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26 06:36:22
“在国内呆久了，看到很多人因为贪小便宜、听故事或者被别人诱惑，而跌进了万丈深渊，并且越跌越深。我好像有一种使命感，总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利用媒体的力量，传播正确的收藏理念。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听我一言。”
翟健民无疑是这个收藏市场热火朝天的时代里，曝光率名列前茅的瓷器专家。无论在公众视野，还是私下里，他永远一脸笑容，友善而谦恭。
2005年10月23日，香港苏富比的拍卖现场。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花石锦鸡图双耳瓶”甫一露面，立即成为全场焦点。它造型秀丽小巧，颈部为卷草形双耳，垂肩处的如意纹雅致婉丽。瓶身腹部绘有“花石锦鸡图”，寓意锦上添花，其构图与风格有郎世宁之风。瓶身背面墨彩题诗：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
这件距今约300年的紫禁城旧物上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975年5月12日，它流落海外多年后，几经辗转出现在伦敦佳士得的拍卖会上，终被一位香港藏家以折合人民币20多万元的价格收入囊中。此次拍卖起价为8500万港元，当坐在前排的翟健民叫到9600万、以为万事大吉时，一位电话委托人半路杀出。几轮叫价之后，拍卖师一槌落下，全场掌声雷动，双耳瓶被翟健民以1.15亿港元斩获。这一天文数字，不仅打破了全球清代瓷器最高拍卖价，以及亚洲区单件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纪录，更让翟健民一举成名。
“洗碗工”的瓷缘
翟健民祖籍山东，出生于澳门。早年间，其父在澳门经营抽纱生意，闲时喜好收藏古玩，尤其是瓷器。后来澳门动乱，一家人便从此迁居香港。不料，在香港遭人欺诈，其父的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不幸染病，家中的古玩瓷器就这样一件件消失了，变成一家老小的伙食衣被。翟健民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作为长子，15岁的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外出打工，逐渐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也因此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师傅的黄应豪。
那时候，他在一家抽纱店打杂，下班后常去隔壁黄师傅那里帮忙给客人送货。1973年，黄师傅打算自己开家古董店，请他去店里工作。作为伙计和学徒，翟健民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清洗瓷器。“一洗就是9年，不管寒冬还是酷暑，都蹲在走廊洗，那时候不懂，心里真的恨死师傅了”。渐渐地，翟健民对那些碗、碟、瓶有了朦胧的兴趣，然后开始注意瓷器的手感、轻重、厚度、形状、大小、款式、颜色、图样、落款、年代、材质等细节和差异。翟健民算过一笔账，9年洗下来，平均每天要洗20件，过手的瓷器累计有五位数。师傅买进卖出的瓷器每件都要经他手清洗，从脏到干净，“慢慢地居然感觉像是在捧着自己的孩子帮他清洗一样”。从1975年开始，翟健民跟着师傅跑欧洲，去英国、美国，各地的博物馆让他大开眼界。而师傅忙着买东西，回酒店之后照例吩咐他清洗。随着时间的推移，翟健民愈发意识到清洗碗盘对他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磨练机会，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专业基础便是那时候打下的，而且绝对比别人扎实。正因为这样长年累月的亲密接触和努力学习，他才能在瓷器方面卓有建树。2005年那一举，也是对他专业眼光的再次验证。在此前后，他也多次在重要拍卖会上显露身手，斩获瓷器珍品。
古董生意也让翟健民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刘惠芳。1981年，他们二人结为伴侣。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的刘惠芳，家里也是经营古董生意的，她的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是一位行家，哥哥也在荷李活道开办了东宝斋。翟健民夫妇也想开创自己的古董店，因此在结婚当年翟健民辞别了师傅。但在当时，他们俩没有本钱，自然租不起店面，只能在家里做生意。幸好1978、1979年左右，黄师傅店里的一些客户便跟翟健民建立了信任，有意请他做经纪人。而他自立门户之后，又坚持在师傅的店里帮了一年忙。1988年，翟健民和刘惠芳终于在荷李活道有了自己的店。店名是他太太刘惠芳取的，叫“永宝斋”，她希望每个顾客从这里买到的永远是宝贝。为了生意常青，夫妻和睦，夫妇二人早有分工，翟健民负责瓷器，太太专攻杂项，真正相得益彰。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上海的藏家来到香港，带动了当地的收藏市场。可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的藏家队伍已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况，大藏家越来越少，好东西越来越贵。而在2000年之后，大陆市场起来了，香港市场又随之受益。
70年代，翟健民因为陪母亲探亲，第一次踏上了大陆故土。80年代再来的时候，多半是为自己的公司来办货。当时，内地的古玩文物只能对公交易，而且只有文物商店、上海南京东路友谊商店之类的地方，才能提供出境所需的相关文件。“我们那时候很乖的，不敢跟私人交易，一是没法出境，二来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万一是公安怎么办呢？”在翟健民的印象中，那时候的市场如同荒漠一般。
1993、1994年前后，上海的拍卖市场兴起，古玩市场也渐渐活跃起来，但大部分买家都是境外人士或者来自香港和台湾，国内的买家不仅少，而且缺乏经验。翟健民回忆说，当时如果看中100件，差不多能买到手80件。偶尔，他们夫妇二人会一起去北京的琉璃厂或者其他古玩市场逛逛，每每都能遇到热情的商家主动上来招呼，说有好东西给他们看。人民币1万元的东西，付8000港币或1000美元也行。进入2000年之后，国内市场大了，行情整个倒了个个儿。国外买家没那么抢手了，翟健民在拍卖会上选100件东西，也只能买到20件左右。这一回再到琉璃厂，轮到他主动询问商家有没有好东西给他看了。“现在差不多国外国内持平了，只不过是看个人眼光了。”
就在这一年，43岁的翟健民进入北京大学考古系，跟大学新生们一起学习。虽然入行多年，实践经验丰富，但翟健民明白，自己还有很多基础理论需要补。只不过大学生一周上5天，他上2天，只选他喜欢、觉得有必要学的课，比如陶瓷。尤其令他受益匪浅的现场发掘的实践课，这是他平时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的。当年辍学时，翟健民刚进中学念一年级，如今修本科课程还要完成作业，其难度可想而知，但翟健民又一次坚持了下来。遗憾的是，2004年同学们毕业之时，旁听生翟健民不能获得任何资质凭证。他的勤奋和执著打动了考古系的老师，后者建议他去上海社科院与金城文物专修学院合办的课程班学习2年，拿一个硕士学历。2007年，翟健民正好50岁，他已经完成了2年的课程，等待着属于他的学历证书，谁料他的年龄刚好超过了授予标准。难得的是，在社科院相关人士翻查过他的履历之后，决定特聘他为考古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