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申遗”后遗症

在成功申遗两年之后,“一朝闻名天下知”的黔南小县荔波,再次成为目光聚集的焦点。不过这一次,是因为申遗而背上的2亿多元巨债,以及随后10年仍需投入的6.3亿多后续投资。

申遗制造财政黑洞

2007年6月27日,由云南石林、贵州荔波和重庆武隆捆绑申报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项目,顺利通过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表决,成为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为争取这“三分之一”的遗产地资格,历经项目报出、环境整治、考察评估、补充资料、投票表决的“五大战役”,荔波整整奋斗了12年。据荔波县县长陈稠彪介绍,其中投入最多的,是所谓“环境整治”工程,财政背上的巨额债务,也由来于此。陈稠彪介绍说,当初为了解决遗产地申报及整治所需经费,除省、州、县财政投入,部分施工企业垫付资金外,荔波县政府还通过银行举借筹集。到2008年底,银行贷款1.7亿元。另外尚欠施工单位工程款8000多万元。此外还有向省财政厅借地方国债转贷资金及银行贷款650万元,用于环景区公路建设。

荔波县遗产管理办公室主任陆兴华说,国家没有设立世界遗产地保护专项资金,遗产地目前的宣传教育、管理人员培训等费用都是国外一些机构捐赠的,没有可持续保障。省财政从2009年到2015年每年预算安排1000万元设立省级“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护专项资金”,但与实际需求相差甚远。

“中国式申遗”冲动

中国申遗,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而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的“申遗热”,则是21世纪以来这几年的事。

世界遗产的巨大“票房”号召力让各地方政府艳羡不已。2000年以来,我国申遗成果丰硕,目前,已有世界遗产38处。申遗成功后,随之而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让世界遗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申遗热”由此产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列入国家文物局预备清单的项目就有100多个。由于世界遗产委员会修改了规则,每个国家每年最多申报两项世界遗产(至少有一项是自然遗产)。据此推算,中国要完成现有项目的申报工作,至少要排队100年。如此高涨的申遗热潮被称为“中国式申遗”。

即便申遗成功,也未必“稳赚不赔”。我国的自然文化遗产大多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利用“世遗名片”大搞开发的强烈愿望,同样也面临荔波式的困境。申遗留下后遗症,在近年成为世界遗产地的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保护和开发,谁放第一位?

式的申遗,已经引起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注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已多次给“申遗热”降温:申遗只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而绝非唯一选择。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无论是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还是准备申遗的项目,都要加强保护。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解读说,不管在任何时代,世界遗产的保护都是发展和利用的前提,没有保护就谈不上发展和利用。比如印度,为保护泰姬陵,甚至闭门谢客。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国家将世界遗产的性质界定成旅游资源。将遗产保护地变成经济开发区,必然造成破坏性开发。

谢凝高表示,世界遗产最重要的功能是其精神文化功能,申遗绝不是为了“拿张名片搞旅游”。但“拿张名片搞旅游”,却被一些地方政府发挥到了极致,也成了申遗的最大原动力。因此,奋力一搏的“拼申遗”,逐渐变味成了“拼经济”和“拼政绩”。申遗前后,往往伴随着大拆大建,巨大的资金缺口也多源于此。

保护与开发错位,被专家总结为“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对此,谢凝高表示,保护与开发二者之间并无矛盾,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需要用什么复杂的理论来论证。很多人在发财上动错了脑筋,所以觉得二者矛盾。

在谢凝高看来,世界遗产保护开发中的种种短视行为和逐利倾向,都与其主要归地方政府管理有关。在地方政府中,又有文物、旅游、林业等不同部门的条块分割,这样就会出现种种问题。

而在美国、埃及等世界遗产丰富的国家,遗产地都由中央统一管理,以避免地方政府出于局部利益进行破坏性开发。因此,谢凝高长期呼吁,应设立国家遗产局,总管全国世界遗产。

谢凝高同时建议,尽快出台《遗产法》,依法追究破坏行为的责任,同时成立专家委员会,参与遗产保护的决策。

(摘自《台港澳报刊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