苛刻的指责。舆论看似泾渭分明，实则殊途同归，是多年来各界对富豪不绝于耳的批评声音的又一个横切面而已――虽然中国富人们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为公益事业做过不少贡献，也屡屡有慈善行动，但相较于一些慈善业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富豪在捐款行善方面确实仍有差距，于是就被舆论描绘成缺乏爱心、为富不仁的群体。

富人悭吝不拔，应当遭到蔑视。但是，舆论一味指责富人缺乏善心之时，更应检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否具备公益慈善事业壮大的土壤。

对富人缺乏爱心的指责，核心还是中外文化差异下财富观、慈善观认识的差异。在国外，慈善是基于回馈社会的财富理念和生活信仰，普通人捐款和大富豪捐款都很正常。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就是大发慈悲、乐善好施，是对有钱人一种更高的道德要求，但却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很多时候，许多民众认为慈善只是富人们的义务，在自身对于捐赠十分淡漠的同时，却对于富人的捐款行为十分苛刻。

“以区区企业之力和一些富豪之心，安能济贫救困?如此观念，会不会成了另一种杀富济贫?”有位富豪这样反问《IT商业新闻网》记者。

让慈善事业回归本性

有观点认为，对于富人群体，国家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让富人资本不再匍匐在权力脚下；打破行政垄断，让他们的资本能够自由准入，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

依据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公益慈善体系，社会对待富人及其财富有多种方式，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其自由准入各行各业，办学校、办企业、办医院，实现财富社会化；允许其符合人类天性的奢侈品消费；鼓励其慈善事业。而最坏的方式莫过于仇视它，试图剥夺它甚至消灭它，并且把他们连人带财富逼向海外。而后者，又会加剧富人在积累财富时的短期行为，也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腐败。

有专家呼吁，我们应该承认合法财富的自由处置权，捐献给慈善事业也好，作为遗产留给子孙也好，乃至个人去进行高消费也罢，只要合法地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思去处置，就没有什么可指责。而从社会作用来说，留给子孙也很可能创造新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甚至用个人财富进行高消费，也会带动一系列的市场效应。

当然，从古至今，全世界都更欣赏那些捐献给慈善事业的财富处置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直接体现了救济的效果，显示了高贵的品德。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老百姓越需要一种理性的态度，使慈善不仅是一种美好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美好的过程。慈善是自愿的行为，是受鼓励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命令。陈光标公开宣布身后捐献全部个人财富，这是自愿，而且只是一种个人态度。这是陈光标的荣耀，但不是对别人的羞辱，也不必视为对别人的逼宫。我们不必从陈光标的行为，来要求别人也要同等做到，或者减半做到。

盖茨说，“我的财富是取之于社会，要还之于社会，我只是帮助大家管理这份财富而已”；卡内基说，“带着巨富死去是可耻的”，陈光标也说，“在巨富中死去则是可耻的”；这些观点毋庸置疑印证了当事人在财富面前表现出的高尚，但这并非社会评价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