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政治文化差异与冷战起源

摘要：一国政治文化对国家对外决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美苏政治文化中相互冲突的部分对两国战后初期外交决策以及冷战爆发产生重要影响，国家间的政治文化沟通对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治文化；外交决策；文化冲突；美苏冷战；政治文化沟通

中图分类号：D851.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4-0079-04

对于政治文化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首先明确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1956年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美国学者杰瑞・兰迪斯在《战略文化和国家安全政策》一文中认为，当代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共识在于：政治文化同样也拥有语言、宗教、习俗以及社会化等人类学源头，同时也源于共同的经验（和对共同历史回忆的解释）。政治文化的社会力量不仅在于塑造了主流的社会情感，而且在于发展了政治制度［2］。

国内学者对政治文化也做过诸多解释，广义的理解是，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政治习惯、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方式及政治制度等内容，即包括实体性的制度层面和观念性的精神层面两部分。狭义的理解则是，政治文化仅仅包含观念性的精神层面，是人们在长期的政治生活和实践中积累的政治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政治心理习俗等。本文倾向于其狭义解释。

一、政治文化对对外政策的影响

政治文化不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而且通过提出价值偏好、思维模式以及政治制度等，影响国家的行为。政治文化对国家外交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政治文化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内容和目标。文化的定位功能为确定对外政策提供了观察世界及自身的视角；文化的定向功能决定了对外政策的价值追求；文化的规范功能为对外政策的选择限定了范围；文化的认同功能为对外政策中确定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文化基础。

其次，政治文化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机制与外交模式。政治观念“可借助将自身嵌入制度当中，通过制度的运行产生影响”［3］。因此，一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对该国外交决策机制造成的影响，一般表现为该国的决策机制有着不同于他国的特点。同时每个民族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的具体方式都与该民族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政治心理有密切关系，这也使得每个民族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区别于他国的模式。

最后，政治文化影响决策者并通过决策者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做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念形态的反映。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和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于从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4］

二、美苏政治文化的冲突部分

(一)美国的政治文化

1.“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观”

所谓“美国例外论”是这样一种观点：上帝选择美利坚民族并把它安置在北美新大陆上，同时赋予它特殊使命，即在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美国因此成为一座“山巅之城”，是世界各国光焰夺目的榜样。“美国例外论”孕育了指导美国19世纪扩张的“天定命运”之说，对“天定命运”的辩护是“美国例外论”思想的延伸。而“天定命运”成为美国19世纪中期大陆扩张和19世纪末海外扩张的辩护词。在美国的政治领袖看来，美国必须扩张，因为它是被专制的欧洲国家英国、西班牙和法国及它们的印第安同盟者所包围的一个民主国家。正如美国第七任总统、被美国人看做是美国民主象征的安德鲁・杰克逊所说，通过扩张，美国人将扩大“自由的领域”［5］。没有自由领域的扩大，美国就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换言之，美国人把扩张的障碍和限制看做是不可容忍的对自由的攻击。

2.自由主义思想

美国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政治文化观念是自由主义，确切地说是古典自由主义。其基本信条是：信奉民主和个人自由，确信政府的存在以保护个人权利为首要目的。这是所有种族和族裔、所有政治派别都无一例外地坚定信奉的基本意识形态，它迄今是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基础。受其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中体现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美国人倾向于把外交问题看成是善与恶之间的交战”［6］26。美国政府在争取国民对其对外政策的支持方面，极大地利用了民众这种心理。基辛格在评价美国摆脱孤立主义，参加一战的原因时说：“唯有为全世界人民而不仅只为自己，并且是以全人类自由的斗士角色自居，美国才有理由走进第一次世界大战。”［6］39

一战后，威尔逊总统所开创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更被当做美国现代外交史上理想主义的典范，他极力宣扬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优越性和普世性。

3.主义思潮

美国的主义思潮由来已久。在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美国政坛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安。十月革命后，美国对社会主义苏联更是采取了敌对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由于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动荡，美国的工会组织迅速壮大，并不断利用罢工向政府施压。在此背景下，美国统治集团掀起了对社会主义工人分子的镇压运动，先后发生了逮捕社会主义党领袖的伯杰案和申克―代伯斯案，揭开了“红色惊恐”的序幕。随后美国政府大批逮捕、驱逐美国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美国各州议会也制定新法律，限制言论自由，控制激进运动。由于共产主义是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所持有的主义也是从其基本的自由主义信仰和“美国例外论”引申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将导致自由世界的毁灭和自由的终结，美国只有保护和维持自己的自由社会，才能有力地对抗共产主义的吸引力。

4.多元主义影响下的政治决策体系

美国是移民国家，因此美国的文化中体现了强烈的多元主义。受其影响，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倡导“多元化”，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并且强调权力运作的公开性，要对“选民负责”。由于这种政治体制的存在，美国的对外决策也常常体现出“总统与国会之争"的局面。为了使政府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对外政策，不但社会的各阶层形成了影响国会的利益集团，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组织也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对美国国会的“院外游说”组织。而且美国法律允许外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活动。因此，美国的政治决策往往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另外，美国的政治决策也受到两党制和大选政治的影响。每次大选前后，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阶段。

(二)苏联的政治文化

1.历史上形成的民族不安全感与扩张主义

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扩张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自身地理环境和国家民族的危机感。历史上俄罗斯地理环境恶劣，极易受到外敌入侵，因此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这种恶劣的环境推动了其民族的扩张主义，以寻求更广阔的民族生存地带。在苏俄建立后，西方国家对其实施的封锁、遏制与孤立政策，更使其对国家安全格外重视。苏联之所以在二战前和德国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并强占波兰领土和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吸取了历史上俄罗斯受到拿破仑法国和威廉德国入侵的教训，建立战争缓冲区以保证国家安全。

2.社会主义思想

苏联是信奉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社会生产关系的公有制，并在价值观上信奉集体主义，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也是根本对立的。同时，苏联在成立后的国际战略目标就是输出革命，一战后到二战期间，苏联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肩负着“推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解放被压迫人民的重任”。而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和封锁，更坚定了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

3.集权体制与个人崇拜影响下的领袖决策

苏联在生产关系公有化的同时，国家权力也实现了高度集中化。同时，苏联的权力运作过程与美国相比，是秘密的和受到严密控制的。国家领导人掌握着国家的基本权力，而且是国家的精神领袖。列宁当政时期，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但他逝世后，个人崇拜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达到了高峰。而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就是斯大林实际上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如在20世纪30年代就爆发了斯大林排除异己的“大清洗”运动，大量干部群众惨遭迫害。这种集权体制反映在外交方面，就是斯大林拥有绝对的国家对外决策权，因此斯大林的性格、个人偏好和态度将直接决定苏联的对外政策走向。

三、两国政治文化冲突对冷战爆发的影响

关于两国政治文化对冷战爆发前两国的对外决策的影响，我想主要谈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美苏政治观念、认知和信仰差异影响两国各自对战后国家战略目标的界定。

战后美国不但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而且借助战争获得了巨额的财富。面对贫弱的西方盟友，美国俨然已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也使得美国将自己定为自由世界的捍卫者。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说：“世界上的所有民族，正处在不稳定之中，他们以热切的希望和极端恐惧的心情迎接未来，在迷惘之中，他们把美国看作前所未有的希望、力量和明智的领导。”“许多事件的发生，使美国民主有了新的影响和责任，使我们的勇气，对责任的奉献和自由观念面临新的考验。”［7］

同时，他也是一个坚定的主义者，如他在德国入侵苏联使曾这样说道：“虽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愿看到希特勒获胜，但如果希特勒正占着上风，我们就应该帮助俄国，如果俄国占着上风，我们就应该帮助德国，这样让它们尽量互相残杀。”而苏联成为当时惟一能与美国在国力上对抗的国家，共产主义也成为惟一对美国自由主义进行竞争的意识形态。因此，美国在二战结束初已将苏联定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一种敌视与警惕的态度。苏联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战争破坏，国力上弱于美国，因此也把美国看做是自身的强大对手，并把资本主义看成是和平的巨大威胁。如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对资本主义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表示要再搞三个甚至更多的五年计划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使苏联具有足以应付各种意外的保障［8］30。

其次是两国各自的政治决策体系和政治决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冷战的爆发。

当时西欧诸国的资本主义政府鉴于东欧各国相继被“赤化”，对社会主义苏联极其恐惧。它们一是利用它们在美国的大批后裔形成对美国国会的游说集团，促使美国加大对西欧各国政权的资助和保护，二是利用其后裔在大选中的作用，对总统施压，使其保持对苏联的强硬态度，这无疑会加剧美苏的对抗。而且1946年恰逢美国的中期选举，由于共和党取得了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的杜鲁门政府为获得国会支持，在对外政策中凸现出所谓民主制度对抗共产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诉求。这也激化了美苏两国的政治关系。从苏联来看，由于斯大林掌握着苏联的对外决策权，他的每一次演说都反映了苏联的下一步的对外政策，而他1946年2月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演讲，在美国看来，无疑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宣战。小约瑟夫・奈对美苏不能相互理解的原因有一个经典的描述，他说，在“美国看来，苏联就像是一个暗箱，美国领导人只能看到进出暗箱的东西，不知道暗箱里面发生的事”；而在苏联看来，“美国就像一个发出噪音的机器，它产生的背景声音太复杂了，让人很难听清真正的信号音。”［9］

最后是双方对对方政治文化传统的评价造成了两国决策层的一些“错误知觉”。“文化碰撞过程中存在着认识差距，并表明了这些差距在决策过程中的固化程度，以及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往往是在根本误解对手意图和动机的基础上做出决定的。”［10］

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当决策者用历史事件类比当今的事件时，从历史中学习这一现象最为明显。”“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形成知觉倾向”［11］。美国驻苏外交官乔治・凯南在1946年对苏评估报告中，从苏联的历史政治传统和民族心理及其历史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其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是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的产物，随着它同西方的接触，又增加了对西方的恐惧。苏联对外政策的动机，就是“同它竞争的国家进行殊死的斗争，绝不同敌手达成妥协或协议。”［8］47在这里，俄的扩张历史以及二战前苏联的扩张行为，显然对凯南报告有深刻的影响。同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传统使斯大林对其深怀警惕。二战中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美英没有及时兑现它对苏联许诺的租借援助物资的数量，以及未能按照罗斯福的承诺，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致使斯大林极为愤怒与失望，认为西方盟国对苏联并不忠实。因此，苏联在对外政策中对美国也不抱合作的希望，认为苏联的安全只能依靠自己，不能依靠西方的“善意或许诺"［1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苏联从历史经验中得出了应当通过领土变更和确保苏联的邻国对苏友好来谋求安全的结论，因此，当时苏联在东欧国家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防御目的，而不是要和美国进行大规模对抗，因为当时苏联的国力还是弱于美国。苏联更多的是想创造一种恢复本国经济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即使发展军备，也抱着对资本主义发动的战争进行被动应战的目的。而美国决策层在对其判断时，却把这种防御行为放大了，并把它视为苏联全球扩张的前奏。这种判断的后果就是导致美苏战略对抗的进一步加剧。

虽然美苏冷战的原因相当复杂，不能简单地断定政治文化差异一定会导致冷战的发生，但我们可以看到，两国不同的政治信仰与政治价值观念，不同的对外决策体制以及两国对对方政治文化的认识，或多或少对冷战爆发起到了催化作用。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政治文化沟通对妥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意义。美苏在冷战期间的多次首脑会晤和外交对话，对两国了解对方的政治意图和国家战略，进一步加深对各自政治文化的认识，减少外交摩擦与冷战的缓和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59年赫鲁晓夫出访美国并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了戴维营会谈，双方就德国统一、柏林的地位、裁减军备、美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谈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首脑的首次会谈，虽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使紧张的柏林局势得以缓和，美苏关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

参考文献：

[HT5”SS]［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1987：29.

［2］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J］.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Fall 2002.

［3］朱迪斯・戈尔茨坦，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

［4］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30.

［5］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

［6］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7］王帆.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辞鉴赏［M］.北京：北京人事出版社，1996.

［8］牛军.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88.

［10］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189.

［11］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23-227.

［12］时殷弘.美苏从合作到冷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