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电价格冲突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时间:2022-07-26 12:05:50

煤电价格冲突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摘 要】煤电价格冲突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凸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国民经济包括居民生活造成一系列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煤电价格冲突形成的基础上,利用居民消费支出指标构建了回归模型,以分析煤电价格冲突对居民的影响,设计了基于居民对电价承受能力的电价调整机制。

【关键词】煤电价格冲突;居民消费支出;电价调整机制一、引言

煤炭和电力唇齿相依,这两个产业的统一协调不仅关系到煤炭工业的良性发展,更关系到电力供应的持续性和电价的稳定性,进而影响国计民生。煤电价格冲突是制约煤、电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不仅影响煤炭企业的正常利润的获得,而且也大大增加电力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煤电价格冲突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煤电价格冲突导致产业链末端电价不稳定,直接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只有妥善解决合作中的冲突,才有利于择优配置资源,从而能维持居民的正常生活。国外学者对煤电价格冲突的影响多集中于电价波动对社会经济及居民生活的影响。Kumar(2005)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电价和水价变动后农民的反应。Nguyen(2008)研究了越南电力价格变动对其他产品长期边际成本的影响。国内文献透过煤电价格冲突的本质研究煤电价格冲突的解决方案及居民电价机制。郭敬禹、王希(2010)认为煤电冲突的实质是“煤价放开,电价封死”。苏素和李春红(2003)分析了重庆市的电力市场变迁历程和其对电价制定的影响,并用实证计算了可能性的电价对当地经济的影响。王艳、朱翔(2012)利用投入产出模型论证了电价的波动主要是通过间接路径进行传导,即借助于其他部门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成本。

二、煤电价格冲突对居民影响的分析

1.煤电价格冲突的形成。自1993年煤炭价格改革以来,中国煤炭市场就一直存在着市场定价与计划定价(直供合同价)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尽管从2000年开始,我国政府放开了电煤的价格,从而基本上实现了电煤价格的市场化,但煤炭市场的两种不同的定价机制依然存在。与此同时,政府对电价一直保持着指导价。在电煤价格“双轨制”的情况下,供煤企业不愿意以“计划价”将煤卖给电力企业;而仍然吃着“计划饭”的电力企业也不愿意以“市场价”向供煤企业采购,由此形成有煤的企业不愿卖,用煤的电力企业不愿买的“怪圈”,即所谓的“市场煤”与“计划电”之间的煤电价格冲突。煤、电双方围绕电煤价格的博弈一直没有停止过,且逐步升级和愈演愈烈。

2.煤电价格冲突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电力产品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煤电价格冲突必然引起电价的波动,而电力价格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居民生活成本的变化,导致居民消费的变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借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也可以间接反映煤电价格冲突导致的电价变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程度。表1列出了近年来电价变动比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两者的弹性(电价变化假设为5%~20%的增幅)。

表1 电价变化比例与消费者价格指数

从表1中可以看到,当电价变化幅度逐步增加,分别变化5%、10%、15%、20%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升0.4%、0.7%、1%和1.2%,对应的弹性值(CPI/电价变化比例)分别为0.08、0.07、0.07、0.06,逐渐减小。从受电价变动影响的幅度来看,弹性值越来越小,在20%的电价波动范围内,平均弹性为0.07。显然,电价上升幅度越大,则CPI上升越快,居民生活升本越高。一般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范围内的变动是温和的,可以接受的水平。表1表明,如果电价波动在15%的范围内,那么它对CPI的影响不超过1%。

三、煤电价格冲突对居民影响的宏观模型

1.基本模型的构建。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煤电价格冲突导致电价波动,进而影响居民生活。本文以凯恩斯消费理论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增加电价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以研究居民消费与电价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而证明煤电价格冲突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建立的回归模型是:C=b+α1I+α2P+ε (公式1)

其中,C、I和P分别表示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电价;ε为随机扰动项,偏回归系数α1、α2分别表示可支配收入和电价变化对居民消费支出C的影响。

2.模型的估计方法。模型的估计方法一般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法,即选择合适的参数使得全部样本值的残差平方和最小。后期可采用加权二乘法(WLS)进行改进,在回归分析计算过程中给予不同的变量不同的权值,变异性小的变量赋予更大的权值,给出一个加权转换的范围,并指出最佳的权数值,最后比较模型的精确度。在回归分析中,OLS是用得最为广泛的方法,在OLS估计方法中,要求样本方差为一常数,也就是说所有的变量对于计算过程具有相同的“贡献”。如果某些变量较其它变量变异较大,即样本方差不为常数时,此时使用OLS方法就不大合适。如果其变异性是可以通过其他变量进行预测的,就可以使用WLS估计方法来进行模型拟合。估计结束后可利用拟合优度来评价模型。回归分析的基本思想是用模型中所包括的解释变量来尽可能地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实践中可以采用校正的判定系数R2来度量拟合度,R2越高,则认为模型就越好。

3.居民对电价的承受能力分析。公式1构造了居民消费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电价回归模型,并分析了三者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可以测算居民对电价的承受能力。居民对电价的承受能力可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础。根据经济学的敏感度分析理论,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电费支出两者变动的相对量之间的比值作为系数比较妥当。令I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E为居民人均电费支出,e表示居民的承受能力,如下式可知: e=■(公式2)

当e>1时,可支配收入增长高于电费支出,居民电价承受能力较强,反之较弱。当e=1时,即可支配收入与电费支出呈同步增长,居民的福利水平不会因为电费支出的增加而恶化,因而,保持电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的电价水平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于是上式可变化为:■=■■ (公式3) 进而居民用户电价的变动幅度为:MaxP=■/■(公式4)其中■为人均年用电量。

4.电价调整机制设计。由表1可知,在20%的电价调整范围内,CPI与电价两者的弹性平均值为0.07。政策制定部门可以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在确定用户承受能力和整体电价调整幅度之后,进行销售电价的调整。若煤炭价格上涨,销售电价的调整方式设计如下:

P■■=Pg P■∈(0,MaxP)

P■■=MaxP P■≥MaxP (公式5)

其中P■■为居民销售电价调整幅度。从公式5可以看出,当销售电价调整幅度小于上网电价调整幅度时输配售环节必然出现经营状况恶化,严重的甚至亏损的情况,若听之任之,必然不利于电力的稳定供应。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税收或政府补贴(SUB)的形式,补偿输配售环节的经营损失。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居民消费支出指标进行了模型构建,以分析煤电价格冲突对居民的影响。在模型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设计了基于用户承受能力的电价调整机制。煤价与电价具有联动反应,从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若煤炭价格上升,可适当调整电价。但是,电价调整要考虑居民的承受能力,避免电价调整过快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本文所建立的模型是属于静态模型,此类模型只能在基期解的基础上模拟相应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并不能反应出模型指标的动态变化,亦不能体现相应指标的发展趋势。因此将动态机制引入模型,是此模型得到更广泛应用的前提。要解决煤电价格冲突,不能单方面地提高电价。事实上,电价的涨幅也是有限的,必要时可以对煤炭价格采取临时干预。当前,抓住电力供需矛盾缓和的有利时机,推进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制度改革,理顺煤炭价格和电力价格之间的联系,是解决煤电之间的矛盾,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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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n energy and ground water demand management:analyze from West

ern India[J].Energy Policy.2005,33(1):39~51

[2]Nguyen K Q.Impacts of a rise in electricity tariff on prices of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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