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向着内心最深处的疑问去

个人简介

范铭，中央电视台《看见》栏目主编。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央电视台十佳优秀编导。曾任《新闻调查》编导《面对面》编导。主要报道有《双城的创伤》、《陈丹青出走》、《一只猫的非常死亡》、《志愿者卢安克》等。其中，《一只猫的非常死亡》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06年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评委会奖；《以生命的名义》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06年度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十大纪录片奖及中国影视协会首届学院奖之2006年度“叙事艺术大奖”。

访谈实录

『新闻是活的，热的，奔淌的，也是最快地记录着当下的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刘”）：为什么会进入电视新闻行业呢，当初是带着什么样的初衷进入这个行业的？

范铭：进入电视新闻行业纯属偶然。

当时我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满脑子都是激情和幻想，但没什么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毕业前夕一直作为学生组导演在忙南大和《梦想剧场》合作的一场百年校庆晚会，所以没有投简历，也没有找工作。之前有过的几次实习经历，一次是大二时在广东卫视全国首个真人秀节目《生存大挑战》做策划和撰稿，那个短暂的经历教会了我“讲故事”；还有一次是大四那年暑假去了刚创办不久的《华夏时报》实习，当时那家报社招募和聚集了大批在网上初露才华的“著名网友”，很多现在都成为了当今最重要纸媒的精英和高层们，因为那时的社长有很大的野心，口号“新型主流报”，据说想打造成中国的《纽约时报》。实习期间，我的三个调查报道都上了头版，这对一个初入门者是莫大的振奋和鼓励。

之后我的一个同事跳槽到央视《新闻调查》，告诉我那里可能会招人。其实在那以前，我甚至都没有看过这个节目。后来我才知道那里编导的平均年龄是36岁，机缘巧合，22岁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误打误撞闯进了《新闻调查》的办公室，碰到了一个不拘一格、寻求创新的制片人，我的电视新闻入门导师张洁，也就这么神奇地改变了我此后的全部人生。

张&刘：对你选择做新闻，影响比较大的人或者事是什么？

范铭：影响比较大的是两件事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人。

一件是“9・11”，一件是非典。前者发生时我在报社实习，当时是晚上九点多，报纸在进行最后的校对和印刷，准备明天刊发。这时凤凰卫视突然插播进“9・11”的现场画面，然后象电影慢镜头一样，每个围观的人嘴形都是不可思议的“天哪”“oh my god”，然后仿佛一瞬间，整个楼道里的人都开始奔跑，穿梭在不同房间，紧急讨论，每个编辑室都象蒸笼一样沸腾和忙碌起来，各种纸张在一种悲剧般的气氛中飘飞，然后当天所有预备好的报道全部撤下，当夜赶出了一份“号外”，第二天凌晨送达街头。那次体验很震撼。让我感觉新闻是活的，热的，奔淌的，也是最快地记录着当下的。

非典亦是如此，当时全北京风声鹤唳，街上弥漫着死亡和恐惧的味道。我目睹同事柴静和整个摄制组冲在一线，每天白天出入病房，晚上回宾馆还受到服务员的冷眼和隔离，送回来的带子都要进微波炉消毒，每天的体温和命运都是未知数。制片人张洁坚持要到宾馆跟他们共进退，后期编导胡劲草也是不眠不休好几天，节目播出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很难说清那个历史场面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就像是一副油画最初的打底，这批优秀的同事，给我最初认识这份事业，铺上了最闪亮的底色。

张&刘：你对电视新闻行业的理解，入行前和入行后，有什么改变？

范铭：入行前心里有很多绝对的“大词”，比如使命感、责任、真相、客观平衡、社会正义……现在不会这么念叨了。因为真实世界远比菁菁学院和少年情怀里预想的要“一言难尽”得多。如果我现在要想几个词，出现在脑海的也许会是复杂、多义、警惕、不断地自我怀疑和审视等等。

从操作层面上说，我想起大学里教中国文化的导师赵益曾送给我三句话。第一句是：“天上掉下来的包子是给狗吃的，不是给你吃的。”我现在的理解是：不要对不劳而获或天生运气之类抱有天真的幻想，更不要对轻易能从现象中得到的结论过于自信；第二句是：“钱要到你口袋里才算是自己的钱。”这当然是比喻，但确实，最好对所有貌似乐观的预期都保持谨慎和冷静，凡事都会发生各种变数，不到尘埃落定时不要盲目狂喜；第三句是：“别人口中的事实，只是他们以为的事实。”这话无需多解释，不管是做调查报道，还是人物访谈，耳朵只是用来听的，脑子和心是用来思索和感受的。

张&刘：从事电视新闻行业之后，有哪些人带给你启迪，对你帮助很大？

范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和记者柴静。他们在新闻伦理、理想情怀、新闻操作、自我修炼等方面都对我影响深远，这些影响主要是言传身教，包含在选题会、业务讨论、审片、闲聊和采访拍摄的每个细节中。

传媒理论大师麦克卢汉的“水手和漩涡”理论也让我受益匪浅：“水手自救的办法，是研究漩涡并与之合作”，也就是说不要害怕敌人，去了解你的敌人；不要害怕困难，去了解你的困难。只有当认识它，并且研究它，在研究当中得到乐趣时，这些乐趣会给你逃离漩涡的线索。

张&刘：为什么有段时间，你会离开央视，选择出国游学？游学回来后，仍旧选择留在央视？

范铭：因为私人的原因。当时我的先生申请到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供全世界优秀新闻记者在哈佛学习一年的奖学金，该项目可供夫妻二人同时进修，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充电机会。

之所以后来还选择回归央视，是因为回国后我以“独立制片人”身份拍摄了一部敏感事件的调查性纪录片，给我惹了大麻烦。在中国，以个人身份做揭黑报道或对抗公权力很容易被地方政府和国家机器轻易镇压，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当时多亏很多朋友帮忙才最终脱险，于是更深刻地意识到央视虽然常有其巨大的限制，但也有巨大的资源，同时给从业者提供了一种职业高风险下的隐形庇护。

『带着疑问往深里走，你就始终跟观众在一起

张&刘：做《新闻调查》《面对面》和《看见》，哪个栏目你最喜欢？为什么？

范铭：最喜欢还是《新闻调查》，未必因为栏目本身，只是因为当时年轻。那种刚出道，有幸在一片新鲜和热爱的土地上撒丫子奔跑的感觉很难复制。记得在2003年的年末总结里，我写过：“这一年我胖了1斤，被人完整彻底地偷了2次，丢了3个手机，去了四个以前没有去过的省份，学会了5种崭新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娱乐方式：游泳、泡功夫茶、滑雪、逼亲朋好友看自己的节目播出，以及片子被毙以后去唱卡拉OK。”

张&刘：不同栏目对编导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范铭：《新闻调查》是武当，要求编导功底扎实，全面大气，熟悉宏大叙事、拥有深入调查、闪转腾挪的能力；《面对面》象华山剑派，主耍一种兵器，所以要求一剑封喉，追求对人认知和了解的深度；《看见》是古墓派，有横空出世的感觉，综合了名门正派和一些独门秘笈。有时需要拼速度，有时需要拼公关，有时需要拼资料搜集和拣选，有时拼纪实能力和观察，有时拼剪辑，有时拼打碎和重新整合的能力。

张&刘：说说这些栏目对你的不同影响。

范铭：《新闻调查》对我的影响是“成长”，因为去的时候基本是一张白纸，完全在摸爬滚打中学习基本功，而且赶上了最宽松的新闻环境；《面对面》对我的影响是“成为”，因为当时已经经历了一些人生大事，有过了最重大的挫折，所以心性慢慢固定下来，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自我；《看见》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成熟”，也是因为角色的变化，承蒙制片人李伦和主持人柴静的信任，让我当了主编，所以职责范围和工作节奏有了很大的调整，也是一个逐步修炼和锤打自己的过程，学会不仅仅对自己负责，而且更全面稳妥地应对外界。

张&刘：《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确定为“调查类栏目”之后，整个节目的风格变得硬朗了，作为编导，你个人做了哪些调整？

范铭：我其实没有太大调整，因为我在《新闻调查》做的第一期节目《双城的创伤》就是调查性报道。我当时算是新人，思想上没有什么以前的“包袱”，也从来没做过《新闻调查》初创时那种最传统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调查”类型的主题性调查。

我觉得电视不是说理，也不是论文，就是讲故事。而调查需要的不是你已经知道了结果，呈现给观众，而是你自己也真的不知道，于是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永远向着人内心最深处的疑问去。

张&刘：怎么理解“人内心最深处的疑问”，能举例说明么？

范铭：就我做过的几期节目来说，比如虐猫女为什么要踩猫并录成视频？河北监狱的那些重刑女犯们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丈夫？同性恋到底是一种天性还是原罪？中国音乐学院的艺术高考到底有没有权力在背后操纵？药家鑫这样一个斯文的音乐系大学生为什么撞完人后还要捅几刀？……这些其实都是最简单的问题，但是最直接，它像一把钉子一样把一个选题钉住。如果你是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再不断带着疑问往深里走，你就始终跟观众在一起。

张&刘：这些年《新闻调查》有所式微的原因是什么？

范铭：《诗经・邶风》中说，“式微式微胡不归”，这句里的“式微”指天将暮，可见这是自然现象。《新闻调查》类型深度电视报道的式微，跟多媒体的兴盛、网络时代的信息过载、全民记者心态的普及、人们“轻思考”和“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以及传统媒体表达方式的趋于陈旧老化都有关系。

张&刘：在你看来，《看见》承担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事实的“陈述者”的角色还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倡导者”的角色？

范铭：《看见》改版前是一个纯纪录片栏目，改版后加入了柴静的人物专访和社会调查。但不管是记录还是访谈，观察即介入，完全不加观点的陈述是不可能的。在选题的阶段，就已经加入了主创者的倾向和意图，而选择表达和陈述什么，就是一种倡导。引用我们栏目的另一个主编王开岭老师的一段话，“新闻专业主义意味着理性的健全，工具的精准，技术的完善，但若无信仰和理想的支持，同样可沦为一个华丽的掩体，沦为玩具主义的愉悦和自我修饰的虚荣。”

王开岭老师有本书，叫《精神明亮的人》，我觉得《看见》本质上也是在倡导一种精神明亮的价值观吧。每个节目都有自己的人文关怀和内在精神，但每一个深度报道本身有它自己的事件逻辑，编导和记者不能整天拿着大喇叭有太强烈的“布道感”，需要克制。即便要体现内在精神，也需要更注意表达的技巧，润物细无声。

张&刘：从《新闻调查》到《面对面》再到现在的《看见》，不同节目的叙述方式有什么样的改变？

范铭：《新闻调查》的体量最大，45分钟，采访很多人，采访周期长，片比经常达到50：1，追求的是线索的多元、事件的完整、说理的深刻。好处是素材量巨大，但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厚大笨重，节奏沉闷。《面对面》以前也是45分钟的单一人物采访（前一阵子他们刚改版成了45分钟采访两个人，长短根据题材调整），好处是可以做出人物的深度，坏处是如果采访不够深，信息量不够大，容易显得口水。《看见》改版后是30分钟，编导很多是纪录片人出身，有很好的捕捉细节的能力和花时间观察人的习惯，柴静又是当今最好的人物采访记者，所以我们追求纪录片和人物深度挖掘的合一。在保证采访精华和对话回合感的同时，尽量多记录人物本身的细节和韵味，也在资料和剪辑上多下功夫。

这种改变的实质是为了更加丰富和好看，以及跟上这个时代观众日益加快的收视和心理节奏。

『渐渐消失或变淡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我”字

张&刘：你与柴静之间的合作，始终都很默契么？过去这么多年，有否有过争执和不同看法？

范铭：默契并非代表永远“意见一致”，而是一种长期相处形成的“了然”。并非不争执，只是一争执起来，对于对方要死磕的方向都知根知底。我比较感性，更容易凭着直觉做判断，更愿意相信“人性本善”；她骨子里更理性，更容易看穿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人性中的恶。一个好的记者需要够锐、够狠，一个好的编导需要适当地“减”和“收”。所以，我们两个平衡一下，比较能够达成一种适度。

张&刘：作为编导，如果你跟柴静这样的出镜记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一般是如何解决的？

范铭：用我全部的能量与她“辩论”，如果还是说服不了她，我就听她的。

张&刘：柴静与采访对象之间“斗智斗勇”常见吗？

范铭：当然常见。如《深圳外贸诈骗揭秘》里遭遇黑社会并与他们巧妙周旋；《无罪的代价》里为了采访到死不露面的市长，坐在市长家台阶上挨个询问邻居，逼着市长秘书分分钟约好了采访；《事故的背后》里通过污染企业厂长自述对公认刺鼻气味的不敏感，让观众自己判断他之前说从来没有排污是否是自欺欺人；《自贡救狗》里跟打防疫针的工作人员详细算帐，多长时间够给多少只狗打针，证明他之前虚报的数字根本不可实现等等。

张&刘：在你看来，柴静能有这样的采访技巧和策略，主要靠什么？是天赋，还是实践？

范铭：靠不断的实践和总结吧，靠日头的暴晒、大雨的淋湿和田地的行走。《新闻调查》提供了最初的练兵场。她早先的文艺腔和柔弱是公认的，很多人觉得她“林妹妹”的样子，做不了刚性的新闻，她也被采访对象轻慢和打击过，但一次次真刀真枪下来，就像花木兰上战场，再也没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有的只是“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张&刘：当被访者不愿意接受采访时，柴静通常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不同题材的采访有怎样不同的应对方式？

范铭：受访者不愿意接受采访，柴静通常解决方法是跟他们交谈。交谈的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说服，而是弄清楚他们拒绝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果能对症消除对方的顾虑自然好，如果不能，起码聊天也是一种出于人情的化解和疏导。

有人担心的是个人隐私，那我们可以在技术手段上对他们的影像和声音作出处理；有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们会把他接受采访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解释清楚，努力说服；有的采访者涉嫌犯罪或家属担心丢人，我们会让他们了解，更深的理解才能换来更深的宽恕；还有一些想法很隐晦，比如杀死试图自己的大叔的广州少女，一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怎么说都不行，经过深度沟通才明白，因为话题隐私，她就是不希望有男性摄制人员在场；还有一些受访者愿意交换信息，但担心报复或其他原因不愿出镜，柴静有时也会在征得他们同意后，用记者串场的方式为他们代述想表达的信息。

监督调查类采访对象一般代表公权力，在语气、表情、提问方式和证据拿捏上也许会更讲究环环相扣、咄咄逼人，逻辑互相应证；对于需要走入内心的采访对象包括老人、儿童，多半会更柔和，音量和语气适度放轻，用更迂回、更易接受的方式。一次碰到聋哑人，柴静还专门学了手语来进行沟通和提问。

张&刘：柴静有没有在采访过程中遭遇过挫折或者放弃？

范铭：挫折肯定有过很多。现实中，没有“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一定也不会“条条大路都不通”。该放弃的时候就果断放弃，不拖泥带水，可以再联系其他人。因为最主要的采访对象不能接受采访而放弃选题的次数也有很多，那就再努力攻克其他选题，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张&刘：你觉得这些年自己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你的搭档柴静呢？

范铭：我跟柴静合作的第一个片子是《双城的创伤》。当时也只有她这个新来的出镜记者愿意跟我一起接这么个神叨又不靠谱的题，那是我的编导处女作。那一次之后，我们成为了朋友。那时的她剑气凌厉，一招封喉，人称“铁血女战士”，让很多异性同事都自愧不如。每次前期联系采访时，我在电话里报出柴静的名字，感觉电话那头的有关部门传来隐隐的颤栗，我都自认为很有“效果”。当时的我们，一腔热血与正义，追求真理无穷，但并未意识到锐气背后的冷酷，自负背后的危险。

后来我出国回来拍的一部纪录片，让我陷人人生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麻烦。幸运地是，我平安归来，我们又重新开始合作了。这一次我感觉到有一些东西，从她身上长久地消失了。

她不再象过去那么咄咄逼人了；她开始重视“感受”多于“道理”；“体察”世间的矛盾多于“揭示”；“宽谅”人性的弱点多于“批判”。在采访中，遇到采访对象表达过于洒狗血，她会劝对方整理一下思路再说一遍；遇到采访对象离席而去，她也不会把这当成是噱头和胜利，反而会在节目中为人开解。她开玩笑说，姐姐我现在是“特别懂事学院，善解人意专业”毕业的了。

如今，我们都少了野心和戾气，抗击打能力加强了，学会了妥协和变通。就像一个用了几年的弹簧，不象刚出厂时绷得那么紧了，用力压下去的时候，往上剧烈反弹的强度和力度减弱了，但本身的弯曲度和柔韧性增强了。我慢慢明白，渐渐消失或变淡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我”字。

『人物中必然透着事件，事件中必然蕴涵着社会成因

张&刘：电视深度报道的重心应该是人，还是事件？还是背后的社会原因？

范铭：这是风格和观察角度的区别，不是优劣的区别。固定的节目样式决定了它必然有一定的“模式化”和“规定动作”，不然观众容易无所适从。

就像同样的食材，你可以清蒸，可以辣炒，可以红烧，可以煮汤。但是不能说，是盐重要，糖重要，还是辣椒或水更重要。因为不同的菜系会决定你偏重于什么调料，而它们的“搭配”才是最重要。就像人、事件和社会制度也都不可或缺，因为人物中必然透着事件，事件中必然蕴涵着社会成因，不可能截然分开。

张&刘：就你的经验而言，可否举例说明，如何将人、事件和社会背景等不同层面的要素，有效统一在一个节目中？换句话说，要讲故事，还要讲出故事的意义，如何做到？

范铭：比如我们做李永波的专访，因为是人物节目，所以他作为一个个体肯定是主角，但我们之所以关注他这个“人”，不仅因为他是中国羽毛球的教父，更因为他在伦敦奥运会上消极比赛的丑闻和最终勇夺五枚金牌的荣耀。而且他回国后一直没有接受采访，所有人都想知道这背后的“事”。

而这个“人”之所以会在这件“事”上作出这样的选择，无不浸润着“举国体制”和“金牌第一”的深层制度根源。而这一价值观之所以在李永波身上根深蒂固，是因为他自己的青年时代就饱受其苦，但他最终成为了当初他憎恨的那群人。他有他的英雄主义和时代合理性，也有他的悲哀。

要想把这些讲清楚，既需要对李的个人刻画，又需要对这次新闻事件的刨根问底，而最终需要直指的，是反思我们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体育精神。“人、事、制度根源”这三者难道不是不可分的整体么？

张&刘：你如何区分电视新闻报道中的主持人和记者角色？

范铭：在中国，很多新闻主持人或主播是传统意义上“播音员”，受到严格的出镜形象、表情、发音、形体训练，能字正腔圆地播报新闻稿件，代表电视台形象，但他们自己不采访也不写稿，只负责末端的最佳效果的输送。

也有一些主持人是评论性的，最出色的如白岩松，他有非常强悍的头脑、逻辑以及稳定的价值观，也具有一流的判断、分析、抽丝剥茧的能力，所以他会对记者提供的新闻素材进行加工和评论，甚至往往是节目的最亮点。

而记者，或者说“出镜记者”，则本身就是新闻内容的最主创人员，从选题、联系到采访和后期都跟编导密切沟通、通力合作，他们的投入程度与新闻内容的质量攸戚相关。柴静是主持人兼记者，她既在演播室头尾出现，承担评论和总结功能，又在采访中以记者身份出现。

张&刘：柴静在《双城的创伤》的那期节目中蹲下来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很多争议。你事后为什么要把这个镜头在节目中播出来呢？

范铭：我认为她在记者的身份之前首先是一个“人”。为一个失去至亲、无人倾诉、密锁在自己内心世界的小男孩拭去泪水是一个人在那一刻的真实感受和本能，就像柴静曾说的，“人活在世界上，彼此之间其实有很深的联系，是通过对生命的共同感受来搭建”，所以她前期这么做我觉得无可厚非。

至于我选择把这个镜头剪入片中是因为我被这个场景打动，我觉得它也能打动其他人。这是一部关于探索孩子内心世界的片子，质地非常独特和柔软，不能以常规条框去约束，许多感受和领悟都在这样的无声无息和一举一动间。

张&刘：有时候，做调查节目，未必会有调查结果，真相只能不断逼近、未必能抵达。比如《双城的创伤》，最后其实没有揭开孩子连续自杀的真正原因？

范铭：柴静常说，真相就是“无底洞的那个洞”。《双城的创伤》中孩子连续自杀的真正原因在节目中没有正面回答。一方面，因为我们了解到的一部分事实太可怕，会伤害到依然活着的孩子；另一方面，事实的“真相”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和因素所能说清，闭合性的解答反而把这个题做小了，所以我们更愿意把疑问留给苍茫的麦田，留给每一个看完这个故事但没有停止思考的人。

张&刘：在《注射隆胸》那期节目中，柴静主动要求触摸隆胸受害者的注射部位，后期为什么没有剪掉这个镜头而是选择呈现给观众？

范铭：调查和取证的方式有多种，在这期节目中，不仅是女性的隐私部位，而且是她们受伤和受害最深的证据。

首先，柴静是一个女性，在采访中，她以非常委婉的语气征求被害者的意愿，提问中还有轻微的迟疑和停顿，而隆胸受害者则是以很快和很坚决的同意来回应了她的请求，证明她们非但不感到冒犯，而且也渴望用这种方式来让他人感同身受，同时证实自己的痛苦。

于是，镜头完整地呈现了这一对话过程和之后柴静触摸到胸部硬块以及她的第一反应，我认为这都是第一现场的重要的取证过程。这个动作很有力量，比其他语言采访和拍摄病历的空镜之类都要有说服力。

张&刘：这种取证过程，是否也是电视调查报道对镜头的需求所知。如果是纸媒的调查报道，未必需要记者的触摸？

范铭：同意。电视的表达需要更直观。

『深度本身没有固定标准，但呈现深度的方式会有高下之分

张&刘：有一些人认为“用事实说话”就是客观、不带记者主观偏见地陈述事实。在你看来，“用事实说话”和客观性报道有差异吗？

范铭：当然有差异。用事实完全可以说出鬼话。经过适当的剪辑，可以用一模一样的素材表达截然相反的事实。客观性报道是一种理想，其实不存在绝对的客观，也不存在完全的“不带记者主观”，不过如何尽量公平地，如实呈现手头掌握的“事实”应该是一个编导的基本素质。

张&刘：今天电视新闻中暗访手段的运用越来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这对真相的深度挖掘方面带来了哪些影响？

范铭：暗访是利器，但也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方式。我觉得限制是好事，就像美国的法庭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都会排除，同时也不接受嫌疑人在法庭上“自证其罪”，所有人都有隐藏自己的恶的本能和权利。能够尽量用更光明、更公开、更经得起检验的方式做深度报道是对每一个从业人员的考验。一个减少暗访的世界也会是一个信任感和安全感更强的世界。

当然，对于《每周质量报告》这样的特殊栏目，他们的暗访记者本身顶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不采用暗访的手段，几乎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画面和信息，这可能会是最两难的。我觉得理想的方式是，适当暗访取证，然后尽可能通过公开采访和调查做实，如果有能够取代暗访的采访，就尽量多用常规采访。

张&刘：电视深度报道报道的“深度”必须是可感的、依赖镜头来表现，有人说是“浅”的深度，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是否不同的节目形式对于深度的抵达有限制？

范铭：深浅的标准个人各异，就跟我们小时候熟读的童话“小马过河”一样。视听语言传达深度的方式与文字和其他媒介完全不同。你听一首古典钢琴曲会流泪，它一言不发，但能深深地控制和影响你的情感，攫住你的内心。同样，站在一副现代派大师的艺术作品面前，有人可能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有人可能浮想联翩。所以，视听媒体虽然会受到时长、线性表达、拍摄局限、播出载体等各种限制，但仍有它不可取代的魅力。深度本身没有固定标准，但呈现深度的方式会有高下之分。

节目形式对于深度的抵达确实会有一些限制。观众群对不同节目形式有不同的期待，就像“中国好声音”问题的深度只可能抵达“你的梦想是什么”，因为节目设计使然，但也并不影响它好看。有些栏目类型适合做得更深，不然观众觉得不解渴，有些就只能适可而止，因为观众的需求只是更浅表、更驳杂的信息整合。这些限制往往体现在节目时长、播出时间、播出平台、现场带不带观众、录制时间、后期制作时间、剪辑片比等多个方面。

张&刘：电视深度报道如何在追求深度同时确保时效性呢？

范铭：深度和时效的矛盾确实常常不可两全，这时就必须作出部分取舍。在前期采访时必须非常有效，思路清晰，减少弯路和无用功，而且要在更短时间里更巧、更准确地尽量采访更多方，确保客观和平衡。当时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看见》连外地采访带后期剪辑播出合成只花了三四天时间，播出的速度几乎赶上了纸质的深度媒体，但编导王映潼肯定几乎脱层皮。因为对于后期人员来说，追求时效的一个最笨、最无奈也是现实中最实用的方法就是：熬。几天几夜的通宵等于多出一倍的时间。所以有人开玩笑说，电视记者是“无眠之王”。

对于重大突发事件，深度报道还有一个常见的应变机制就是大团队合作，前方采访的素材及时传回，记者到不了现场的时候可以坐镇一方，做多地的电话连线，后方资料和大编辑部同步运作，甚至合成也可以分段进行，节省时间。

『中国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灵活的机制

张&刘：你认为中国电视深度报道的舆论监督功能与西方的“看门狗”角色有什么不同？

范铭：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式的舆论“监督”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如中央媒体监督地方，省级媒体监督市级政府，或者至多是平级的监督（如跨省监督），所以常给人以“喉舌”之感。基本不会有“自下而上”的监督，而是某种权力的体现。

而西方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对政府的批评可以很直接，“看门狗”角色本身就是对权力的制衡，只要有充足证据，甚至可以直指最高政府和当权者。

张&刘：很多人认为央视通过深度报道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比一般媒体更有权力优势，当新闻不需要“争”就有地方记者主动让位，而且受访者说得不好还可以要求他说第二遍的时候，你怎么看？

范铭：毫无疑问，央视确实比一般媒体更有权力优势。但特权和限制双生的，其它媒体也没有那么多的层层把关和审查，优势和劣势在最终效果上互为消减。至于采访中能获得的相对便利，我们只能默默地对自己说，第一，利用好这种特权，别辜负。第二，不要滥用这种权力。

张&刘：有否“滥用权力”的例子？如何避免这种权力滥用？

范铭：一是采访态度，比如我会看见央视有些垄断资源的独家专访，带着钦差大臣般的优越语气，代表国家机器去审问一个死囚，感觉非常不舒服；二是同行精神，我听说过有些记者因为长期跑口，会联合一些部委，不让地方媒体同行分享新闻资源，这也很丢人；三是职业道德，有些人会把平台带来的优势当成自己的特权，为自己谋福利，这是最可恶的。

至于如何避免滥用，忘了是哪个前辈说过：“我们的个人努力因为这个特殊的平台而被放大了。但当你得到赞美时，别把自己当人；当你想到你在这个平台的所作所为有亿万人在看时，别把自己不当人。”

张&刘：结合你做编导的经验，今天的电视深度新闻报道如何应对宣传管制和收视率这两大压力？

范铭：宣传管制，要么认，要么尽一切努力去不计后果地争取。我们曾经试过多次，比如某某企业大火，台里收到禁令不许报，我们就跟安监总局联系，努力获得安监的支持，安监再跟有关部门去协调，然后反馈到台里，再给台里的播出开一个小口子。不过这种类型的成功率很低，一半靠努力，一半靠国家部委内部的政策调整空间或改革意向。

收视率更是不可预测的，在视听手段上我们会竭尽全力，拉观众就跟酒吧门口招揽生意的小妹拉客一样，必须声色俱全、百般引诱。但电视的规律不可琢磨，就像汪峰永远上不了头条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播出会撞到其他频道一个什么热门比赛和火爆节目。不过收视率不是我们追求的主要目标，二次传播的质量和口碑往往重要的多。

张&刘：成功的电视新闻改革的创办几乎每次都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结果，你怎么看这种改革创新的方式？

范铭：这个判断我不太同意。没觉得成功的都是自上而下啊，即便是早期的成功电视节目《东方时空》，也是靠一两个优秀的制片人和好的团队。要说“自上而下”，不如说是“上面给空间，下面放手干”。我一向觉得，中国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灵活的机制！

张&刘：就你的观察而言，电视深度报道未来发展的阻力有哪些？

范铭：误区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最主要的障碍就是“深”不下去，因为深到哪儿都会碰到禁忌。就像打一口深井，结果底下到处是金刚岩，一打到那儿就断一根钻头，到最后就只能绕道走。真正能深下去的，要么是在没有禁忌和口径的领域，打“时间差”，要么就是跟部委联合，做那种“找内鬼”和“清理门户”式的深度报道。

这种束手束脚的现状也导致大家或者以妥协为出发点，等于一开始未出兵就自损八百，或者就是“求快”，但电视本身周期就比文字长，再加上扑天盖地的视频网站的介入，更是四面楚歌，更易缺乏沉下去的心。一言以概之，阻力主要有两方面吧，一是来自社会和政治口径的压力；二是新媒体的压力。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在“为”不成也不要太为难自己

张&刘：你和柴静在《新闻调查》栏目做过一期中国音乐学院招生内幕的节目和一期同性恋者的节目，就当时来看这样的节目能免于枪毙还是很不容易的。你是怎样说服审片领导的呢？

范铭：当时的审片领导叫孙冰川，现在看来他也是一个极度难得的，既有担当力又有同理心的审片领导。说服他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他当观众。当他的情绪能跟着片子走，能被片子震动时，他就不需要被说服。

我记得当时做一期青少年抑郁的节目叫《心灵的成长》，他看完还让我刻碟给他，因为他家里也有差不多年龄的孩子。在看《命运的琴弦》时，他确实为三个高考学子的命运担忧，希望节目的播出能够改变这个局面，所以签了单，虽然首播之后，重播全部被叫停了。

反映同性恋生存现状的节目《以生命的名义》能通过，是因为我们在报题时，紧扣卫生部2006年提出的“男同性恋群体已成为感染艾滋病的第二大高危人群，仅次于静脉注射吸毒”的这一调查结果，并在节目的内核之外包裹了很强的“防治艾滋”的主题，也得到了当地计生部门的配合，所以领导觉得现实沉重，需要直面，就批准播出了。

张&刘：通常而言判断一个节目能不能播需要哪些方面的考虑，当节目被毙掉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呢？

范铭：播出不了的选题和节目有多种原因，有些是因为过于恶性的事件担心引起社会效仿，比如公共场合的自焚和爆炸、砍杀幼儿园幼童以报复社会的新闻。有些是为了一段时间的歌舞升平，比如某段时间有某个重要会议要召开，所有负面新闻都不许报；或某省的高官正面临升迁或考核，所有该省的负面都要绕道。有些是因为某个新闻会影响某个上市企业的股票或影响某个大型国企的口碑，如果这个企业够强大，也能把新闻压下来。

再比如一段时间内，同类的负面新闻太多，比如医患纠纷、城管小贩冲突，为了避免激化社会矛盾，会让这类报道暂停一阵子。还有涉及民族矛盾、边疆动乱的题也容易因为避免社会动荡而被毙；有些过惨的冤案，易让民众对这个国家失去信心的恶性司法事件也会在口径上受到限制；还有涉嫌民间集资、学生运动，外交纠纷等容易引起的，一般也通不过。

毙片或毙选题怎么调整自己？嗯，我只能说，习惯就好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如果你不选择离开，就要选择自我调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在“为”不成也不要太为难自己。

张&刘：“不要太为难自己”，算是妥协、放弃还是自我解压？

范铭：是自我解压吧。前两天看一个很出色的同事刘楠的新书《有一种基因叫理想》，里面写道，柴静在她最失意时在她博客留言：“向后看历史，向前看大势。”我很喜欢这句话，想明白了就不会委屈，也不用自怨自艾，也许每一个骨子里残留着理想基因的人都是在靠这种乐观继续走下去，眼底有湖水，心口有火山。

『学会放下我执，努力独立和崭新地审视熟悉的事物

张&刘：做编导工作，“精密部署、步步为营”与全身心的参与，什么更重要呢？

范铭：编导不是编剧，所以其实不可能做到“精密部署、步步为营”，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主张编导要做足功课，但不能做得太细太死，不然反而会陷入自己的固有程式，必须以开放的心态，竖起耳朵，敏锐地感知接受所有现场的变化。

编导也不是演员，所以我也不觉得需要全身心的参与。不然会太人戏，加入个人过多的私人偏好，会缺乏超脱的立场和客观的眼界，象柴静说的“自我感动容易上瘾，绝不能走到事实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泗间”。情感的介入，都是“度”的问题，无则冷酷，过犹不及。

张&刘：在你的演讲《拔掉头上的天线一一如何在复杂争议的事件中报道人》中提到，认识人物的过程是去标签化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

范铭：纵观现在的新闻，能迅速传播和火起来的，很多都是带标签的新闻，有些类型化的比如：“扶人”往往伴随“被讹”，“城管小贩冲突”一定前者作恶多端，“富二代官二代”犯错立刻会成为千夫所指，“落马高官”必报道其“作风腐化”等等。

不是说这些新闻本身有问题，而是说一旦带着这样先人为主的预设去对待这些新闻，就很容易在采访中因为成见而出错。前几天《人民日报》误报“北京大妈碰瓷外国小伙”的事情就是典型，因为标签是个框框，如果习惯性把东西往里面装，就容易忽略了每件事情里面的特殊与偶然。

张&刘：去标签化，意味着放弃对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或道德偏见？

范铭：这是一种自省意识。因为标签化的想法我也多少存在，很难幸免。其实“去标签化”说穿了就是“反简单化”。“标签化”是一种让智力懒惰的方式，因为不用去重新建立模式，有现成的样板可以套用，而这正是新闻的大忌。

张&刘：评判别人似乎是每个人的天性和习惯。要如何才能拆除道德预设地去报道一个人呢？

范铭：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说过：“评判别人使我们变得盲目，由于评判别人，我们就看不见自己的恶。如果我们评判别人时真正的动机是消除邪恶，那我们就应该在肯定能找到恶的地方去寻找，即我们自己心里。”

我觉得完全拆除道德预设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来都会有偏见，但学会放下我执，努力独立和崭新地审视熟悉的事物，是成熟的重要一步。

张&刘：为什么平视地呈现一个人很重要？

范铭：女生都知道，用iPhone手机45度斜上方自拍，能拍出锥子脸，反之，则能拍出坛子脸。这与长相无关，全关乎角度，所以相亲照和头像照都不靠谱，一见面就现原形，可见“平视”多么重要。用白岩松的话就是，“不仰视，不俯视，不涂抹，不上色，不谄媚，不闪躲，说人话，平视自己”，如此而已。

张&刘：你在电视新闻领域遭遇过瓶颈么？一个人如果在某个领域做的其实已经很不错，如何突破瓶颈？

范铭：瓶颈一直有，也经常会怀疑自己。硬要克服其实很难，只能多学多看吧，看得越多，遇到高人越多，就越释然。因为发现，原来困扰于瓶颈是因为自己还是井底蛙。其实换个大的瓶子，瓶颈处就会开阔不少，等下次感觉到瓶颈之前，再及时换更大的瓶子。

张&刘：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搭档不是柴静，你后来做的节目或者现在的状态会是怎样的？

范铭：如果我的搭档不是柴静，我有可能会去做一些跟电影和纯纪录片相关的节目。但人生不能假设，因为她对我的选择和个性影响至深，我本性其实挺懒散和随波逐流的，但她像一个“挥鞭者”，也像一个教练，同时像一个马拉松领跑者。她是一个让我这么多年，没有感到厌倦，也没有停下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