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饮酒看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世俗化

摘要：由吐蕃占领和统治所造成的佛教戒律松弛的问题，一直到晚唐五代北宋初年依然没有解决，诸如饮酒、食肉、蓄奴、敛财，甚至是娶妻等违反释门戒律的行为，普遍存在于其时的敦煌佛教界。除了削发、着僧衣、吃斋、念佛等例行功课外，僧侣的生活方式几与俗世民众没有差别，过着一种出家而又不离家、是僧而又非僧的世俗生活。以酒戒而言，晚唐五代北宋初年的敦煌诸寺非但没有受到酒戒的约束，反而呈现愈发松弛的态势。僧侣普遍饮酒正可视为晚唐五代北宋初年敦煌佛教界世俗化倾向的明显表征，S.6452-3、S.6452-5号文书所反映的北宋初年净土寺常住酒库酒水支出帐目，则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关键词：佛教；敦煌；饮酒文化；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K244；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2-0130-07

收稿日期：2012-09-19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新世纪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专项基金暨江苏省重点高校建设项目（SQA080686）；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10JDXM046）

作者简介：李文才，男，江海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对晚唐五代北宋初期敦煌地区的酿酒业与寺院-酿酒、僧尼饮酒与酒戒、酒行、酒司和酒户的管理与经营诸问题的探讨，学术界业已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敦煌地区酿造业的发展状况，更加深我们对敦煌社会生活状况，尤其是僧尼生活状况的认识。尽管各人研究角度、学术路径，甚至观点均不尽相同，结论的指向性却相对一致，即敦煌寺院经营酿酒业、僧尼普遍饮酒乃是敦煌佛教世俗化倾向的明显标志。以上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对敦煌寺院用酒途径多样化的分析，尚欠全面合理。

本文拟以S.6452-3号《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和S.6452-5号《辛巳年一壬午年（981-982）付酒本粟麦历》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文书，通过对敦煌寺院用酒多样化问题的考察，从而深化对敦煌僧尼的饮酒之风及敦煌佛教在晚唐五代宋初的世俗化倾向等问题的认识。

1

净土寺作为敦煌一所晚出的僧寺，成立于吐蕃占领以后，即公元780年之后。唐耕耦、陆宏基所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三辑）所收录的属于该寺各种便物历、收支籍帐等文书，共有20件之多。

S.6452-3号《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以下简称S.6452-3）系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净土寺常住酒库酒水支出的明细帐目，共余54行，逐月分日记载了982年从“常住库酒”所支出的酒水帐目。作为一份酒水单项支出的会计帐目，该籍帐不仅具列每次洒水支出的日期、数量，且对支出的用途也有简明扼要的记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分析净土寺酒水消费的具体途径、酒水消费的数量及频率等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S.6452-5号《辛己年一壬午年（981-082）付酒本粟麦历》（以下简称S.6452-5）系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二月廿六日至七年（982）十二月十七日，净土寺支付酒本粟麦的专项明细帐目。文书共余16行，自辛己年（981）十二月廿六日至壬午年（982）十二月廿七日，共计支付酒本粟麦3l笔，共75硕7斗。

净土寺“常住酒库破历”（酒水消费帐目）、“付酒本粟麦历”（支付酒水款），为我们全面认识敦煌寺院僧侣日常生活，打开了一扇窥探的窗口。

为方便下面的分析，我们先据S.6452-3号将净土寺982年酒水支出帐目表列如下：

又据S.6452-5号文书所载可知，净土寺于981-982年曾先后向汜法律、盐子磨、（刘）万定、富昌、汜押衙、定员押衙、幸通、郭法律等9家店铺酒司支付酒本粟麦，共计粟70.1硕、麦5.6硕。而根据当时粟酒兑换率1：0.857的比率进行折算，分别得酒66.08硕、4.8硕。

2

S.6452-3号所载净土寺支出的酒水，全部来自该寺“常住酒库”。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常住酒库”的涵义，才可讨论后面的问题。

据佛教内律，“常住”本意为恒久不变，后转指僧伽共有财产，包括僧团的不动产及僧尼个人的生活用品。所谓“僧物”共有4种：“常住常住”、“十方常住”、“现前现前”、“十方现前”。姜伯勤先生依据佛教经典并结合敦煌文献，将“常住”的内涵定义为：“其第一种常住常住指不动产、重要生产资料和隶属人口，包括众僧之厨库、寺舍、众具、华果、树林、田园、仆畜等，永定于一处，不可分判，所以称为‘常住物中之常住物’。”除“僧物”外，还有所谓“佛物”，即属于“佛图”的财产，也有四种：“佛受用物”、“施属佛物”、“供养佛物”、“献佛物”。内律严格区分佛图所有权与众僧所有权，并严格规定“僧物”与“佛物”这两种财产不能互使，体现在敦煌文书中，就是掌管佛物的机构称“佛帐所”，而掌管僧物的机构则称为“常住处”。据此可对净土寺“常住酒库”的性质作出判断：净土寺“常住酒库”为不动产“厨库”中的一种，是用来贮藏或保管酒水的专用仓库。作为净土寺“常住常住”的不动产，“常住酒库”中的酒水，在理论上，归全寺僧侣享用。

还有一个问题需作澄清。在题为“常住酒库”的酒水支出帐目中，我们却看到多次“就店吃用”的记录（共计15次）。而根据S.6452-5号文书则知，净土寺本年先后向汜法律、盐子磨等9家店铺支付了“酒本”，这些酒店与净土寺又是何关系？姜伯勤先生在讨论“酒户”问题时，曾以为净土寺提供酒水供应的韩苦（寒苦）、马家、罗家等酒户为例，指出供酒酒户往往本身就是一间酒店，他们并非“寺户酒户”那样的隶属人户，而是和寺院没有隶属关系的小生产者或小商品生产者。若此说成立，则S.6452-5号文书所列的9家店铺，在性质上应同于韩苦、马家、罗家等酒户。

问题是，既标明为净土寺“常住酒库”酒水破用历，那么，次数众多的“就店吃用”又作何解？这里的“店”与“常住酒库”又有何关系？既云“常住酒库”，就表明它也应当属于净土寺的不动产“厨库”中的一种。然而，这些酒店却又明显开设在寺院之外，寺外酒店又因何被视为“常住酒库”，而构成净土寺的不动产？

以上诸多设问，难以遽释通融。若上述姜先生关于“酒户”性质的观点成立，则“就店吃用”被视为从“常住酒库”中支出，就不无扦格。对“就店吃用”与“常住酒库”之关系，或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解释：（1）该酒店系净土寺开设，以雇佣的方式交给寺外人员（即“酒户”）经营打理，酒店经营者与寺院并无人身隶属关系，然店铺的所有权（产权）属于寺院，故僧侣可直接“就店吃用”；（2）酒户与寺院无人身依附关系，酒店产权亦属酒户本人，不过由于净土寺定期向其提供酒本，故寺僧可以通过记帐的方式，随时在该酒店消费支出（即“就店吃用”）；（3）该酒店的经营者的身份为“常住百姓”，即在属于依附于净土寺的“寺户”性质的人口。

上述三种情况，前二者较有可能。（1）的情况说明，酒店产权属于寺院，故为“常住酒库”之组成部分，通过租赁的方式交由和寺外人员经营，由于寺院拥有店铺产权，故僧侣可直接“就店吃用”。（2）的情况意味着，这些酒水本应从酒户那里购回，并储存于“常住酒库”，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寺院发现不仅酒水运输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损耗，储存保管酒水也要成本，远不如将这些酒水寄存于酒户，而随时进店支出消费，如此一来，“就店吃用”实际上仍相当于从“常住酒库”支出。（3）的情况可能性之所以最小，是因为随寺户制在归义军时期的日趋没落，“常住百姓”数量越来越少，净土寺绝对不可能拥有如此之多的“常住百姓”。

另外，S.6452-5号所列的9家店铺，并非全由普通酒户所经营，其中汜法律店、郭法律店的产权所有人——汜法律、郭法律，均为沙州都司的高级僧职人员。净土寺既向二店支付酒本，就表明由僧侣经营的酒店，也同时向寺院提供酒水。于是问题又出现了：这些由僧侣经营的酒店，产权属于个人，还是寺院？其经营所得属于个人，还是寺院财产？所有这些，恐怕都值得深究。在净土寺“常住酒库”的构成中，除包括拥有产权的寺外酒店，以及由他人经营而寺院为之提供酒本、寺僧可随时到店消费的酒店外，应当还有贮藏和保存酒水的专用仓库。如五月四日，“二和尚就库门吃用”；六月三日，“僧下载法律就仓门吃用”。其中“就库门”、“就仓门”，应当指贮藏和保存酒水的“常住酒库”的门房。

3

接下来，分析净土寺每年酒水支出的数量、频率、构成等情况，并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晚厝五代禾初敦煌寺院的饮酒风气先作一整体性了解。

（一）净土寺的年酒水支出量及其构成

据表1统计，982年净土寺从“常住酒库”共支出酒水31硕（石）1斗1升，平均每月消费2.593硕（2硕5斗9升3合）；若一年按365天计算，则平均每天消费酒水0.0852硕（8升5合2勺）。以上只是从净土寺“常住酒库”中消费的酒水数量，因为如果根据S.6452-5所载，则净土寺每年的酒水消费量更大。据S.6452-5号，从981年十二月廿六日至982年12月十七日，净土寺共支出“酒本粟麦”75.7硕，除去981年所支付的9.1硕外，982年正月至十二月共支付“酒本粟麦”66.6硕，这是982年净土寺全年酒水消费的总量。按照1：0.857的兑换率折算，66.6硕粟麦即相当于57.076硕酒水，则每月消费酒水4.756硕，每天消费酒水0.156硕（即1斗5升6合）。

上述两个统计数据，后者差不多是前者的1倍。其中原因当在于二者统计数据来源不同，表1是对净土寺“常住酒库”所支出酒水的数据统计，而S.6452-5号则是对净土寺通过支付酒本粟麦所消费酒水的数据统计。若将S.6452-5号统计数据视为净土寺全年总的酒水消费量，而表1统计数据又包括于其中，那就意味着从“常住酒库”支出的酒水只是净土寺全部酒水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差不多占总消费量的一半。问题是，所剩下的一半又是以什么名目消费的呢？

如前所言，寺院严格区分“僧物”与“佛物”，若以“常住酒库”名目支出的部分属于“僧物”，其支配权属于“常住处”；那么，另外一半是否属于名义上归于佛图，而实际上由“佛帐所”支配的“佛物”呢？根据“僧物”、“佛物”严格区分的原则，可以认为，每个寺院的全部资产实际上由“僧物”、“佛物”两大部分构成，寺院消费支出的酒水中既然有称为“常住酒库”的部分，依理而论，还应该有不属于“僧物”的一部分，那不属于“僧物”的部分，就应该属于佛图所有的“佛物”。

（二）净土寺的年酒水支出频率及其普遍性意义

由于S.6452-5为净土寺不定期向酒户支付酒本的帐目文书，无法据以统计酒水消费支出的天数和次数。因此，这里只能根据表1的数据，对净土寺的酒水消费频率加以分析。

据表1，982年除九月以外，净土寺其他11个月均有酒水消费支出，全年共计85天、96次支用酒水。若本年以365天计，则每4.3天中就有1天要支用酒水，或者每3.5天就有1次酒水支用。据此，大致可以得出结论：每3-4天，净土寺要从其“常住酒库”支出1次酒水，这个支出频率当然不能算低。频繁的酒水支出，恰好说明酒戒在净土寺并未得到认真执行，酒戒的松弛反映出其明显的世俗化特征，而这也很可能正是整个敦煌地区寺院所共有的面貌。所以言之，是因为还有他证。如：P.4697号《辛丑年（94l？）粟酒破用历》、P.5032号背《丁巳年（957或897）九月廿酒破历》、P.5032号《酒破历》、S.1398号背《壬午年（982）酒破历》，此4件均为敦煌寺院酒水消费支出的专项帐目文书。

此外，在一些综合性的支出历中也多有酒水消费的帐目记述，仅据对《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所载敦煌寺院“人破历”的统计，至少有50余份文书都载有“沽酒”、“卧酒”、“付酒本”、“（就店）吃用”等与酒水消费有关的帐目记录。

在上述众多文书中，S.5786号《甲申年（9847）十一月算酒讫欠酒凭》值得特别关注，因为这是所见敦煌寺院“算会牒”中惟一一件寺院酒水欠账的专项算会牒。S.5786号告诉我们：在每年一度的寺院支出算会中，对酒水消费支出帐目的专项审计，已成为某些寺院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换言之，酒水消费支出专项审计的出现，正是饮酒已成敦煌僧侣日常生活一种习惯的反映。频繁的酒水消费支出，因寺而建或依赖寺院消费为支撑的“酒户”的广泛存在，都司僧官经营酒店，以及寺院酒水消费支出专项审计报告的出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晚唐五代以后敦煌地区佛教酒戒的松弛，以及僧侣普遍饮酒的社会风气。

4

除僧侣普遍性饮酒、“酒户”酒店的广泛存在、酒水消费支出专项审计报告的出现等，可用来揭示敦煌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外，敦煌寺院酒水用途所呈现出来的多样化面貌，也可视为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世俗化倾向的重要标志。以下即围绕S.6452-3号所载净土寺酒水消费途径的性质分类，对敦煌寺院酒水的消费途径进行综合分析。

（一）日常生活饮用类用酒

日常生活中经常饮酒者，多为寺院上层人物，或沙州都司下属的各级僧官。如S.6452-3号中频频饮酒的周、李二和尚（僧正），此二人乃名著于净土寺而身任沙州都司的僧官。再如僧录、教授、法律等高级僧职人员，或为都司僧官，或为诸寺三纲，也都经常饮酒。不能否认以上僧职人员饮酒有时候是出于寺务活动的需要，如接待都司僧官的巡查、接待地方政府的官吏，或是招待为寺院提供劳作服务的手工艺人等，但更多场合还是本人日常饮用。根据对S.6452-3号的统计，周僧正、李僧正、宋僧正，以及其他法律、老宿、教授等人，先后21次“就店吃用”或“就院吃用”，这些“吃用”并不全是因为寺务活动，故应视为日常生活饮酒。

（二）接待类用酒

在现代汉语用法中，“接待”、“招待”意思相差不大，经常混用。本文所以分开使用，主要基于寺院宴请对象身份上的区别，凡来访之各寺僧侣（一般情况下为寺三纲等高级僧侣）、都司僧官、各级地方长官，均为沙州统治阶层人物；而那些为寺院提供劳动服务的各种手工艺人、普通劳动者，则属社会地位低下的被统治阶层。基于这个社会分层，我们将宴请统治阶层人物者，称为“接待”，而宴请被统治阶层人物则称为“招待”。

S.6452-3所载净土寺接待类用酒，主要包括：（1）东窟迎接（僧政、法律等僧职人员），与“东窟”有直接关系的酒水消费支出共有11次，其中6次可以确定为接待僧正、法律等高级僧职人员的“接待类用酒”。（2）宴请其他寺院僧人或僧录、“大师”等高级僧职人员，如十二月三日“三界寺二张僧正、周和尚、法律等就店吃用”；十月十六日，“粟二斗沽酒看侍僧录，大师来酒壹斗”。（3）周李二和尚接待“羊司”来人，沙州都司下属很多办事机构，如“（燃）灯司”、“行像司”、“羊司”等，对于这些来自都司及其下属机构的僧官，敦煌诸寺要接待以酒水，如十二月二日“二和尚羊司就店吃用”。（4）接待地方官员，在敦煌文献中，有关敦煌诸寺宴请地方官府人员的记录，比比皆是。就本件文书而言，五月廿二日“酒贰斗，又沽酒粟肆斗，指挥、孔目、僧正三人，老宿、法律等吃用”；十一月二日“酒壹角，杨孔目周李就店吃用”，均属于此类接待用酒。

（三）招待类用酒

敦煌诸寺的事务性劳动，随世俗化程度的加深而呈日增之势，与此同时，劳动力紧缺的局面却因寺户制的日趋衰落而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寺院事务，只能通过雇用寺外劳动人员来完成。为此，寺院除了要向雇佣人员支付佣金外，一般还要有提供包括酒水在内的伙食供应。就S.6452-3号所载，净土寺用于招待各种劳作人员所支用的酒水，至少有35次。这些劳务包括：（1）雇人造破历、文书；（2）雇佣银匠、铁匠、皮革匠、木匠、硙头等，为寺院提供各种手工艺劳动；（3）制作佛经封套；（4）雇人淘洗小麦；（5）雇人为和尚铺设暖房；（6）雇人修治菜园、掘葱；（7）修治河渠；（8）修治佛窟。以上诸般劳务，多数为有偿劳动，净土寺既要为这些手工艺人提供佣金，还要治办宴席，并招待以酒水。

（四）节日庆典、佛事活动类用酒

佛教世俗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每逢佛教节日（如佛诞节或称浴佛节、行像节、盂兰盆节、佛成道节等）或中国传统节日（如冬至、寒食等），寺院要举行一些佛事活动以示庆祝，中原内陆与敦煌地区在这一点上大致相同。相对而言，敦煌地区更为突出，不仅庆典场面盛大，还可饮酒用酒。对于这一类用酒，我们称之为“节日庆典、佛事活动类用酒”。

S.6452-3号所载这类用酒，如二月八日支出酒水7瓮，是为了庆祝佛诞节；七月十六日支出酒水2瓮，是为了庆祝“破盆”，即“盂兰盆会”节日结束；三月四日“寒食”和十二月冬至日则为中国传统节日，各支用酒水1瓮。

另外，音声、耽佛人、煮油人吃用的酒水，也属节日庆典类用酒，这是因为他们为寺院庆典活动提供了劳动服务。敦煌与内地寺院一样，在节庆时也举办音乐节目，在张议潮主政敦煌、分都司改革之前，这个任务主要由“寺属乐人”承担。及至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各寺“音声人”随寺户制度的衰落而消失，音乐类的节目只能通过雇佣的方式，由专门提供“音声”服务的寺外人员来担任。所谓“耽佛人”，即“担佛人”，指在行像节中擎举佛像游行之人。所谓“煮油人”，即制作油炸食品的厨人。

（五）抚慰馈赠类用酒

指寺院或僧侣在非常情况下，向那些与本寺有密切关系的僧尼、官府人员或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及其家属所提供的馈赠性酒水。具体如：三月五日梁阁梨死亡，支酒l瓮；三月十三日，某僧正死亡，送槃用酒3斗，此二者为僧侣死亡时提供的抚慰性用酒。再如，四月七日以“刺史亡”支酒l瓮，是指沙州刺史死亡，净土寺向其家属赠酒1瓮，此为抚慰性赙赠；又如，七月廿四日，支出粟二斗沽酒，用于“使君脱孝”，指为庆贺某“使君”守孝期满，而沽酒馈赠。

（六）支付手段类用酒

自“安史之乱”以后，至五代北宋初期，敦煌地区货币的使用频率极低，物物交换或以某种实物充当交换等价物的现象十分普遍。诸如粟、麦、豆等粮食作物，布、帛等纺织品均经常被用来充当支付的手段。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任何物品都有可能被用来充当支付的手段。酒水作为一种深加工产品，较少被用来充当支付的手段，但这并非绝对。在有些时候，酒水也被寺院用作支付给雇佣人员的工钱，或用来充当寺院购物的折算价钱。S.6452-3号所载就有一次，七月廿二日“午料酒壹斗。又夜间局席酒壹斗。又手工价酒壹斗。”根据籍帐上下文内容可知，这是支付给“造函”匠人的工钱。

酒水用来支付工钱或充当购物的折换价，虽然本件文书只此一条，但其他文书中却能够找到一些。如P.3763号背《年代不明（公元十世纪中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粟破”一项中多次用以“卧酒”、“沽酒”，所得酒水均被用来折算物品的价钱。又如S.2228号《辰年巳年（公元九世纪前期）麦布酒付历》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某寺支出帐目残历，第11行：“后五月（日？），付宋澄清酒半瓮”、第12行：“廿五日，又付宋澄清麦六汉斗，又酒半瓮。付口口口布口口”。此为某寺先后两次支付给宋澄清酒各半瓮，尽管我们不知为何向宋澄清支付酒水，但这些酒水相当于应支付物的折算价，则是可以肯定的。

5

酒戒为佛教五大戒之一，佛教本严格禁止信徒饮酒，无论内地，还是敦煌，有关酒禁的经戒，均反复阐明饮酒之危害，并以饮酒当陷阿鼻地狱相威胁。以敦煌而言，诸如《僧祗律》《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十诵律比丘戒本》《菩萨戒本》《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六度经集》《梵网经》《贤愚经》等载有酒戒的经、律、本，信徒们均有广泛抄写。其中更有名为《和菩萨戒文》的通俗辞曲，至少有15个抄本广为流传。

然而，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期，敦煌地区佛教界却普遍饮酒。其原因何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相关研究也有所揭示，兹参据以略加概括。

其一，佛教戒经律本虽多数宣示饮酒犯戒，但也有饮酒无罪的经文。如南齐僧人昙景就曾说：“若人饮酒不起恶业，欢喜心故；不起烦恼，善心因缘，受善果报”；“饮酒念戒，益增其福”。只要不起“恶业”、不忘“念戒”，酒还是可以喝的。昙景的说法显与众多经戒律本严格禁酒的精神相背，适足表现佛教在酒戒是否违规问题上的自相矛盾。

不过，违规与否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是“饮酒念戒，益增其福”的说法在给僧尼饮酒打开一条通道的同时，更为僧尼饮酒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有了这个理论支撑，僧尼饮酒就变得名正言顺。因此，我们看到在敦煌地区，饮酒的僧人不仅不算违反戒律，许多人还修成了“正果”正如学者所指出：“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僧人‘邈真赞’中，这些饮酒的僧人不少都能得到‘戒月圆明’、‘戒圆秋月’、‘戒行标奇’、‘戒珠圆洁’之类的评价。”

其二，俗世生活的影响，也是敦煌僧尼饮酒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出家为僧尼，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尘心已断、尘缘已了；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出家，并非真的断绝尘缘、皈依我佛。真心皈依的信徒，尚且难以完全断绝俗念，何况那些本就缺乏信仰而将寺院暂时作为栖身之所的“僧尼”？他们经不住俗世生活方式的诱惑而破戒饮酒，实属平常。

俗世生活方式对僧尼的影响，还可从《茶酒论》的广为流传得到说明。作为一篇敦煌民间故事赋，敦煌写本《茶酒论》以拟人化的手法，描写了茶、酒争论孰尊孰卑、孰优孰劣，最后以水的调解而告终的故事。作为一部反映敦煌社会饮食风俗的文学作品，《茶酒论》“正是当时社会历史、人情风貌和宗教思想的真实反映”，当然也反映了敦煌佛教界的生活方式。敦煌写本《茶酒论》共发现6件抄本，分另0为P.2718、P.3910、P.2972、P.2875、S.5774、S.406，抄本之多，适足表明敦煌社会对茶、酒二物的关注。尽管《茶酒论》的作者倾向于饮茶胜于饮酒，但并未将酒的正面功用完全抹杀，如“有酒有令，仁义礼智”、“礼让乡间，调和军府”等说法，都是对其社会功能的正面肯定。这些说法不仅直接影响俗世社会，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界，也必然产生一定影响。可以认为，《茶酒论》的广泛传抄，对于饮酒风气本就兴盛的敦煌来说，无异于推波助澜，并间接推动佛教界酒戒的进一步松弛。

其三，吐蕃统治敦煌地区所造成的影响，这也是敦煌佛教酒戒从有到无、再到全面松弛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原因。这一点正如李正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敦煌寺院造酒、备酒、用酒乃至僧尼饮酒，是从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开始的。

吐蕃占领并统治敦煌的70余年间，也是以莲花戒密宗为代表的吐蕃佛教向敦煌传播并影响敦煌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而据学者揭示，其时吐蕃佛教基本上处于“有信无戒”的状态，中原地区汉传佛教早就严格禁止的饮酒、食肉等饮食风俗，以及干预世俗政治、从征等习俗，对于以密宗为代表的吐蕃佛教来说，并不存在。吐蕃占领敦煌以后，不仅将俗世军政大权交由吐蕃官员掌管，还直接委派吐蕃僧侣接管敦煌的佛教事务，结果就把吐蕃佛教“有信无戒”以及饮酒、食肉、蓄奴、娶妻、敛财等违戒习俗一并带来，从而使得包括酒戒在内的敦煌地区原有戒律的全面松动以至废弛，这才是“敦煌佛教从禁止饮酒到不禁饮酒最为重要的背景和缘由”。

其四，酒水功能与用途的多样化，促进了敦煌寺院饮酒之风的加剧。通过前文分析可知，对敦煌诸寺及沙州都司来说，酒水的功能与用途远不止满足口腹之好一端。酒水在沟通寺院与现实社会中所发挥的纽带作用，表现实多。酒水不仅在各种迎来送往活动中的必不可少，也是佛教各种节日庆典及佛事活动中的必备物品；酒水既可用作抚慰馈赠的礼品，充当联络与俗世社会感情的媒介，也可用作支付手段，充当雇佣人员的工钱或用来购买寺院所需物品。酒水既在现实生活中扮演如此多样的角色，寺院当然不会甘心放弃对它的利用，这就使得酒水在敦煌诸寺的管理与运作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僧尼的饮酒之风和酒戒的进一步松弛。

要之，由吐蕃占领和统治所造成的敦煌佛教戒律松弛的问题，并未随其被驱除出敦煌而解决，在其后归义军政权统治的180余年间，尽管俗世政权也曾采取过一定措施，试图对敦煌佛教界进行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一无例外地都没有能够扭转敦煌佛教的世俗化倾向，饮酒、食肉、蓄奴、敛财等违反释门戒律的行为，在晚唐五代北宋初年的敦煌佛教界，始终较为普遍。从个体层面说，晚唐五代北宋初年的敦煌佛教界，自上层僧官，到下层沙弥童子，除了削发、着僧衣、吃斋、念佛等例行功课外，在生活方式上与俗世民众并无根本性的不同，他们过着一种出家而又不离家、是僧而又非僧的世俗生活。从寺院、教团及都司等集体层面看，每个寺院作为单个的经济实体，内部都存在较为复杂的管理层次，具体经营各寺的经济运作。沙州都司作为整个敦煌教团的领导机构，除行使下属各寺之间人员调配、制定戒规、利益分配等管理工作外，还居中协调教团与俗世政权的关系，从根本上维护教团的切身利益，并维系整个教团的有序运作。对于戒律遵守与否等教团内部的管理事务来说，如何切实维护教团的利益，才是敦煌诸寺及沙州都司的管理者们最为关心的事情。因此，对于包括酒戒在内的各种戒律的日渐松弛，敦煌佛教界的管理层关注不多，更何况他们本身也从这些违戒的行为和事实中，享受到了那些原本属于俗世社会生活方式的。以酒戒而言，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寺院，不仅在事实上没有受到酒戒的约束，反而呈现出愈发松弛的趋势，这正可视为敦煌佛教世俗化倾向加剧的一个明显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