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战线报》

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于1939年创办的《战线报》，以根据地民众文化为主体，以为战争服务、为群众接受为目标，除传播军事文化动员群众外，还注重报道当地民众的基本生产生活及军民关系问题。现新发现第二四四、二四八、二四九、二五一期《战线报》，为我们研究山西抗日战争史、敌后革命根据地抗战情况和根据地的建设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创刊背景及基本情况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于是先抢占了北平、天津，继而分兵西进南下；同年11月太原失守，随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逐渐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第一一五师一部在五台山区开辟晋东北抗日根据地，其主力同时跨同蒲、越汾河，以吕梁山区为中心，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0师进入管涔山脉，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战线报》主要在此根据地发行；第一二九师开赴正太铁路以南，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时，为了揭露敌人与汉奸的阴谋、鼓舞军民同心抗敌，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抗日部队、民间团体都积极创办了各类报刊，这些刊物成为抗战的一股有生力量。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当地政府随即开展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建设，依据党中央的《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逐步创办了一批报刊杂志，这对我们了解根据地军民的作战情况、根据地发展及建设和军民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战线报》正是在此时代地域背景中，在敌人封锁、交通闭塞、笔墨纸张缺乏、印制设备简陋、相关人员稀少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行开来的。

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显示，有关《战线报》的研究极少，只邵挺军在1985年发表于《新闻研究资料》上的《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报刊简介》一文中，提到了《战线报》的一些简单情况：“1939年1月11日创刊。四开两版，油印，不定期。一二0师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简称彭八旅。1941年改称独立二旅）政治部编印。1941年后兼为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报纸。前后编辑有胡昭衡、艾汶、温厚华、王达、刘吾雄、李兆翔、孙叔阳、彭文、高全朴、黄绍奎等。报纸根据上级指示和任务，密切联系部队实际，对干部战士进行宣传教育。”

新发现的《战线报》有四期：第二四四期、第二四八期、第二四九期、第二五一期，分别于1945年12月30、1946年2月1日、1946年2月15日、1946年2月27日出版。从现有资料我们可以推断：

1.《战线报》自1939年1月11日创刊以来到1946年2月27日共出版251期，发刊日期无明显的规律；

2.停刊日期不详，四开（4开正度389mm*546mm），自右向左分为两版，界限清晰，中缝不印刷，单面油印，纸张粗糙且脆弱；

3.版面设置基本相同。以二四四期为例（如图），第一版的上方中间是繁体的《战线报》名称，其下印有出版单位、出版期号和出版时间，两端是一则简讯，通常为70-90字；第一版的下方和第二版，主要就是按照要的通知、公告和通讯稿的数量以及每篇的字数来分割版面的，尽量做到了简洁清晰、美观大方。通知和公告的最后都落有“二分区政治部”的字样，每篇通讯稿也都标有供稿者的姓名。

根据地报刊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马琳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传播事业》一文中提到：“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杂志在抗战初期经过努力和奋斗形成了一定规模，但是报刊创办中期，这些报刊出现了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根据地报刊杂志的编辑、记者和通讯人员大多是军政干部、抗日战士，他们身兼数职，战争时期具有变动性和流动性，影响了报刊杂志规律性的刊发；其次，不仅存在不同期刊杂志的重复刊发问题，而且有些发刊时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内容空洞，只侧重知识普及或口号宣传；再次，报刊的用纸质量粗糙，缺乏韧性，容易破损，不易保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41年3月26日颁布了《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意见传达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整顿报刊，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党委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根据地报刊工作者进行学习。1942年，根据地的报刊再次经历了整风改版的运动。此后，晋西北的报刊出版展现出了新的面貌，创办了一批新的刊物，加强了党的宣传，推动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战线报》正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版运动后，成为晋绥军区二军分区政治部出版的报刊。

笔者通过研读现存的四期《战线报》，认为报纸的主要内容有五方面：

一是对抗战情况的报道。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五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受降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人代表日本向盟国投降，但是驻军的撤离却远没有这么快，仍然有一部分拒绝投降的顽军在晋西北根据地周边残害群众，当地军民同心协力一致对外，民兵组织帮助军队与顽军进行了对抗，保护了当地的村庄和百姓。比如第二四四期第二版《王华、林岳：石咀子据点的毁灭》中写道：“十二月八日晚上，战士们兴奋地、悄悄地，向石咀子急进，这里有三十三个日本兵，分住在村里和碉堡跟前的帐篷里，替阎锡山掩护着同蒲路。半夜了，冷得很，三连进了村子，敌人的哨兵‘圪囚’在门洞里，工兵班敏捷地爬上房顶，埋好炸药，突击队跟着粱副连长隐蔽在敌人住院的墙脚下。轰轰两声，房顶塌了，二十多个鬼子被压在下面。爆炸组紧跟着就扔开手榴弹。战士们点起火把，在屋里搬开椽子刨开土，搜查胜利品”，“爆炸声还未停，一连的突击队就攻击帐篷里的敌人，手榴弹、机枪响成一片，为了争取敌人投降，我们两次停止射击，一排长杨森同志在敌人的手榴弹下牺牲了，复仇的怒火烧着每一位同志，把手榴弹填进帐篷里，九个鬼子统统完蛋。最后一声巨雷，碉堡被炸毁了。天发亮了，队伍带着十一个俘虏和缴来的十八支步枪，一挺机枪，二个掷弹筒，欢天喜地地回来了。”

二是对中央和上级军区政策的落实。1945年12月4日，《抗战日报》发表了题为《加紧自卫战争准备完成冬训任务》的报道，传达了中央的下一步工作重点，晋绥军区随后做出了《军区冬训指示》，整个二军分区就开始了练兵热潮，这四期的《战线报》对此进行了许多报道，比如第二四四期第一版《贾斌、肖光：技术教学和战场动作相结合――练兵营实验新的训练方式》中写道：“练兵营根据军区冬训指示讨论检讨冬训计划，决定今后技术教学要与战斗动作联系起来，这样可以使战士熟练实战动作，减少在操场上死板地练习动作的寒冷，从第四周（十二月十日）就开始新的训练方式”；之后还报道了《高长茂、高尚勤：练兵营实弹射击》《凯旋、安澜、生华：练兵营第二期，首次实弹射击，百分之百命中目标，特等优等射手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等，我们仿佛能身临其境，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热情。

除此之外，在与顽军进行军事抗争的同时，中央和军区一直重视生产的问题，以保证老百姓和部队的基本生活，所以四期报纸也报道了不少与此相关的内容，比如第二四八期第二版《李如密：一封家书》中写道：“我夫犬英，你两次的来信都收到了，咱家今年因为你在外劳动力不够，地的等级不高，为公平又因为抗属减等已为免征户，不出一升公粮，村里干部群众对咱十分好。最近又给咱家三驮炭，一切都不受困难”，“咱家今年打的四石多粮食，摘的十斤棉花已纺下三斤多了，再者我到机房学织布问题，在妇女合作社入了三斤线的股本，不久就能分红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军区的政策切实做到了为老百姓服务。

三是协调干部与战士的关系。军分区为了解决和改善干部与战士关系问题，积极对干部和战士进行了教育，如第二四八期第一版《二分区政治部通知（一月二十八日）：拥政爱民反省参政提纲》，其中提出了干部的九条参政反省提纲和战士的八条参政反省提纲，占多数的就是两者上下级的关系问题；早在第二四四期第一版就有《凯旋：三连整顿官兵关系，通过拥干爱兵公约》的报道：“官兵关系上存在着两种不良现象：一是干部对战士的关心爱护不够，对战士的缺点，不耐心进行教育，甚至用发脾气、打骂的办法来对待战士，二是战士对执行命令的服从性差，甚至有时对连长的命令也马马虎虎”，紧接着在第二版就提出了《三连的拥干爱兵条约》，爱兵和拥干公约各有六条，规定得很细致具体，并且为了保障公约的实行，还对违反公约的干部和战士做出惩罚并且制订了具体的惩罚措施。

四是协调军民的关系。当地的民众受战争残害，加之军队（阎锡山军队）存在一些鱼肉百姓的情况，因此他们起初对共产党军队也心存戒备。部队刚驻扎时，老乡内心很抵触，但是战士们在干部带领下，竭尽全力帮助老乡，挑水、劈柴、搬菜、扫院子、整修房子，借了老乡的东西就归还，丢了的按市价赔偿，上级经常检查战士纪律，对违反群众纪律的及时教育，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本军队的不同，老乡们深受感动，对军队的态度有了改观，军民关系也有了质的变化，如第二四八期第二版《练兵营军民关系是怎样密切起来的》：“分区练兵营，在大练兵当中，展开拥爱工作，发动全营帮助老乡做日常营生，军民关系由陌生不了解而融洽起来，群众这样说：‘队伍刚来，都有些害怕，可是看见你们和和气气的，非笑不说话，心想这队伍是怎样教育出来的。借东西说没有就走了，同志们辛辛苦苦地练兵，还抽空空给咱们担水，做零星活计，再好也不能啦’”等相关报道，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当时的场景。

五是树立典型，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同志说过：“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和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所以报纸的文章中不论对于哪一方面的报道，都提到了许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典型，如第二四四期第二版《李志忠同志负伤缴步枪》：李志忠之前刚负伤从医院回来还没好利索，“听说要打仗，带伤也要去”，他虽最后又添新伤，但是“缴获一支三八式、二十排子弹和六颗手榴弹”；又如为了战士有水用，《赵连长自己不睡来担水》：“二中队每天得用十几担水，伙房人少担不过来，虽有派人帮助担，但是洗脸洗脚没水用，连长赵芝来每天天不明就帮伙房担一担水”，“许多同志看见了就参与进来，每到早晨，游戏时间，大家抢着去拿水桶，生怕别人抢先去，自己担不上”，这是一个典型的干部爱护战士又起到带头作用的例子；此外还有许多先进的人和事，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面貌。

这四期《战线报》在整体上坚持贯彻中共的总路线、总政策，在服务抗战和根据地建设的同时能够更加贴近大众生活，以人民为后盾，办人民的报纸。根据地农民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阅读能力较低，之前一些能够传人根据地的报纸大都晦涩难懂，为弥补这一缺陷，《战线报》在内容上更注重群众性、地方性，表达上多口语化，通俗易懂，不仅记录真实而且方便当地老百姓阅读，看到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登载于报纸上，更能调动他们参与根据地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更能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推动当地各项建设的发展。

报刊的价值与影响

新发现的四期《战线报》，真实又清晰地微缩了1945年末和1946年初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所辖地区的历史事件。自刊发以来，充分发挥了其宣传功效，致力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及舆论的支持以维护抗战的顺利进行，并紧跟中央的政策对根据地民众进行宣传教育，联系当地实际情况，除了报道军内干部战士的关系问题，更加重视老百姓和军队的关系，报道的信息也多数来源于底层群众，虽前后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战线报》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深入传播和老百姓的广泛接纳，加快了当地民众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对发展、巩固和建设根据地有重大的作用。一方面，当地老百姓、民兵和军人在参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对文化相对落后区域的民众起到了思想启蒙及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

山西及与山西相关的几个抗日根据地到建国前的档案资料，由于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留下来的屈指可数，又因有种种历史的、政治的原因，故现存世能为人见的极其少见。《战线报》虽受到战争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水平的局限性影响，其内容和体系并不完善，也未能充分体现出其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但这几份新发现的报纸，记录了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进行最后抗战及根据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情况，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军民关系建设以及晋绥军区军事训练等情况的一扇窗口，也为我们研究山西抗日战争史及建国前的情况、敌后革命根据地抗战及建设情况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