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馈赠:生动见证共和国外交风云

国事馈赠,向来属于世界各国外交事务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外交活动中一种常见的手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友谊的象征。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与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外交活动时纷纷以馈赠礼品的方式,表达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反之,中方也是如此。每一件外交礼物都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动体现,具有极高的艺术品味,而且每一件礼品背后都有一段中外交流的动人故事。这些国礼珍品,从一个侧面鲜明展现了共和国半个多世纪辉煌的外交成就、记录了人民共和国的前进足迹,也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风采及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之高尚品德,同时还是外交礼仪、外国民族传统文化和风情以及国际风云变幻历史的一个缩影。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多少往来,主要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密切,往来较多。因此,新中国早期的受赠礼品多来自这些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1949年10月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表示即刻建交,没过几天,就派驻大使来新中国上任,不久又诚邀前往出访。

12月21日,应邀出席了苏联在莫斯科大剧院为斯大林70寿辰举行的庆祝大会。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经过几轮会谈,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出访,访问期间,中方欣喜地接收了一件礼品――斯大林故居建筑塑料模型。那个年代,塑料作为一种新型材质,刚刚问世不久,格外珍稀、贵重。以此制作成的礼品当然造价不菲,弥足珍贵。

新中国领导人这次访问送出的礼品则更具特色。因为是参加祝寿活动,自然少不了“寿礼”。党中央的礼品有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瓷花瓶、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以及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宝塔等共10种22件,外加祁门红茶、上等绿茶和龙井茶。政府的礼品除大元帅陶瓷盘和每套99件的景德镇五彩瓷具外,还有中国农民所献蔬菜果品――山东胶东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等等。这些礼物规格之高,在我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中国政府能拿出来这些东西作为国礼,充分表达了中国领导人祝寿的诚意。

圆满出访苏联归来不到一年,就又为抗美援朝战争筹划事宜了。

在国内开展轰轰烈烈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一出“瓷盘外交”的好戏在的导演下出台了……

1951年初夏,江西省委接受了一项烧制“水浒故事瓷盘”作为国家礼品瓷赠送斯大林的任务,要求“高级、特制、美观”,能充分反映中国的“民族特色”。

江西省委旋即派员赶赴景德镇,决定以明、清两朝的皇家御窑,解放后更名的建国瓷厂为主,邀请国内瓷业精英,共同策划、设计、烧制这套“水浒故事瓷盘”。根据水浒108将的故事,设计出108个故事连贯的瓷盘。为了更充分表达给斯大林赠送“瓷盘”的深刻用意,中央办公厅决定增加江西省委所撰七律序诗盘和墉生书“替天行道”楷书跋尾盘,一套瓷盘共110只,每个盘子都写有“中共江西省委赠”的字样。

斯大林对这套精美绝伦的“水浒故事瓷盘”十分喜爱,更深谙希望他这个老大哥“替天行道”的弦外之音。于是,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政府对艰苦作战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了大力支持,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斯大林逝世后,这套110个“水浒故事瓷盘”作为中苏友好的象征,被苏联国家博物馆(即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1954年9月,刚刚上任的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时赠送给中共中央主席一套“金镶宝石首饰及孔雀石首饰盒”。当时,他是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典而来访的,这次访问是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也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中国。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赫鲁晓夫特意挑选了这套礼品赠送给。其中,孔雀石首饰盒长35.2厘米,宽20.5厘米,高17厘米,是用一整块孔雀石雕成的。这样大的整块孔雀石,颜色如此鲜艳,纹理如此细腻,是非常罕见的。孔雀石不仅是一种珍贵的宝石,而且在西方文化中有带来好运的寓意,是赠送给家人和亲密朋友的礼物。这件礼品是当时中苏关系友好的历史见证。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也比较频繁,接受的外交礼品也较多。来自东欧国家的赠礼各具特色,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以各类玻璃制品为多,色彩丰富,造型各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等国则以各种木雕、陶瓷器、织毯为主,反映出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

新中国成立初期,金日成、胡志明等朝鲜、越南领导人赠送给中国领导人的礼品也占有一定的数量。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历时3年多时间的朝鲜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中朝两国人民在共同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年11月,金日成来访。在他带来的礼物中,有一只长方形嵌螺钿木胎漆盒格外引人注目。盒子的盖面中央用螺贝片镶拼着四个朝文大字“万寿无疆”。这是专门送给的生日礼物。虽然当时中朝之间没有祝寿的惯例,但深深爱戴的朝鲜人民在他60大寿前夕送上了这个满含深情的寿盒。这只漆盒由平壤艺术家精心制作。螺钿漆器工艺是中朝两国的传统手工艺,这件漆盒的器物语言自然也暗含有“两国好合,如胶似漆”之意。

从1954年起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与印度、缅甸、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互访活动也很频繁,这一期间留下的珍贵国礼,成为新中国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

精美的牙雕双神像,是印度农业访华团赠送给总理的,表现的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保护之神毗湿奴的化身克利希那及其配偶拉那女神,两神亲密并肩而立,体态丰腴,充满活力,属印度典型的密特胡那雕刻像,表现出印度宗教雕刻艺术的世俗化倾向。

1959年9月21日,在中南海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时,欣然接受了吴拉茂赠送的缅甸牙雕佛像赠礼。这尊高10.5厘米、宽4.2厘米的佛像,造型优美,脚踩小鬼,群蛇缠身,四手三眼,具有典型的缅甸民族风格。

1960年9月10日,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抵达北京,与中国签订了友好条约,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友好条约。9月12日晚,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了几内亚客人,杜尔总统向赠送了木雕少女胸像和牙雕少女胸像等礼品。木雕选用的是非洲黑檀木,显示出少女柔滑细腻、富有弹性的皮肤质感,人物头部的准确比例与胸部的夸张饱满形成对比,突出少女健美迷人的身姿和纯真羞涩的表情;牙雕则以整段象牙作料,上部保留原貌的部分,与少女光洁莹润的面额对比鲜明,别具朴拙古雅风格。几内亚所处的西部非洲,历史上就以精细的雕刻工艺和高超的造型艺术而闻名于世,杜尔总统所赠的礼品就代表了这种传统。

1960年9月28日,古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1961年9月,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来访,成为第一位访华的美洲国家元首。他赠送给中国领导人的礼品之一是一幅油画,运用黑、红、白3种基本颜色勾画出一个头戴红色帽子的女孩形象,她的右手托着一只和平鸽,左手高高举起,宁静的白色代表了作者向往的境界,表达了拉美人民追求和平与安定生活的愿望。

在1963年至1965年期间,为了增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相互了解,寻求和平友谊,不辞辛苦,远涉重洋,3次对非洲国家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其中以第一次规模最大:1963年12月14日到1964年2月5日,他先后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坦、几内亚、苏丹、索马坦、埃塞俄比亚等10个非洲国家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

一件雕刻着7头大象的牙雕礼品,是一行访问苏丹时受赠的。当时,他出席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在首都喀土穆共和国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喀土穆市政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代表喀土穆市民向赠礼。喀土穆素有“世界热都”之称,在阿拉伯语中,“喀土穆”是“象鼻子”的意思,它位于青、白尼罗河汇合处,两河之间夹着一条狭长的黄土地带,形如象鼻,故得此名,因而大象甩着长长的鼻子的造型便成为喀土穆的象征。在这件牙雕礼品中,7头大象依象牙的自然形状排列成行,由大到小都甩起长鼻,栩栩如生,狭长的造型也正是喀土穆的地形特征。整个牙雕显得妙趣横生,令人印象深刻。

1963年12月29日,访问摩洛哥时,在拉巴特王宫接受了哈桑二世国王赠送的宝剑。这把宝剑上端印有摩洛哥国徽,剑鞘包金镶银,剑柄上有精美的阿拉伯传统花纹,并外镶各种光彩夺目的宝石,富有民族色彩和地方特点。摩洛哥人历来把剑视为威武出色的武器,也把它作为向外国贵宾馈赠的最珍贵礼物。作为踏上非洲大陆的第一位中国政府首脑,为发展中非友好关系所做的努力,此剑是最好的见证。

索马里是访问非洲10国的最后一站。1964年2月,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市特派员优素福在为中国客人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赠给一把摩加迪沙市的自由钥匙。这件用象牙雕刻的自由钥匙,表达了索马里人民热爱的诚挚感情,是对中国人民表示友好的见证。在钥匙杆和齿上分别刻有“摩加迪沙市的自由”和“1964年2月赠总理”的英文字样。这意味着被授予摩加迪沙市荣誉市民称号,他永远是该市最受欢迎的人。2月3日,参加摩加迪沙市群众欢迎大会时,还接受了当地市民亲手绣制的头像织品,刺绣的红色大五角星代表索马里,因为索马里的国旗中央是一颗大五角星。而大五角星的五个角上各有一颗小五角星,其中最大的一颗,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侧的橄榄枝表示两国和平友好。头像上用金黄丝线绣着中文字“索马里中国友谊万岁”。虽然画面比较简单,字迹也欠娴熟,但表达了索马里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的美好情谊。

1963年4月至5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应邀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四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等人随行。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访上述国家。

在这次访问中,刘少奇等也收到了不少国家的赠礼,其中,最饶有趣味的,是一条金镶红宝石项链,这背后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当年,刘少奇是偕夫人王光美一同前往的。此次出访,因为要访问非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气候炎热,礼宾司为了遵循国际惯例和表示礼仪隆重,要求王光美和的夫人张茜自备旗袍,并将一串珍珠项链借给了王光美。1963年4月20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到达缅甸,受到缅甸领导人吴奈温将军和缅甸高级军政官员的热烈欢迎。4月22日,刘少奇一行在吴奈温的陪同下,在仰光、东枝等城市参观游览后,23日乘专机从东枝到达额不里。额不里是缅甸西南海岸的海滨休养地,这里有著名的椰子树海滩。24日下午,刘少奇与吴奈温在椰子树海滩举行秘密会谈……为分散记者的注意力,中缅双方领导人先在海滩上与接待人员进行了一场足球友谊赛。过了一会儿,吴奈温下场休息,继续与对方接待人员踢足球,王光美在海边戏水。看着记者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比赛上,刘少奇便与吴奈温来到一边开始会谈。会谈进行到大半时,一个意外打断了两位首脑的会谈,原来王光美脖子上的项链突然断了,珍珠全部掉入大海。吴奈温一听很是不安,他知道项链一般是女人心爱之物,何况是国家主席夫人的项链!他马上调来一个连的卫兵下海寻找,甚至自己也随后跳入海中去找,刘少奇怎么阻止都拦不住。小小的珍珠粒掉入大海,寻找难度可想而知,结果一颗也没找到。上岸后,吴奈温立即命人取来一串十分名贵的红宝石项链送给王光美。刘少奇和王光美百般婉言推拒,吴奈温见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知道共产党不讲送礼,但中国的珍珠是掉在缅甸的海里的,我们应当赔。何况,红宝石是我们缅甸的特产,能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尊敬的中国国家主席夫人也是我们的光荣!希望你们不要再推辞了。”话说到这份儿上,刘少奇和王光美也不便再拒绝,只好收下。这串美妙绝伦的项链确实令人喜爱,王光美在当天的晚宴上便戴上了它,宾主皆欢,但仅仅戴了这一次。25日上午,刘少奇等人从额不里海滩回到仰光,代表中国政府与缅甸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联合公报》。

中国与西方一些大国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生了变化。由于法国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加深,出于战略考虑,1963年10月,戴高乐总统授权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前来中国商谈建交问题。

富尔曾于1957年5月以旅游者的身份首次来华访问,为促进法中友好和建交做出过贡献。这次,10月21日,富尔夫妇以私人身份经香港从深圳罗湖桥进入中国境内,中国政府派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等人专程迎接。

见到吴晓达等人后,富尔声称他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是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是代表戴高乐同中国领导人会谈,而且有一封戴高乐的亲笔信要面交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这封所谓戴高乐的亲笔信并非戴高乐直接写给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的,而是写给富尔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中法并未有外交关系,戴高乐不便直接写给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但信的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此行是代表戴高乐来跟中国领导人探讨中法建交问题的。

建交谈判主要在、同富尔之间进行,先后在北京、上海进行了6次实质性的会谈。

尽管中、法两国对富尔的访华使命严守秘密,但国际舆论早已注意。西方国家媒体已在猜测:富尔是代表戴高乐与中国政府进行两国建交谈判的。美国因此对法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台湾的对此也坐卧不安,他亲自给戴高乐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念及旧交,在他“艰难困苦之际,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不要与中国大陆建交,不要与台湾断交。

中方决定采取灵活态度,在反对“两个中国”的前提下,适当照顾法国的困难。经批准,提出了新的建交方案,即在内部达成默契的情况下,两国直接宣布建交。

11月2日,中方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提供了建交的书面定稿。和富尔分别在直接建交方案上签了字。富尔声明,他的签字是非正式的,有待戴高乐将军做出正式决定。

至此,关于中法建交的实质性谈判告一段落,富尔圆满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11月2日,接见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离开北京前,富尔将雕刻有自己头像的铜牌赠送给,以作留念。这是一块直径为6厘米的铜纪念牌。小小的纪念牌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法建交谈判的见证实物。

1963年11月22日,戴高乐在总统府接见富尔,表示同意报告的结论,准备中法两国相互承认,建立外交关系。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公报。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和意义。

二

1972年2月21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北京。在机场热情迎接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出访未建交国家的总统尼克松。当天下午2时40分,主席在中南海他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总统。两只有力的大手握在了一起,握手的时间大大超过了礼节性的握手时间。长期隔绝中美两国的坚冰在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开始融化。

当年,尼克松对这次访问非常重视,除了派国家安全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先遣组来华磋商访问事宜外,他对访问细节也作了精心的安排。临行前,尼克松和夫人翻阅了不少介绍中国的书籍,学用筷子,还专门学习了中文。他特别吩咐秘书要选好赠送给的珍贵礼物。经过多次精选,尼克松最终选定了大型烧瓷天鹅艺术品作为珍贵国礼。天鹅,是深受美国人民喜爱的吉祥、淳朴的动物,传说它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好运。这件礼品是由美国新泽西州波姆陶瓷艺术中心烧制的,该艺术中心的创始人是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和鸟禽硬瓷烧制艺术大师爱德华•马歇尔•波姆先生。这套瓷天鹅是他晚年的最后杰作。这件表达了美国人民希望与中国人民和平相处美好心愿的艺术品,当时一共制作了两件,一件存放在纽约国家博物馆,另一件被选中赠送。

在尼克松抵京当晚6点30分,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了两国互赠礼品仪式。双方礼品分别摆放在厅内两侧的两张长桌上,桌上放有印着国徽图案的中英文礼单。我方赠送的礼品有:白玉提毛扇梁油瓶一件,双面苏州刺绣大屏风一堂,玻璃纱手绣台布一套;美方礼品则是乘“空军一号”美国总统专机飞抵北京的瓷制大天鹅。

仪式开始后,首先由代表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及其夫人赠送礼品,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介绍礼品的产地和特色。然后,尼克松总统亲自兴致勃勃地详细介绍了美方的国礼――瓷塑大天鹅的制作过程与制作人的生平,以及所含的深厚友情。礼品是由一对洁白的大天鹅带领三只小天鹅组成,它象征一个和谐快乐的家庭。天鹅爸爸展翅欲飞,天鹅妈妈正低头抚弄小天鹅,三只小天鹅则在父母身边快乐地嬉戏。天鹅羽毛根根分明,湖水泛着涟漪,水草翠绿欲滴,连草上趴着的瓢虫都栩栩如生。

尼克松说,这件瓷塑名为“和平之鸟”,天鹅是深受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喜爱的珍贵动物,它象征对和平、友善的祈望,盼望它给美中两国关系带来顺利发展的好征兆。

如今,这套瓷制大天鹅被收藏在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

1973年9月,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抱病前来中国访问,他是西欧国家中第一个访华的在任国家元首。9月12日下午,在中南海与蓬皮杜总统见面并进行了友好交谈。中法两国首脑的会晤,留下的实物见证是一块题为《亚马逊河》的“格布林”式艺术壁毯。这类壁毯历史悠久,早在17世纪已闻名世界,受欧洲高水平绘画艺术影响,多以著名画家作品为蓝本精工编织,构图繁密、设色细腻,很多大型艺术壁毯享有软壁画的美誉。《亚马逊河》艺术壁毯生动再现了世界第一大河亚马逊河流域的迷人风光。各种色彩的运用柔丽明快,营造出世界第一大河悠长的水系和两岸神奇的动植物世界,带给人无限遐思。蓬皮杜总统的中国之行,以寓意深厚的艺术壁毯带来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问候。毯面幽蓝的河水,正是中法两国人民绵长友谊的象征。

1974年2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赠送给一套红铜茶具。这套茶具有一盘四杯,由红铜制成。赞比亚铜储量约占世界铜储量的15%,人均铜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赞比亚因此有“铜矿国”之称。有鉴于铜制品最能体现国家和民族特色,赞比亚领导人常把铜制工艺品作为赠送外国领导人的首选礼品。赞比亚是非洲重要国家,也是与中国建交较早的非洲国家之一。中国一向重视发展同赞比亚的友好关系。

1974年2月21日,卡翁达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第二次友好访问。到达后的第二天与在中南海举行了会谈。这套茶具就是在会见前所赠。

接受卡翁达的赠礼后,与其举行了亲切的会谈,陪同会见。在这次会谈中,在正式外交场合第一次阐述了他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

三

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在东南亚一带广结联盟,致使许多东盟国家对我国不了解,甚至不友好,国际形势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依然出访泰国。在泰国期间,邓小平以他非凡的政治家风采,赢得了泰国政府和人民的敬重与爱戴,消除了东盟国家对我们的误解,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临别时,当时的泰国总理江萨•差玛南送给邓小平一件柚木雕《大象运木》作为纪念礼物。

这件作品极富有神韵,只见一只大象迈着沉稳的步伐,甩着长长的鼻子,低头推运着粗大的圆木。大象的主人则悠闲地坐在象的颈背上,指挥大象工作,一派富足和平的景象。柚木木质坚硬,生长缓慢,据说碗口粗的一棵柚木,至少有20年的树龄。柚木是泰国主要出口物资,也是泰国雕刻的常用材料。大象在泰国是和平、吉祥的象征,而各种质地、造型的大象艺术品,则是泰国文化的骄傲,同时也在泰国的国礼馈赠中占重要地位。邓小平1978年泰国之行,除了带回这件柚木大象外,还代表中国人民接受了泰国国王普密蓬赠送的一对小象。这对象征中泰人民友谊的小象,后来被饲养在北京动物园,供游人观赏。

另一件颇引人注目的受赠外交礼物,是抽象派油画作品《三落三起》,这是邓小平作为新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时受赠的。这幅油画在沉重的黑色基调中,用大片白色,构成大而流动的三落三起的形象,暗示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主题鲜明、寓意匪浅,表达了美国人民对邓小平的敬意。

还有一则耐人寻味的故事发生在邓小平身上。那就是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与邓小平进行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硝烟弥漫”唇枪舌剑之际,她还不忘礼节,赠给邓小平一只精美的英国米字纹银质烟盒。这只烟盒四边錾刻米纹、中央微微隆起,此外再无雕饰。烟盒以含量较高的银制成,器表简洁,造型明快。

到了1984年12月19日下午,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该声明确认,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起在香港恢复行使。

仪式上,代表英国政府签字的撒切尔夫人将一个铭文银盘赠送给邓小平。银盘通体无纹,明亮如镜,盘沿錾刻的花体英文意为:“在这为签署联合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而专程访问北京的重大时刻,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赠给邓小平主任。”(邓小平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作者注)

这两件国礼珍品,正是中国经过长期努力,对香港恢复行使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纪念意义。它们见证了邓小平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1987年4月13日,中葡政府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为此专程来京访问,他与国家主席李先念会晤时,赠送给李先念一件精美的水晶玻璃镶银执壶作为纪念。这只执壶以素色晶质玻璃吹制出长颈鼓腹洋葱状壶体,晶莹美观,壶颈、口、流、盖、足和执耳等处均镶饰纯银,并雕成折枝花叶纹、缠枝纹和卷草纹,纯净透彻的水晶玻璃配以贵金属,越发显出器物的雍容华贵,别具一格。由于赠送人中国之行的特殊目的和任务、赠礼受礼双方一同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历史仪式,因此,器物本身信息传授功能也就与众不同。同时,礼物本身的馈赠语言也自有说法。在各种友好交往中,以水晶玻璃器作礼物赠送友人,是西方国家比较盛行的一种馈赠传统。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了明显转好的迹象。自1969年9月起,中苏两国除了没有解除外交关系外,整整10年没有任何政治接触。进入1979年后,中苏面临着是延长还是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为此,中苏开始了关于两国关系的谈判。20世纪80年代头两年,因为苏联侵略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等问题,中苏依旧严重对立,直到1982年10月才又恢复中苏两国关系的谈判事宜。进入这一阶段后,中苏关系逐渐得到改善,两国高层接触日渐增多。

1984年12月21日,应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阿尔希波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北京访问,成为当时中苏关系中的又一件大事。阿尔希波夫此行赠送给李先念一套描金彩漆餐具。餐具以轻质木料制胎,先罩深色底漆,再在漆地上用金漆和彩漆描绘饱满圆润的传统花卉和枝叶图纹,最后罩一层清漆,使器物色泽鲜艳光亮。餐具为一只造型别致的鸭形汤钵,另附12把汤勺。钵体呈浑圆肥硕的鸭身状,鸭头和尾巴作汤钵的两耳,底部略去了鸭腿,乍一看,让人觉得胖乎乎的鸭子正浮在水中一样。礼物的特殊造型,象征着经历严冬的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已经露出春天的征兆,正好应了那句著名的中国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适逢樱花盛开的季节,时任国家主席的应邀访问日本。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着眼于未来,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在日本期间,与明仁天皇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见。天皇赠送给他一对闪闪发光的银瓶,银瓶造型简约流畅,底部各配一红木雕花圆座,瓶胸各镶一枚8重16瓣日本皇族金菊徽章,这也是日本的国徽图案。在日本,只有皇室才能使用16瓣图案的徽章,民间使用的菊纹最多只能是15瓣花瓣。银瓶的高贵和稳固,似乎象征着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将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务礼品越来越多。这些礼品,大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纪念意义,是特定时代中外友好交往历史的实物见证。它们来自世界五大洲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金银器皿、玉石雕、牙骨雕、瓷器、陶器、漆器、珐琅器、编织物、壁毯、地毯、雕塑、绘画、民间工艺、珍贵首饰等30多个种类,每件藏品,都从一个侧面,形象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体现了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60年的外交实践中结出的果实。

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则外交礼品之最。

最震撼的礼物,是把核爆照片当礼物赠送给友邦。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几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震惊中外的消息。中国深以此为自豪,便将这爆炸照片作为珍贵的外交礼物,送给印尼总统、马里总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罗马尼亚领导人等。

最“传情”的礼物,是将《诗词》作为“回礼”赠送外宾。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一直很敬仰。他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提到:“我真希望跟结识,但因为中苏当时矛盾和分歧而变得不可能。在世界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中,在古往今来所有的军事领袖中,你一定不能漏掉。”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离任返国前,卡斯特罗曾接见他,并把在古隆滩作战时缴获的一支美制手枪,以古巴人民名义托申健转送作为纪念。

1964年春,中国新任驻古大使王幼平赴任,在拜会卡斯特罗时,代表和其他领导人面致谢意,并以“名义”赠送卡斯特罗一册新近出版的《诗词》,为表示亲切,还在书上签了名。

最“讨好”的礼物,便是总统主动要的录影带。1964年2月中国同刚果(布)建交,时值马桑巴•代巴刚刚旧政权,他积极寻求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建交当年,马桑巴就来华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中国方面特意制作了他访华的纪录片。

以下是一份当时中国政府下发的文件,文件称:

“对外文委、外交部并广播事业管理局:

马桑巴•代巴总统访华纪录片,已于二十三日送交总统,当晚为总统放映。演后,总统对周大使提出:希望中国给复制一部16毫米的拷贝,以便在电视台放映,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刚果人看到中刚(布)两国人民友谊的生动景象。特别重要的如通过电视台放映,可以使利奥波德维尔的人看到中国人民对刚果人民是何等的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