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爆竹“禁改限”之经济学思考

【摘要】2007年春节，我国很多城市将烟花爆竹的燃放由禁改限，笔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在维护传统文化和追求现代环境文明的矛盾解决方式提出了新的思考。认为政府管理应尊重民风习俗，传统文化的维护与环境治理同样重要。简单地予以"禁放"是不可取的。政府引导人们进行科学合理的文化消费，从而达到社会总福利最大。

【关键词】文化消费 路径变迁 市场有效性

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华民族沿袭了近千年的民间习俗，已成为过年约定俗成的表情达意的形式。不少人觉得，没有鞭炮声就没有年味。然而，在人口密集的都市，由于不规范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炸伤、火灾、污染等许多负面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广州在全国率先颁布燃放烟花爆竹“禁令”，随后全国大中小城市群起效仿，10多年来，中国总共有282个城市禁放鞭炮。

在起初几年中，这些城市的春节由于执法力度大几乎不闻鞭炮声。强大的舆论宣传对于消除市民燃放烟花爆竹的愿望也十分有效，社会上普遍形成了安静的春节才是文明的看法。好像对文明生活的追求越彻底，对传统的清理就越干净。然而，近几年不能放鞭炮，传统庙会也没有了原来的样子，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抱怨年味越来越淡。报纸杂志又开始讨论这种“干净”是否最终导致了传统年节的空洞和寡淡。因此，近年来，恢复春节燃放鞭炮以增加节日气氛的呼声越来越高，全国已有106个曾经实施禁放令的城市重新开禁。

那么，当初政府投入巨大的管理成本来改变燃放烟花爆竹的习俗是否浪费？追求现代环境文明是否一定要牺牲传统文化？政府在这其中哪些是有所为的，哪些是无需作为的？我们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

一、传统文化是否需要维护

燃放鞭炮是中国民族延续千年的传统习俗。《诗经・小雅》中就有“庭燎晰晰”的句子，“晰晰”就是火烧竹子的声音，是放鞭炮最古老的雏形。古人用竹爆声来避邪驱鬼。火药发明后，燃放鞭炮开始盛行，但避邪的目的逐渐减弱，演化为辞旧迎新的标志，并表达民众祈福、喜庆的心理。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传统文化的推波助澜下，春节燃放鞭炮已深入民心。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国际经济联系和合作。但这绝不是要削减乃至泯灭各个国家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本质特征，实现文化趋同。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过程中，文化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趋势不改。文化是同各民族的精神本性和历史传统紧密相联的，实际上，至今人们仍能从各国经济及其产品中看到他们传统文化的影子。法国的贵族文化，美国的大众文化都在其经济过程中得到了体现。法国名酒、香水堪称贵族消费的标志，可口可乐、牛仔服装把美国大众消费的精神展示得淋漓尽致。同样，中国要发展经济，也离不开千百年滋养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否则将只是世界工厂上的一条流水线而已，没有文化对经济产生的根植性，随时将成为飞地。

文化的发扬离不开文化消费。文化消费属于精神层面的产品，它和思想观念、习惯习俗有着紧密的联系。过春节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传统文化消费的一种存在。在经济学上讲就是一种很强烈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能形成及发生作用在于：执行现有的制度模式相对于其他制度之下能提供更大的收益，实现“报酬递增”趋势。因此，每当一种稳定的制度模式形成并确定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及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得制度模式的改变越来越难。打破路径依赖，则需要新路径的建设成本、新路径的学习成本和旧路径的监督成本与退出成本。这些可以合称为路径的变迁成本。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禁鞭令”的执法成本逐渐加大，作为春节文化消费的替代品之一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组织成本越来越高，得到的满意度却越来越低。与此同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与曾经的“破四旧”运动何其相似。它引起传统道德的迷失，历史证明这个路径变迁成本太高，得不偿失。

而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之一，圣诞节在中国已不逊于春节。凤凰卫视还专门组织了一场讨论，研究这种现象算不算 “文化入侵”。说是“文化入侵”实在有点言重了，但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流带来的文化融合我们必须正视。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和现代工业文明共同成长的，它的文化形式已经受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甚至产生了特有的“文化磁铁效应”。以圣诞节为例，烘托气氛的圣诞装饰、表达心意的圣诞礼物、宣泄欢乐的圣诞聚会使中国的圣诞产业已占领着世界圣诞市场的过半份额。从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来看，自从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诞生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相对封闭，边缘化的危险明明白白地摆在了面前，政府必须具有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意识，才能使得中国经济具有内生增长动力。

二、燃放烟花爆竹这个形式能否改变

禁鞭令的执行初衷不是为了反对传统文化，只是因为燃放烟花爆竹这个形式本身存在安全和污染问题。但问题是两面的：燃放烟花爆竹是条大家都十分熟悉的中国文化行为路径，人们操作和学习成本可以降到最小，没有任何认知风险，遍布大街小巷的各式功能、价格不同的产品又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操作平台，购销两旺的浏阳花炮证明烟花爆竹是符合中国普通大众的节日消费需求的。“禁鞭令”实施之后，面对难以压抑的节日文化消费需求，有没有一个好的替代形式呢？这个形式要让男女老幼容易参与和分享，符合天南地北中国人的文化规范，还要配备良好的市场操作平台。

从目前来看，尚没有合适的替代方式。相反，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纽约、伦敦先后开禁，就连禁放鞭炮已经34年的新加坡于2004年元月四日也解禁。当地媒体称赞“这回政府从善如流，灵活变通，让人民重温燃放鞭炮的热闹和乐趣。”之所以有这样的趋势，还是由于文化消费形式的特殊性，强烈的路径依赖使得燃放烟花爆竹和过年联系在一起，爆竹辞旧岁难以改变。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燃放烟花爆竹的文化消费可能会演变出其他更多的方式，爱好安静的人们可以购买爆竹装饰品、讲求环保的人可以选这电子爆竹，至于音乐爆竹、烟花晚会都是人们在新时代创新出的新的文化消费。这些和传统的烟花爆竹一起出现，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感受更为浓厚的年节气氛。

燃放烟花爆竹是增加了空气和噪音污染，有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引发火灾，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人们需要传统文化消费，燃放烟花爆竹是目前相对比较合适一种形式，这是问题的另一面。关键是政府如何权衡两方面利弊，从问题的相互性中实现总社会成本的最小，或者总福利最大。如果解决方式只从一个方面看待问题，简单地采取行政禁止这种方式，国民正当的文化消费受到抑制，这种政策的实施将会导致政府部门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变得无限大。2005年春节，在全国禁鞭令执行最为严格的北京，全城警力出动，依然管不住满天烟花绽放，四处鞭炮炸响。文化是有强路径依赖的，不能轻易改变。燃放烟花爆竹虽然具有某些损害公共利益的弊端，但它同时是中国的古老民俗，为广大公众所喜欢。烟花爆竹“禁改限”正是要求政府寻找维护公共利益和顺应民众习俗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考验着政府部门的智慧和施政能力。

三、政府如何作为

政府是不是干脆对此问题根本不作为呢？既节约执行成本，又不降低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消费结构自然改变，烟花爆竹随着市场规律淡出。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进行调配，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岂不是更好？

据前面所述，燃放烟花爆竹形式本身已形成强烈的路径依赖，不借助这个形式，人们通过什么来表现节日的隆重热烈，自己的大喜大悲？现代社会个人价值取向差异很大，造成新的文化需求分散。而新市场规模太小，且在市场初期，很少有人愿意投资培育萌芽市场，创造新的文化消费形式。这里就出现了市场失灵的情况。满足个性需求的成本有多高，市场容量有多大是较难度量的，市场的交易成本因而上升到很高，市场自由调配失灵。更科学的文化消费形式很难自动出现，更文明、更理性的社会新风尚千呼万唤不出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们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没有更好的文化消费替代品出现，人们对燃放烟花爆竹是又恨又爱，于是反而产生“禁之严，爱之深”的心态。

因此，政府想有所作为是必须的。正如科斯强调的，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一个超级企业,可以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政府的作为在市场调配失效时尤为重要，关键在于政府如何作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虽说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其实还是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作出的决策。不易管理的事情政府的习惯性做法就是禁止其生存。政府也怕麻烦。但所有具备深厚社会基础的东西绝非政府一纸禁令就能禁绝，无非是由公开转向地下，转向政府监控不到的地方，安全隐患并未消除，而政府对这一领域却因禁令而放弃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教育和引导责任。追求现代环境文明和传统文化习俗发生的矛盾只是被掩盖了，而不是解决了。对于爆竹辞旧岁这样一个传统风俗，政府要认识到其实质是一种文化消费。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代，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的成熟，会自然出现追求文化消费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政府的作为要符合这个趋势，这个矛盾就会弱化直至解决。因势利导，开禁燃放烟花爆竹，使其真正成为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社会习俗仍任重道远。政府首先要对烟花爆竹产业制定严格的安全标准，对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燃放作出详细规定。在这些标准和规定的引导下，烟花爆竹产业的发展能够追踪时代的步伐，在为中华民族增加节日气氛带来欢乐的同时，在世界舞台上也大放异彩。其次，政府需要加强管理和服务，如学校进行燃放爆竹烟花的安全知识教育，节日期间选择适当地段多设些燃放点，有组织地销售安全的烟花品种等。这样既能满足群众需求，也达到控制火灾、伤人和噪音的目的。最后，政府对于燃放烟花爆竹可以进行趣味引导，组织烟花欣赏，从追求热闹到讲究优美，使这个习俗逐渐与现代环境文明实现平衡。

【参考文献】

[1] 赵晓：《请客的经济学》，载《彻底的市场经济是的》，中信出版社，2003版。

[2] 洪敏：《限鞭令，效果怎么样？》，经济日报2005年6月2日。

[3] 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