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蓉芳:坚守女排的青春

中国女排，一个曾经让10亿中国人为之激动的名词。

在很多人心目中，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荣耀，是伴随着欢呼、感动、骄傲和热泪的记忆。那群年轻姑娘的集体像，是国人心目中的时代英雄，也是团结、拼搏、奋进的代名词。

如今，昔日的英雄们在岁月的年轮中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铁榔头”郎平远赴大洋彼岸，执掌美国女排；有“中国山口百惠”之称的杨希，如今投身商界且有了不俗的成绩；副攻手梁艳，当年被日本媒体称为“笑面黑娃”，如今开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体育广告公司；二传手陈招娣，现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肩扛两杠四星，成了“陈大校”……

只有当年世界排坛个子最小的主攻手张蓉芳，仍然坚守着中国的排球事业。现任国家体育总局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她，如今再讲起那段岁月，她说，那是她奉献了青春、汗水，仍然无怨无悔的记忆。

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事隔多年，您还经常回忆起那段光荣与梦想吗？

张蓉芳（以下简称张）：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去回忆过去。一想起来，现在自己都50多岁了，时间流逝得太快。有的时候又觉得，人的一生总是要做点事，做一件让你自已一生记忆犹新的事情。想起年轻的时候，真可以用酸甜苦辣来形容。我十几年的运动员生涯，感觉是人生的一个浓缩。我的人生中还会遇到比那个时候还苦、还难的事情吗？反正到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过。

现在想起那个年代，特别一言难尽，不是用几句话，几个字能概括的，真是又喜又悲。喜是觉得，年轻的时候自己的时间、青春，都给了体育。我们赶上国家改革开放，对体育很重视，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无论给中国，给世界都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自己从事这个事业挺值得的；悲的时候，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同龄人享受的东西自己都没有享受到，现在留下一身伤病，也觉得挺痛苦的。

青：您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张：我一直有伤，而且最近腰疼持续时间很长，有两个多月了。竞技体育是向人的极限挑战，运动量大，时间长，所以对人体的关节、韧带都有损伤，伤病是避免不了的。

青：可能荣誉和鲜花人们都看得到，但背后的伤痛大家是看不到的。

张：常人对运动员的了解其实是不够的。他们也知道运动员苦，但是苦到什么程度，自己没有经历过很难体会。光荣的时候，辉煌的时候也有，但那是很短暂的，就那么一瞬间，后面伴随的很多都是痛苦。

很多人问过我后不后悔，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即使你不选择这个职业，还会选择别的职业。任何职业都会有付出，只是多少不同而已。运动员的淘汰率比较高，很多战友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离开了这个队伍。所以说我们还是幸运的，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赶上了好的教练，赶上了我们这批队友。

青：假如能重新选择，您还会选择这条路吗？

张：一个人的青春就十几年，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能为国家做我们自己的贡献，自己觉得挺骄傲。人真正干事业的时候也就是年轻的那一段时间。我们现在也在干事业，但人的精力、追求、理想都和年轻的时候没法比了。

第一次看到排球，挺恐怖，也挺新鲜的

青：您从小的理想就是当运动员吗？

张：其实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军人。我们那个年代，觉得军人的形象很神圣，受社会尊重，觉得很厉害。后来，就想要找个工作。姐姐的同事到我们家来说在招运动员，叫我去试试。那时候我对运动员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有乒乓球。

有一次在成都市体育场看到他们练排球，很吃惊：这么大的人怎么在地上滚来滚去的？觉得挺恐怖的，也挺新鲜的。那是第一次看到排球，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项运动。

青：体育队的训练生活是怎样的？

张：“”的时候，都是军队化管理。我们穿的是军装，每天出早操，吃饭要先集合、唱歌。那个年代政治冲击一切，很多时候都在学语录。

我们还要参加很多劳动。在体育学院里面种南瓜、玉米、茄子、辣椒……还要拔“资本主义杂草”，天天就在操场上拔草，现在想想很幼稚（笑）。

训练的时候，有室内训练馆也不用，偏偏就要到室外去练。室外没有场地，就自己修。自己拉着大碾子，把土地轧平了当场地。因为那时候的口号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运动员。室内好像条件太好，容易滋长资本主义的享受思想。现在我讲这些给儿子听，他说你们是不是有病啊（笑）。但那个时候确实锻炼了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青：一下子接受严格的军事化训练，能适应吗？

张：那个时候年纪小，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还觉得挺有意思。虽然也觉得累，但是睡一觉起来就能恢复。

我去的时候，只有13岁。也有时候晚上刮风下雨，自己害怕，睡不着觉，就哭，非要跟队友挤在一张床上。刚离开家那会儿，洗衣服、缝被子都不会，很多生活上的事情都是大一点的队友帮我做的。

无法放弃的选择

青：作为排球运动员，您一米七四的身高并并不占优势。

张：我们四川队在全国就不算高，但技术比较好，比较细腻、全面、有特色。再加上作风比较好，在全国都闻名。四川队在全国追求第一，冒尖儿。所以在那个环境中，培养了我向上的信念，始终希望自己能成为很好的运动员。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有，但很少想要放弃。

青：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进国家队，拿全国冠军，乃至世界冠军？

张：拿全国冠军想过。到国家队，我倒是没想过。因为自己打主攻的条件在全国算是比较差的，身高有差距。

1976年调我到国家队，我不愿意来，觉得自己条件不好，比较自卑。给我开欢送会的时候，我在会上哭得一塌糊涂。教练怕我不来，把我送到火车站，交给足球队带过来的。

青：刚到国家队后，您就开始打主力了？

张：我记得6月6号到北京报到，6月12号就要打一场国际比赛。教练把我派到主力阵容。当时我很奇怪，因为其他主攻，像杨希、李文秀，她们身高都比我高。把我安排到主力打，我觉得怎么可能呢？我去找袁伟民指导，说我能不能不打？袁指导说，你先试试看，不行再说。就这样开始打。当时也没有想留下来，就想集训一段时间就回去了。觉得自己条件差，各方面不如别人。

青：有没有想过教练肯定你的原因？

张：那个时候，不那么自信，更多是看自己不够的地方。我知道教练用我是因为我技术比较全面，有自己的特点，进攻打得比较快。但那个时候尽想自己不好的地方，所以不想打。

有人说，张蓉芳身高不高，条件不好，如果还占着这个位置，恐怕中国女排连前三名都进不了。当时听了挺受不了，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这样说我？

青：想过放弃吗？

张：有一段时间思想波动很厉害，不想在国家队干了。那段时间四川队也在北京训练，我就天天找我们队的教练，说要回去。教练给我做工作。那个时候，政治是第一位的，这种情况下回去，名声挺不好的。会觉得你这个人是逃兵，遇到困难不想往前顶，思想作风不行。后来自己慢慢也想通了。人家对你的评价，就看你自己怎么看了。往好的方面去理解，就是一种鞭策；往坏的方面去理解，你就容易消沉。自己既然站在这个位置上，就让别人去说吧。所以我给自己提了一个口号，这句话一直鼓舞我：先天不足，后天弥补。身高是父母给的，没法改变，只能通过后天的努力和付出来弥补。

青：国家队的训练更加艰苦吗?

张：那时候一天要练八九个小时。我们住在6楼，每天训练回来，最害怕爬楼梯。爬两层，站在那儿歇一会儿，再爬。人一回到房间，躺在床上，什么事情都不想干。晚上去洗澡的时候，有的队员连桶都拎不动，大家就互相帮着拎。有时候都不敢去回想。

我现在看到运动员们训练，看他们那么累，心里面很难受，但是必须要这样，没有其它办法。

青：“怪球手”的称号是怎么来的？

张：这不是我们内部的评价，是媒体的评价。可能是因为我扣球比较快，变化比较多，不太好防吧！

宿命般的辉煌

青：您最难忘的比赛是哪一场？

张：应该说还是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的时候。到国家队奋斗了五年，终于拿到冠军了。第一次把我们的国旗升上去。站在领奖台上那一刻真的很激动，每个人都热泪盈眶，觉得我这五年的坎坷，跟教练闹的别扭，队员之间的小误会，一切都一笔勾销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参加一次世界大赛，能拿冠军，这一生不遗憾了。

青：1984年的奥运会冠军拿得顺利吗？

张：那一次也是记忆犹新。因为1982年我得了胰腺炎，住了一个月院。当时很多人劝我别打了，我也很犹豫，也拿了两次世界冠军了，什么都有了，而且这个病挺危险。但主要还是想参加奥运会。总觉得运动员当了一辈子，没参加过奥运会挺遗憾的，所以还是想再拼一把。

刚回来的时候，连发球都发不过网，所以先恢复身体训练。这一年半过得很苦。尤其冬训的时候，觉得度日如年，每天练完就在日历卡上划一下，从来没有觉得这么难过。就想赶快把这个冬天熬过去。在我14年的运动员生涯中，1984年的冬天是让我最难熬的。

青：那个时候您还是队长吧？

张：对。教练让我当队长，我不愿意当。为了这个事跟他也闹别扭，僵持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我自己都这么难，能把自己管好就不错了。还当什么队长？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有一次当着教练哭得晕过去，把他吓坏了。后来我把郎平叫出来，半夜三更在训练基地里面，互相诉苦，她也哭，我也哭。哭完以后，还是要好好干。毕竟我们是老队员，你不带头谁带头呢！

青：1984年中国女排终于拿到了奥运会冠军，实现了“三连冠”，那个时候您是什么心情？

张：1984年拿冠军，哭得最伤心。因为从此以后就告别运动员生涯，很舍不得。自己的青春、汗水，都献给了排球。1970―1984年，人生最美好的一段历史，从此画上句号，虽然圆满，但还是念念不舍。

今后干什么？后半辈子的打算？不知道。当时也很伤感，不知道以后自己会在哪儿，所以哭得特别伤心。

青：您退役后考虑过自己的方向吗？

张：当时国家队留我，我拒绝了，想歇一段时间。觉得自己27岁，年纪挺大的了，伤病也太重。回到四川，我先去学校读书。省里任命我当体委副主任，我觉得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就给领导写信，希望能在我读完书后根据我的能力，有自己的选择。

青：为什么1986年还是回到女排执教？

张：那个时候没人了。我来北京，领导找我谈话，说党组已经决定了，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青：从运动员到教练，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运动员相对被动一些，教练考虑问题就要全面。要想怎么练、成果如何、队员们会不会接受这些问题。记得第一次写教案写了五个小时，不会写，就把日记本，记录本翻出来看。我当了6个月教练，第一个月基本睡不着觉，半夜三更惊醒，脑子里全是排球。

青：那个时候压力也很大吧？

张：是。中国女排不是平常的队伍，是全国人民的一面旗帜，背负的期望值很高，压力也很大。我也想过：我的运动员生涯算是圆满的，当教练呢，还不知道怎么样，也许很糟糕。只能尽心尽力去干。

青：在您的带领下，1986年女排冲击“五连冠”成功，这过程顺利吗？

张：那个时候，队伍水平是有的。我们只是组合，带领。袁伟民指导一直在帮我，我先生也帮我。备战世锦赛的时候，压力很大。那个时候我有身孕，还是要每天坚持，不能耽误工作。有时候想想，自己还是挺厉害的（笑）。

女排精神就是团队的精神

青：您怎样看待女排精神？

张：女排精神就是一种团队的精神，队伍的凝聚力。还有就是遇到困难不怕往前走的精神。

那个时候国家的政治地位不如现在高。我们在国外拿了成绩，华侨们特别高兴，特别自豪。平时训练的时候想不了那么多。但是拿了冠军，升国旗的一刹那，看着他们挥舞着国旗，热泪盈眶，喊着口号，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挺骄傲的。

青：那个时候您也是体育明星吧？上街会被人认出来吗？

张：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敢上街，人们都围着你，根本就走不了。出去买个冰棍都要想半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去王府井，买了一个糖葫芦吃。走在街上，人家说：“呦，张蓉芳也要吃糖葫芦啊？”当时觉得脸上特别不好意思，怎么张蓉芳就不能吃糖葫芦呢？后来想想，人们把你当优秀运动员看，各方面你都要给人家带头。吃糖葫芦没什么，可人家觉得你不雅观。所以以后就特别谨慎。

青：您怎么看待这些荣誉？

张：对我个人来说，什么都是过眼烟云。平平淡淡地过生活，这是最真实的。你从事这个工作，你努力了，各方面的环境，最后促使我们走到最高峰，这也不是我们个人能做到的。

荣誉，就是一段历史对你的肯定、评价，不可能这一生都靠这个来生活，过了就过了。还是要过现实的、普通的生活，做自己的工作，心态平和，把每天过好，这个很重要。

青：您怎样看待现在国家对运动员的物质鼓励？

张：现在运动员拿了冠军，给得再多我也觉得应该。因为他们确实付出得多，而且他们的青春年华就这么十几年。有人觉得我们可能心理不平衡，其实这有什么不平衡的呢？我们那个时候国家没有那么多钱，但已经给我们够多了。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给了3000块钱，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才几十块钱。当然给我们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荣誉：政协委员、青联副主席、“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老百姓也给了我们很多荣誉。

现在到了这个年代，应该适应现在这个年代的环境。国家原来管分配，给你个工作。但是现在不一样，他们要面临双向选择。将来退下来，他们面临的生存难度可能比过去更大。

青：您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什么？

张：要珍惜机会，沉下心来做事。不管在什么年代，科技再发达，你要做成事还是要有付出的。

人始终要找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坐标。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你的目标就比较明确，你就知道怎么去走好自己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