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1911-《申报》女性服饰的传播

摘要　《申报》作为上海本埠重要的新闻媒体，其有关女性服饰讯息在当时极具代表性。《申报》关于女性服饰讯息的主要形态有服饰新闻、服饰广告和服饰评论三种，三者相辅相成，共同见证并推动了中国女性服饰的变革。

关键词　《申报》服饰　传播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素有“十里洋场，衣冠世界”之称的上海，早在光绪末年，“奇装异服”已开始出现，“上海繁华甲于全国，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心裁。其间由朴素而趋于奢侈，固足证世风之日下，然亦有由繁琐而趋于简便者，亦足见文化之日进也。”到了宣统年间(1909-1911)已开始领导着中国服装的新潮流了。在芸芸沿海城市中。它脱颖而出，变成最时髦的大都会。“而上海装饰已稍稍露头角，且以上海扼全国之中心，并交通上之便利，其装饰颇足以风靡全国，虽北之京津，西之川汉，南至闽粤，傍及苏杭，亦莫不以为最及时之标准。”如今非常流行的“时髦”一词亦是在晚清上海叫起的。最早见于1897年《申报》，到民国年间愈叫愈响，初时只应用于服装新潮流上，后来，“时髦二字之名词，出自上海，不仅指服装而言，举凡事物莫不有时髦”，但凡标新立异、变换花样的事物和生活方式，上海人便都唤之为时髦了。

近代上海人之所以会执着于时髦，乐正著《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年)》有所分析，“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中西并存的城市，社会开放，人员流动，生活节奏也较内地快，容易产生一种多元化的消费动感，这是其一；上海人打破了尊卑等级消费观念，受传统模式束缚较小，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消费式样，这是其二；上海商业发达，商人们以制造时髦款式、迎合时髦心理为推销之术，不断鼓动人们加入新的消费潮流，这是其三；上海人心灵手巧，制作精细，一件平常的东西经他们加工改造，就成为一件时新而精美的物品，这是其四。”而正是这些原因，也造就了上海作为中国乃至远东服饰的时尚之都。

作为上海本埠最早创办发型的华文报纸，《申报》自创刊历经清、民国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终刊，历经八十多年的风雨，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始终对上海的华人社会深具影响。在近代中国的传媒领域，具有其他报刊不可取代的地位。《申报》发行量大、影响范围广、流通时间长，具有普遍性；《申报》几乎从未发生过中断现象，具有历史的连续性，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申报》接近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特别是上海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申报》“一部近代上海报刊史，等于是近代中国报刊史的缩影。”。《申报》所特的这些特点，使其作为研究近现代女性服饰传播有着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所以，本文选取中国时尚之都上海，选择近代报纸这一媒介，从艺术传播学的角度审视中国女性服饰艺术与现代报纸传媒之间的关系，上海重要的新闻媒体《申报》是最佳取样。在本文中，我们截取《申报》1911-1935年对女性服饰的记载作为一个样本，来剖析一下《申报》作为媒体对女性传播的作用和意义。

《申报》中女性服饰讯息的形态主要有：服饰新闻、服饰广告和服饰评论是服饰讯息的常见载体。其中服饰新闻和广告是对服饰发展的客观记录，而服饰评论则反映了传媒与风尚的互动。

一、服饰新闻

“报纸是信息的媒介，新闻是报纸的支柱。读者对报纸的需要，主要是对新闻的需要，抓住新闻就等于抓住读者。”

《申报》刊载了有关女性服饰的很多新闻，特别是在民国初，女性走向社会，开始关注自身服饰的社会性而又无所适从时，在1912-1913年间，《参议院讨论服制问题》、《会议女服式纪要》、《国货维持会第二十五次宣讲记》相继刊出，详细记录了会议有关女性服饰的规定，包括款式和色彩，对于女性服饰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服饰广告

广告，是以语言文字、图像和其他途径向大众进行传达资讯的一种传播方式。其目的是把欲出卖的商品信息传播出去，以便引起需求者的注意，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实现商品出售的商业动机。当时的上海，倾销外国产品的洋行林立，黄浦江吴淞口的货船往来如梭，繁华的“南北二市”销售洋货土产的店铺不断出现，金融、保险业随之兴旺。在这里潜藏了很多广告客户和读者群体。《申报》刊登广告，一方面。满足了商业信息的需求，进而扩大了读者群体；另一方面，广告的收入为《申报》的壮大发展筹集了相当的资金。

有关女性服饰的广告在《申报》中时有刊载，而且多数伴有图片说明，1912年8月4日的《申报》有这样一则广告：“趋时妇女竞新妆，荷叶边兮滚满裳。梳得时新元宝髻，夜间权作枕何方。”这是一则有关元宝髻的广告，带有劝诫的意味；1915年2月3日的《申报》中刊载了有关东洋髻的广告，带有赞赏之意。关于女性服饰亦有广告刊出：“广告时装的影响：广告画里的服装与真人所着的服装出现于同一版画报上，互相映衬，互相模仿。”(《申报图画周刊》，1935年3月14日)这则旗袍广告形象地道出了服饰的快速传播途径。

三、服饰评论

报纸的评论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以报纸为载体，现代服饰批评开始迅猛崛起，对服饰艺术的繁荣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申报》有关服饰评论的内容较多，特别是社评，1926年12月16日和18日出版的《申报衣服号》和《申报修饰号》专刊，是两份较为系统、全面的服饰研究方面专门论著汇集。《申报衣服号》中包括有《中华丝织物之进步》、《将来欧美服装之推测》、《美丽衣服的发源地各国的巴黎，中国的上海》、《制西装之选择》、《妇女御用围巾之要旨》、《冬令的皮货》、《服装与国货》、《改良中国男子服装谈》、《改进我们服装应有的条件》、《服装的调和》等文论；《申报修饰号》中包括有《时装展览会之鸟瞰》、《指甲美》、《女子剪发》、《修饰概论》、《点樱小识》等文论，两份专刊都配有若干幅精美插图。

此外，对于一份有着广大受众群体的本埠报纸，对于服饰的发展和变革，《申报》的各类评论文章都始终关注，譬如对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本土服装的走向就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话题。

上海《申报》在1911年11月19日率先讨论未来国民应该穿着什么，发表《服饰刍议》，除道出服装将造成身份混乱――是否抱残守缺，“应复汉式，束发于顶，卧领长袍”，抑或“断其发，短其衣，则变蛮夷矣”，更强调如果国家处理不当，服装将会造成政治社会经济混乱。也道出易服的困惑：“自古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朔易服，所以示革新之象也。今者大汉光复，发辫之物。在所必去，衣服之制，亦宜定式。国人深于习惯，本其旧见，每谓吾侪汉民，应复汉式，束发于顶，卧领长袍，是其固制。若断其发，短其衣，则变夷矣。”

当然，更多的评论还是针对女性服饰和女性服饰所展示的社会学根源。譬如：同年8月11日上海《申报》又指出：“效女学生妆饰，意在博欢新人物，而女学生效妆饰，胡为者。”“从前衣服暗分等级，非真贵家豪族，鲜有通身裘帛者。今上海龟奴鸨子无不以裘帛为常服，而一般学生更非舶来品不御。做上海人安得不穷。曹聚仁甚至认为妇女解放已沦陷于享乐主义，“所谓妇女运动。提倡了差不多一二十年，其结果资本主义的一切光明幸福全未得到，资本主义的一应黑暗灾祸，都已来临。上海小市民中，所谓学校皇后，所谓交际明星，所谓摩登女郎，所谓美丽花瓶，彻头彻尾都是一种享乐主义者。”

除了社论，有关服饰本身的艺术评论也有很多，有涉及服饰款式的“时下女子新装，领高四五寸，用荷叶边镶成喇叭口式，袖短仅及半臂，亦用荷叶边镶成喇叭口式，其他衫之周围，裙之底下皆用荷叶边镶成喇叭口式，吾不解女子身上何用如许喇叭口之多也”；有涉及鞋子的：“迨天足会起。六寸肤圆，不须迫抹，妇女皆用皮鞋，履声橐橐”。过去布鞋走路悄无声息，“昔日女子多柔顺之气，今日女子多英爽之气，昔日女子谨守闺中羞不见客，今日女子靴声橐橐马路中疾行如飞”。似乎这鞋子的响声也在象征着妇女地位的转变；有涉及发式的：“又见乌云黑髻，忽又变成元宝形状，凸出小脑后，何其不雅观”，时人机之：“或者夜间睡时可以不用枕头，将此元宝权作枕头，倒也便利。”这些评论，对当时女性服饰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

结合对《申报》1911年--1935年有关服饰特别是女性服饰的讯息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上海创造了大众文化的“空间”。然而，大众文化的根基深深地扎根在人性的内面，而不是来自某些理论的、抽象的、概念的认识。比较中国的其它地方，作为商业都市的上海生产力相对发达，较早地摆脱了“自足自给”的农耕文化体系的，生存和温饱不再是人们的唯一追求了。人们更高的需求――精神文化的需求便凸显出来，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要求。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势必会加快人们对文艺消费信息的需求，进而促进了大众服饰文化传播的发展。

大众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它的体系――空间体系、主体(人)体系、传播体系。笔者关注的重心在于女性服饰的传播体系。勿庸置疑，作为近代上海大众消费文化典型的女性服饰，其传播必然会被纳入进大众传播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