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泥沙中崛起的三门峡

1957年4月13日，在举国上下“根治水害有日，黄河变清有期”的热切期待中，治理与开发黄河的巨大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乘长风兮以跨进，雄坝立兮锁三门！如今，55年过去了，在一次次与黄河洪水与泥沙的争斗中，三门峡水利枢纽历经两次大的改建，水库运用方式也从最初的“蓄水拦沙”到“滞洪排沙”，再到现在的“蓄清排浑，调水调沙”。

55年间，三门峡水利枢纽经历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螺旋发展的艰难探索路程，虽几度饱受争议，但作为“万里黄河第一坝”，它在黄河治理与开发的伟大事业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在泥沙中崛起、风雨中担纲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它在新中国水利枢纽建设与管理中留下的宝贵经验教训更是发人深省。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从本期开始，“史海钩沉”栏目将连载水文化学者、知名水利作家靳怀堾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在泥沙中崛起的三门峡》（节选），以纪念那些不该忘却的过去。

（一）的“千古一问”

1952年10月下旬，在瑟瑟秋风中，伟岸的身躯出现在黄河边。他一会凝视滔滔黄河，一会查看黄河大堤，一会又与王化云等人商讨着治黄大计。

善治国者必先治水。

熟谙中国历史并善于以史为鉴的，深知治水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而亲历华夏大地水旱灾害频仍的严峻现实，更使他深切地感到，兴水利、除水害是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由是，在包罗万象的博襟中，一直装着中国的治水大业。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科学论断；新中国成立后，从治国安邦、造福人民的高度，把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开发摆上了重要工作日程，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决策。

古语云：治黄河者治天下。如何使黄河从根本上改变暴虐为害的历史，一直是牵肠挂肚的一件大事。

1949年3月25日，和他的战友们带着“赶考”的心情进入北京（当时尚称“北平”）。从那天起，他就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没有一刻闲暇。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内政外交纷繁复杂，加之中途又“杀出个程咬金”——抗美援朝，这一切让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忙得不可开交，心力交瘁。中南海的战友们担心他的身体，便以中央的名义强迫他休假。

好在这时国内政权已趋巩固，朝鲜战争大局已定，也想松弛一下绷得紧紧的身心。但去哪休假呢？想到了他一直放心不下的黄河。

去看看黄河，权当休假。于是，1952年10月，第一次出京便把视察的地方锁定在黄河。

是大自然的情人，更是江河湖海的情人。一生与江河湖海结下了难解之缘，尝称“我自欲为江海客”。从风华正茂的青年时起，他就高吟着“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豪迈诗章，告别了韶山冲那个封闭的世界，开始了四海为家的革命生涯。自称“江海客”的政治家兼诗人的，不但读遍了“万卷书”，更走了“万里路”。他的社会活动，常常伴随着“有意为之”的游历活动，而他游历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江河湖海。江海为家、四处奔波的战斗生活，无疑磨砺了他的意志品质，并让他获得了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诗情。

但是，这次去黄河，他可不是为了饱览黄河的雄浑与壮美，而是为了黄河的长治久安。

10月25日，的专列离开北京，第一站到了济南。27日，视察了济南泺口一带的黄河。站在高高的黄河大堤上，凝望着波澜壮阔、不舍昼夜的滔滔河水，像石雕一般。但他此刻的心情却如黄河的波涛一样，难以平静，他心语飞飘，似乎有许多话要对母亲河说。许久，才从深邃的历史中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他问：这里的黄河底比济南城内的地面高多少？陪同的人员回答：高六七米。心里一沉，嘱咐道：要把大堤大坝修牢，千万不要出事。

28日，来到徐州，登上了云龙山顶，远眺清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前的黄河故道，禁不住思接千载，感慨万端，他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七百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

29日晚，的专列驶进河南兰封县（1954年与考城县合并后，称兰考县）。为了不给地方添麻烦，决定不去开封，在火车上过夜。

30日早8时许，在简朴的专列客厅里，接见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主任王化云。王化云坐在的对面，身子挺得直直的，由于激动，他的心剧烈跳动着。亲切地注视着王化云，问：“化云是哪两个字？”

王化云答：“是变化的话，云雨的云。”笑道：“化云的名字很好，化云为雨，半年化云，半年化雨就好了。”在场的人都被幽默智慧的“解读”逗笑了，王化云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

约9时，与王化云等人共进早餐。饭后，专列徐徐向铜瓦厢的方向驶去，向王化云询问起黄河的情况，王化云一一作答。

谈到黄河水患，王化云给念了一首曾在河南陕县一带流传的描述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特大洪水的民谣：“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

王化云解释道：过去，我们黄委掌握的最大洪量是1933年的黄河大水，陕县最大洪峰流量为2.2万立方米每秒。不久前，水利部水文局和黄委组成的洪水调查组，发现了道光二十三年历史洪水痕迹，专家推算，这次洪峰流量为3.6万立方米每秒，洪水量级之大，为唐代以来之最。

“水文考古”得出的结论，让面色凝重，沉默良久。想必他那善于形象思维的大脑屏幕上，当是一幅洪水滔天、人或为鱼鳖的悲惨景象。

中午时分，一行换乘汽车奔向黄河大堤。下了汽车，神采奕奕，健步走在大堤上。深秋的风，这时也收敛了习习的凉意，裹着温暖亲吻着身上的草绿色大衣，仿佛对这位旷世伟人充满依恋。王化云紧跟在身边，随时准备回答领袖的提问。

站在东坝头，眺望着向东北奔腾的黄河，问：“这是什么地方？”王化云：“这就是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名字叫铜瓦厢。”

接着，详细察看了这里的石坝的大堤，问：“像这样的大堤和石头坝，你们修了多少？”王化云：“全河修堤1800公里，修坝近5000道。”

“黄河6年来没有决口泛滥，今后继续把大堤和坝埽修好，黄河是否还会决口呢？”又问。

王化云：“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听到如此回答，若有所思，心情沉重起来。忽然，他向身边的王化云发出了震撼千古的一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

面对领袖充满浪漫诗思的问话，王化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迟疑了一下，方有些讷讷地回答：“……不修大水库，光靠那些坝埽根本挡不住……”

王化云，早在1946年就走上了治黄的舞台，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黄河首席“河官”。这位1908年出生于山东馆陶（今属河北），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的热血青年，在抗日烽火中加入了共产党，曾任抗日政府县长、鲁西行署民政处长、冀鲁豫行署司法处长等职。1946年2月22日，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故道治理委员会（不久改为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38岁的王化云成了这个具有全新意义治黄机构的当家人，尽管此前他的履历完全没有与水利相关的影子。组织上选王化云当“河官”，其实是看重了他多年从事民政工作，具有丰富的组织群众工作的经验；而当时治河复堤工作主要靠组织动员民工来做。新中国成立后，王化云长期担任黄委的主要领导，靠着勤奋好学和勇于实践，逐渐从治河的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是人民治黄史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

“修大水库”并非王化云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他之前潜心研究历代治黄方略及其得失，并带领技术人员在黄河上下进行查勘论证后得出的结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大堤，大多为1946年3月以来复堤时临时恢复的，土质差（多为松散的沙土），堤身薄，险工多，靠这样的堤防束缚这条狂野的“黄龙”，不决口才是怪事！

问：“大水库修在什么地方？”

王化云答：“修在邙山或三门峡。”

接着，询问起修建邙山和三门峡水库的一些具体情况。谈到三门峡水库，王化云说：三门峡水库修到350米高程，只淹62万人。问：“不是100多万吗？”王化云答：那是过去日本勘测的数字。又问三门峡水库能发电、灌田多少？王化云把规划确定的数字报告了。

听了王化云的话，点点头，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也许意识到黄河的特殊复杂性，“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干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大事的，说过许多气吞山河“大话”的，这时却显得有些“气魄不足”了，他只是说“是可以研究的”，没有说狠话、表硬态。

下午一点多钟，与王化云在餐车中共进午餐。饭后，问王化云：“说黄河是个悬河，在东坝头看不出来，我想再找个地方看看。”

王化云说：“黄河从哪里走，哪里就高，东坝头是开口子的地方，大堤外面是黄河故道，所以堤内堤外悬差不大，到柳园口就可以看出来了。”

又问：“那里比开封高多少？”

王化云答：“现时水面比开封城里高三五米。”

下午二时许，一行又来到开封的黄河柳园口。在萧瑟的秋风中，伫立堤顶，北眺黄河，见河水在高高的河床上奔涌，回头南望堤外村庄，好像陷落在凹地里——堤内河床比村子里的树梢还高。面对“悬河”逼人的态势，感慨地说：“真是悬河啊！”他向陪同身边的河南省党政领导嘱咐道：要把大堤、大坝切实修牢固。发大水时，有危险，党政军民一齐上，千万不能再出事。他还充满感情地对大家讲道：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我真想骑着毛驴到天上去，从黄河源头一直走到黄河入海口，我要看看黄河究竟是怎么回事。

31日清晨6点来钟，离开开封。开车前，留下了后来广为流传的一句嘱托：“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仍是出言谨慎，没有“根治”、“征服”之类铿锵果决的字眼。

离开开封后，又登上了黄河南岸的邙山，察看了邙山水库坝址和黄河形势。来到黄河北岸后，又视察了引黄灌溉工程。

1953年2月，第二次详细过问黄河的治理问题。2月16日上午10时许，走下刚刚停靠在郑州火车站的专列，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和黄委主任王化云迎上前去。一见王化云的面，就问：“邙山水库为何不修了？”王化云向汇报了由邙山水库转到三门峡水库的理由和情况。沿郑州火车站第一站台绕行一周后，王化去等随登上了专列。在专列会客室里，听取了王化云关于黄河治理的方案和近期打算的汇报，并就三门峡水库建设的时间、库区移民问题、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等问题与王化云进行了探讨。在了解到有关情况后，老人家高兴地说，革命成功了，事情好办了，治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解决。

谈到三门峡水库，问：“修三门峡水库的四个方案你认为哪个最好？”王化云答：“修到360米这个方案最好。”

在交谈过程中，王化云总想请就三门峡工程上马这件事表个态，但一向多谋善断的仍然谨慎地表示“回去再研究”。

其实，固然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可是一旦与对手真刀真枪较量时，他又在战术上重视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对未知领域，更是慎之又慎。深知，黄河的问题实在太复杂，而自己对黄河的认识还远未进入自由王国的境界。他怕表态错了，给治黄大业带来祸患。

1953年5月，黄委主任王化云以个人名义向当时主管水利的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上报了《关于黄河基本情况与根治意见》和《关于黄河情况与目前防汛措施》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对黄河成灾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黄河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方略。内中说，治黄的目标是“除害兴利”，方略是“蓄水拦沙”，实现的方法是在干支流上修建水库，同时开展水土保持；为了防止水库淤积，干流上修建的水库要大，支流上修建的水库要多。邓子恢看了报告后，“认为王化云同志对黄河基本情况的分析与黄河治本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遂于6月2日亲自写信给，阐述了自己对治理黄河的意见，并将王化云的两份报告一并转上。后来邓子恢见到王化云，高兴地说：“对你的报告很欣赏。”

1954年冬在南巡返京途经郑州时，在专列上第三次听取黄委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治黄工作汇报，重点询问了水土保持和治理规划编制情况。

1955年6月22日，郑州，河南省委北院会客厅，第四次听取王化云汇报黄河治理工作，这次老人家关心的热点是黄河治理规划的实施问题。

1959年9月21日，在济南泺口又一次视察黄河，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深深地惦记着黄河，牵挂着它的安澜与否，因为黄河的水患还没有彻底根治，所以他老人家到了黄河仍不死心。

一生天不怕、地不怕的，对黄河却一直充满了敬畏。1948年春，解放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准备将指挥中心迁往河北西柏坡。3月23日，登上了一条洒满明媚春光的木船，挥别陕西吴堡县川口渡，向对岸的三晋大地疾驶而去。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河，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儿子，“两个伟大”的不期而遇，将是一番何等的景象呢？

颠簸在浊浪汹涌的黄河上的，心潮也像黄河波涛一样，一浪高过一浪。船到河心，忽然张口说道：“你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把一条大河与一个民族的尊严相提并论，无疑赋予了这条大河无上的人格力量与魅力。

其实，对黄河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的名作《沁园春·雪》中就有“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句子，描绘的就是气势磅礴的黄河。当年在延安窖洞里，当美国记者斯诺问他：如果您卸去领袖的重任，最想去做哪些事情？不假思索地回答：骑马沿黄河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视察黄河、多次过问黄河的治理与开况。上世纪60年代，年逾古稀的他一度想骑马“千里走黄河”。1964年夏，北戴河“浴场一号住所”，刚刚在大海中搏风击浪的，兴致盎然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呐！”少顷，扳着指头接着又说：“这次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你们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

后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暴发，走黄河的愿望“夭折”了。但他一直心有不甘。1972年，他大病初愈后，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曾不无幽默地说：“前些日子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你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然而，没有豪言壮语并不意味着和他领导的中央政府对黄河水患听之任之。很快，王化云“修大水库”的计划便被摆在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会议桌上，旋即上升为国家行为。

（二）锁定三门峡坝址

1949年8月下旬的一个闷热夜晚，开封城隍庙后街的新黄委机关（原系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所在地）的一间办公室里，黄委主任王化云正在挥汗笔耕着一份重要文稿——《治理黄河的初步意见》。他一会翻看有关材料，一会凝眉沉思，一会奋笔疾书，锋锐的笔尖跃然纸上，寂静的夜下，“沙，沙，沙”的写字声仿佛在弹奏着一曲美妙的乐章。

凌晨时分，文稿终于杀青了。王化云长出一口气，站起了伸展了一下酸痛的腰腿。虽然为起草这份事关黄河未来治理方略的报告苦熬了几天，但此时王化云却毫无睡意，澎湃的思维如黄河之水，怎么也停不下奔腾的脚步。他想，虽然解放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但整个中国红旗飘飘的日子已是指日可待。面对黄河即将“九曲归一”的大好形势，我们必须谋划好新中国成立后的治黄方略，让黄河变害河为利河。

他眼前又浮现出前几年在炮火纷飞的艰苦环境中，辗转于黄河南北两岸，组织治河员工和群众对辖区内残破堤防进行整修，以及抗洪抢险斗争的历历往事。这几年与黄河打交道，王化云已对黄河的脾气秉性有了一定的了解，他清醒地意识到，黄河横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三大阶梯，上下游、左右岸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今后的治黄再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要放眼整个黄河流域；更不能只在下游堤防修修补补上做文章了，还得在黄河的干支流上建一些大的水库，以控制洪水，同时还要做好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兴办引黄灌溉工程……想到这些，王化云感到肩上的担子重若千斤，同时也感到使命光荣。

一缕晨曦透过窗纸射了进来。王化云意识到，天亮了，他洗了一把脸，精神抖擞地走出了办公大楼。

9月初，黄委以王化云和赵明甫两人的名义呈报的《治理黄河初步意见》摆到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案头。在这个“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我的治黄思想”的《意见》中，王化云提出了“防灾和兴利并重，上、中、下游统筹，本流和支流兼顾”的治黄方针，并根据黄河存在的“一是洪水猛涨，高低水位的变差很大；二是泥沙量巨，冲淘淤积的变化难测”两大问题，提出了“节蓄洪水，平抑暴涨，保持土壤，减低冲刷，固定河槽”的解决对策。节蓄洪水的办法，就是在“托克托到孟津的山峡中，选择适当地点建造水库”，“防洪水库的坝址，愈接近下游，他的效力愈大，所以陕县到孟津间是最适合的地区。这里可能筑坝的地点有三处，是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

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黄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设想。

新中国成立伊始，由王化云领衔的黄委即组织力量开展了对黄河干支流的水文勘查、洪水调查和泥沙研究及资料整编等基础工作。1950年3月至6月，黄委组织查勘队，较详细地查勘了黄河龙门至孟津河段。同时，聘请清华大学冯景兰和河南地质调查所曹世禄两位地质专家，参加了三门峡、八里胡同、小浪底坝址的考察工作。

经过一番查勘研究，查勘队对水库坝址设在何处有了新看法：过去中外专家对八里胡同坝址的估价过高，八里胡同虽然有较好的地形条件，但由于其是石灰溶洞发育，在地质条件上远不如三门峡。

之后，三门峡便成为热词频频进入人们的眼帘和耳鼓。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古老的中国虽然“换了人间”，但“一穷二白”的帽子却一时难以摘掉，尤其是要向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黄河开战，年轻的共和国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于是，按照“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理所当然地把求援之手伸向了同属社会主义营垒的“伟大盟邦苏联”。

“天安门上飞白鸽，克里姆林宫上有大钟。我们从黄河之滨来到莫斯科，带来了五亿人保卫和平的决心，也带来了太平洋一样深厚的友谊”（艾青）。

为了加快黄河的治理与开发步伐，1952年5月，黄委主任王化云在向水利部呈报的《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意见中提出：“鉴于我们设计大工程的经验缺乏，我们建议三门峡水库的设计，请苏联专家做，与苏联订立设计合同。在进行设计之前，聘请苏联各种高级专家，组成查勘组，进行一次全河的查勘，统筹全局，做出流域开发规划。”

为了把这件事做实，王化云还脚下生风、急如星火地找到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葆华，专门向他汇报了聘请苏联专家的理由。

李葆华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儿子，他温文尔雅，为人谦虚厚道，工作严谨细致，实事求是，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上世纪60年代，他在安徽主政时，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改善人民生活，安徽人民亲切地称之为“李青天”。

听了王化云的一番陈述，李葆华深以为然。他说，黄河的问题这么复杂，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请苏联专家来帮助，很有必要。我会尽快向政务院（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改称国务院）总理汇报，争取把治理黄河列入苏联援助项目。

不长时间，莫斯科“同意”的电波便传到了中南海。

1953年下半年，“蜜月”中的中苏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将“根治黄河”列为苏联援助中国的第156个项目——这也是156个项目中唯一的水利项目，苏联将派出水力、水利等方面的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制订黄河规划。

“老大哥”就要加入了治理与开发黄河的“大合唱”，而且将要充当领唱的角色。

其实，早在1950年和1952年，苏联专家就已在黄河潼关至孟津河段留下了勘查水库坝址的足迹。只不过，那时他们扮演还是配角。

1950年7月，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张含英和清华大学张光斗、冯景兰两位教授及苏联专家布可夫等共同考察了潼关、三门峡、王家滩等坝址，并对在这些地方筑坝的可能性进行了初步比选研究。1952年春，又有两位苏联专家在王化云等人的陪同下，在惊险中考察了三门峡、王家滩、八里胡同等坝址。

据王化云回忆：我们在潼关租了一条木船，请一位叫张清合的老艄公负责掌舵，此人50岁上下，行船很有经验，由他组织了8名船工，从潼关顺流而下。第一站到达三门峡，下船后苏联专家仔细观察了两岸的形势和地质情况，认为此地建坝的条件很优越，值得做比较详细的勘测工作，并亲自为三门峡坝址指定了第一批钻孔位置。随后我们登船过三门，因为以下是连续的险滩和礁石，形势十分险恶，大家的心情多少有些紧张。船从“人门”过峡，对准下游的“照我来”（即中流砥柱）直冲过去。船像离弦的箭，从其左侧穿过，据说若对不准“照我来”，即有翻船之险。船过了“三门”，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回头看看老艄公，他却神态自若。由于我们都集中注意观察两岸的山势，后来不知过了多少险滩。当船转过一座山崖的时候，忽然狂风大作，水急浪高，舵手与船工已很难控制木船，朝左岸石壁直冲过去，眼看就要撞山翻船，忽听老艄公喝令大家：“不许乱动！”话音刚落，只见船帮轻轻碰了一下山崖就顺流直下了，这时船上响起一片惊叹声。（后来，由于风浪太大，只好弃舟步行），为了一路上能看到黄河，我们总是沿着河边的小路走，没有路就翻山越沟，有时身体紧贴悬崖峭壁，匍匐前进，脚下就是波涛翻滚的黄河。直到天黑，我们才在一个村庄前与船汇合。……第二天又乘船考察了王家滩和八里胡同坝址。

1954年1月2日，悠扬的新年钟声刚刚敲过，一支由工程、水文、地质和施工等方面人员组成的苏联专家组，告别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为首的是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站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

柯洛略夫，水电设计专家，50出头的年纪，1.85米的个子，魁梧、健壮，深眼窝中的一双蓝幽幽的眼睛，闪着自信的光芒，加上一身笔挺的列宁装，尽显潇洒与轩昂的派头。

柯洛略夫和他的同胞们，个个摩拳擦掌，神情昂扬，欲在治理黄河的大舞台上书写人生的绚丽篇章。

1954年从2月23 日至6月15日，一支由中苏两国120余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查勘团，背负着沉甸甸的使命奔波于大河上下——他们要用汽车轮子和自己的双脚踏出一条通往胜利的治河之路。查勘团中，苏联专家7人，后来增为9人；中国方面，几乎囊括了水利、农业、林业、物理、地矿、气象等方面的精英，挂帅（正副团长）的是水利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葆华，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

2月23日，查勘团先从北京到济南，再从济南出发，在纷纷扬扬雪花的陪伴下赶到山东黄河入海口，考察了黄河泥沙填海造陆、尾闾入海摆动改道等情况。25日，查勘团由河口溯流而上，一路风餐露宿，风雨兼程，沿途查勘堤防、险工1400公里，干支流坝址29处，引黄灌区8处，还考察了不同类型区的水土流失情况；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地方对治黄的意见和要求。他们用脚丈量着黄河，用眼阅读着黄河，用心感悟着黄河，获取了水文、地质、气象等大量基础资料和数据。

这天，查勘团一行来到“长风怒卷高浪，飞洒日光寒”的黄河古峡——三门峡。站在陡峭的石岸上，但见长河滔滔，浪头狂吼，脚下仿佛擂鼓似的震动着。大家都被眼前的古峡水石相激的气势震慑住了。但苏联专家的兴趣可不在三门的险峻上，经过一番勘查后，他们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般，眼放亮光，手舞足蹈，啧啧赞叹：这是一处上佳的水库坝址！

当时争论最大的问题是，解决黄河下游水患的关键性措施是修建三门峡水库还是邙山水库。从控制和淹没损失而言，后者优于前者；从工程修建条件而言，三门峡为岩基，邙山为土基，左岸还要修建长围坝，防渗处理困难。

在完成了龙门至孟津干流河段的查勘任务后，查勘团于3月27日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苏联专家踊跃发言，不约而同地把赞成票投给了三门峡坝址。

地质专家说，三门峡一带的岩石坚硬，指甲大的面积上，就可以经得起10到20吨的压力。如此美妙的高水头大坝基础，在黄河峡谷中找不到第二处。

水文专家说，三门峡控制了全河流域面积的92％，在此筑起高坝，将会奇迹般地出现一座容量三四百亿立方米的峡谷大湖。

电力专家说，高坝大库建成后，这里将有强大的电流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为中原地区的工农生产提供宝贵的动力资源。

水工专家说，三峡地形条件优越，筑坝条件优良，投入产出比高，经济上十分划算。

施工专家说，三门峡与陇海铁路大动脉近在咫尺，物资设备运输条件上佳，河势地形有利于施工。

尽管苏联专家全都钟情于三门峡坝址，但中国专家并未跟着“一边倒”，一些专家“异议”道：在三门峡建高坝大库会给上游带来很大的淹没损失，而且移民人数众多，安置困难。

面对中国专家究竟是在三门峡还是邙山建坝的选址之争，柯洛略夫在总结发言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从龙门到邙山，我们看过的全部坝址中，必须承认三门峡坝址是最好的一个坝址。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面对一些中国专家担心的淹没损失问题，柯洛略夫的回答是：“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能实现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研究！……为了调节洪水所必需的库容，都是淹没换来的。”语气坚定，掷地有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