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学理论比较研究

【摘要】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是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本文分别综述技术创新的熊彼特理论、新增长理论、技术推广理论、技术新进化理论和创新过程理论，以及制度创新的激励理论，并对这两派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以引出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技术创新理论 新增长理论 制度创新理论 制度激励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

1、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1)引进新产品；(2)引入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因此，创新者不同于革新者，只有敢于冒险，将新发明引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熊彼特教授认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和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家之所以敢冒险，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存在创新会带来企业盈利的预期，驱使企业家敢于创新，同时，其他企业的模仿又会使创新引发的盈利机会趋于消失，从而解释经济周期问题。

2、经济增长的技术理论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索洛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在1951年发表的《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评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技术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后阶段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首次将技术进步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利用总生产函数分析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推动了现代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随后，以罗默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加以分析，并把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作为重点分析对象，较好地解决了技术创新作用分析的量化问题。

3、技术推广模式理论

受熊彼特的启发，曼斯菲尔德(Mansfield，E,)进一步发展了创新理论，对技术推广及技术推广模式进行了研究，他定义“模仿”是指某个企业首先采用一项技术后，其他企业相继采用这项技术。他所研究的技术推广模式主要解释当一项新技术首次被某家企业采用后，究竟需要多久才能被该企业所在的部门的多数企业采用。因此，曼斯菲尔德主要研究的是新技术在同一部门的推广问题。而英国经济学家特列比尔科克主要研究的是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问题，他认为一国最先进的技术主要首先体现在军事技术上，要研究部门间的技术扩散，首先就要研究军事工业中最先采用的先进技术传播到民用各工业部门的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存在两个途径，一是军事工业中有一些先进技术适用于民用工业部门，那么民间各工业部门相继采用；二是军事工业中一些使用过先进技术的熟练工人转到民用工业部门，因此，先进的军事工业的建立对带动民用工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4、技术创新进化理论

以纳尔逊(Nelson，R．)和温特(Winter，S．)为代表的技术创新进化理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展起来,进一步克服了新古典学派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非现实性基本假设的致命缺陷，分析了现实存在的非均衡、动态的复杂经济系统中的技术创新过程，开辟了技术创新理论的新视野。在纳尔逊看来，一个技术创新的进化系统包含以下一些因素，如将创新引进系统的机制，系统具有创新的功能；进化系统能对各种经济实体(企业、技术等)进行机动选择，使系统具备去旧存新的能力。因此，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具备发现新技术的搜寻能力，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累计形成系统产品设计和过程创新的进化能力。

5、技术创新过程理论

罗斯韦托(Rothwell・R)在其1992年《成功的工业创新：90年代的关键因素》和1994年《工业创新：成功、战略、趋势》两篇论文中，总结和划分了五代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简单来讲就是，第一代模型是线性或技术推动型，把创新看成是由研究而产生技术机会，市场只是被动接受技术变革的承载体；第二代模型是市场推动型，它强调了R&D对市场的反作用，认为市场需求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来源；第三代模型是“链式”或耦合模型，它结合以上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观点，企业的营销和R&D之间、企业运作与相关公共部门之间的信息反馈受到重视，它强调企业和国家层次上创新的R&D与市场营销阶段的合成；第四代模型强调技术创新一体化过程；第五代模型强调系统集成和网络性，创新企业被认为是在和其他机构竞争又合作的复杂网络中，从而企业必须采取系统集成的方法从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中获取信息和资源，并创造创新产品的连续流动。

二、制度创新理论

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从制度及其组织创新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制度是继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之后的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诺思教授根据自己早期对美国经济史的考察，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存在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变革的行为主体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之比对促进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正是在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技术创新经济学进一步看到了制度及其组织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从前面的理论分析中可知，制度及其组织激励是推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在这里，我们可以从企业、市场和政府三个方面来架构技术创新制度激励。

1、企业制度激励理论

企业制度激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企业的创新资源得到最大应用，可以从产权、组织和管理等方面来架构技术创新的企业制度激励体系。

在产权方面，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主体的企业，明晰人力资本产权，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非常重要，形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持久的动力系统；同时，采取相对应的科学的、合理的组织结构；在管理方面，则应该通过各项管理制度的规范和设计，最大限度地调动不同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积极性。

2、市场制度激励理论

对技术创新而言，市场制度无疑是一种配置资源效率较高的制度。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体系发挥着提供市场信息、企业创新激励等功能，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市场过程也是一个对技术创新进行自组织的过程：市场需求不断变化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同时，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认可才能获得创新收益，既对创新者产生有效激励，同时通过形成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市场在激励技术创新方面具有自我组织、自我加强的这种作用，从企业外部形成持久的发展动力激励系统。

3、政府政策激励理论

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机性和盲目性，则使创新活动出现市场低效和市场失灵，如基础技术研究、产业共性知识及涉及国家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安全的创新行为等，往往由于较长的回报周期和较强的投资需求强度而为企业所不愿或无力介入，必须依赖政府来加以组织。

三、技术创新理论与制度创新理论比较

技术创新学派与制度创新学派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是来源于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尽管当时各执一词，但现在看来，其实二者的观点是可以相结合统一起来的。斯坦福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就对此提出过中肯的评价，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技术生产率的提高都不可能脱离其制度环境而存在，因而必须在其制度环境中加以研究”。

事实上，由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在内在机制上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使得两者的均衡发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匹配共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最早是由委内瑞拉学者佩雷兹(C.Perez)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C．Freeman)在20世纪80年代解释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于三十年现的“长波”现象时提出来的，但当时并未引起众人的关注。佩雷兹和弗里曼认为康氏长波不单是一种纯经济现象，而是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与社会制度框架(Social-institutional framework)之间的一种匹配或失配现象。

弗里曼利用创新分类法，按照技术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大小，将技术创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即对现有产品和工艺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常常通过“干中学”获得，并且尝试市场需求推动。虽然这只是一些小创新，但小创新的不断累加最后常常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一些大创新都需要同时进行许多持续的小创新来不断完善，最后显现创新带来的巨大收益。第二类是根本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即产生全新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往往是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潜心科研的结果。与渐进创新相比，这类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要更大，但同时单个根本性创新对整个系统的影响还是局部的，除非是一系列根本性创新组合在一起促成全新的产业出现。第三类创新是“技术体系”的变革(change of technology system)，它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根本性创新和渐进创新的组合，甚至伴随相应的组织创新。如20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之间出现的合成材料和石油化工的创新群的出现，加上喷射和挤压模具机械的发展，促成在建筑、包装、农业、纺织、石油、汽车、服装、玩具等行业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发生改变，从而深刻改变了企业生产的制度及消费者消费模式，这样构成一个新的技术体系。第四类创新是“技术经济范式”变革(change of techno-economic paradigm)，也就是技术范式的改变，导致整个经济系统作出相应重大、深刻的变化，即具有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效应，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那种创造性破坏，如蒸汽机、电力等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效应就是如此。技术经济范式把技术范式和经济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这种创新对经济系统的影响相当之大，不仅引起技术、工艺方式的改变，还伴随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已远非单纯的技术创新。如大量生产的引入就包含大量技术创新和企业的组织管理和企业制度方面的因素。

因此，一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诞生于旧的技术经济范式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经过漫长的孕育和竞争过程。它首先需要在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证明有潜在的巨大收益和可实现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且其在经济系统中的渗透需要伴随一定的制度变革，也就是说技术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制度子系统相互之间存在是否匹配的问题，三者之间由于发展的速率不同而作用的结果不同。一般而言，在巨大收益预期的驱动下，生产领域的技术创新更快，而制度变革则会遭遇各种综合、复杂的因素如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延长制度变迁的进程。总之，盈利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技术经济范式是经济发展的导向机制，它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而社会制度框架为这种技术经济范式提供了必要的和合适的制度环境。

（ 注：本论文系张正玉主持的湖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创新与成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200671001）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 科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王建安：“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匹配机制研究”[J]，《科研管理》，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