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瞿秋白与鲁迅\冯雪峰

摘要：瞿秋白与鲁迅、与冯雪峰的关系，前人已经谈过不少，根据现今已有的史料，可以在对史料进一步梳理的基础上-对他们三人历史联系的微妙之处进一步作出更深层次的揭示。瞿秋白与鲁迅、冯雪峰三人之间，因其各自的人格体气、目光胸怀与哲学世界观，铸成了各自不同的独特命运。

关键词：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左联；历史联系；人物命运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1－0071－10

2006年8月，我访问浙江义乌神坛村的冯雪峰故居，应邀题了四个字“功埒鲁瞿”。后来听说他们做成了一块匾，似乎很认可这四个字的历史文化含义。我们并不奢望学界普遍有这样的认识或预期，特别是对冯雪峰持这样高的评价。这块歌功颂德的匾在被广泛认定以前，历史诠释的不同意见还须充分评估，还需得到学术界的精神、气度、整体文化氛围的支持，并不仅仅靠研究圈内一翼的主观愿望刻意引导。鲁迅、瞿秋白两人的功绩与名望问题比较简单，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主席台上就并列挂起了鲁、瞿的大幅画像，展示了新中国政权最高当局对文学艺术领域最高领袖的认可或选择。这个新中国最初的认可或选择，到了新时期“拨乱反正”的历史大手笔下又一次被确认，茅盾在1979年11月的一首七言绝句中有两句：“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这是茅盾漫长的一生中在“左翼文台”几十年后几乎是最后时刻的体悟与心声，相信从30年代那个特定时期过来的当事人和相关者都不会误读。1979年底的茅盾当然不会提及早在三年前逝世的冯雪峰――冯雪峰的“问题”远没有到完全解决的时候，这时候连茅盾自己的“问题”特别是政治身份问题都还没有最后解决。但“瞿霜鲁迅”“两领导”的问题已经完全可以放在政治台面上来确定了。――于是我们这里也来谈一谈走进历史的冯雪峰，来谈一谈冯雪峰与瞿秋白、与鲁迅的历史联系，看看他的“功埒鲁瞿”在怎样一个文化设计中建构起来，又是在怎样一个历史层面上被认可的。

我写此文的动机主要在越出文艺路线史的历史纠葛，淡谈瞿秋白与冯雪峰，谈这个话题当然又绕不过鲁迅，但瞿秋白与鲁迅的话题前人已经谈过很多，大可不必再去摘抄传记文献的流水细节来证成鲁、瞿的历史功绩与伟大友谊，我更有兴趣的是从冯雪峰与瞿秋白各自的历史悲剧中来发现一些历史叙述与是非评估中似是而非的章法与潦草僵硬的逻辑。历史的阐释和诠注如何更切近人心的理性认知?文艺的审美解析和辩证，如何更传导和引导出性情率真的感会?――鲁迅、瞿秋白与冯雪峰，三个人构筑的特定圈子正是一方30年代中国左翼文坛的袖珍世界，大抵可支撑起这个圈子的人物谱系，以及这些人物出入圈子内外的历史命运。以往的经验显示出我们的幼稚与轻信，但到了今天物换星移，我们都不再会有过多的误解与曲解。如果我们见到的、引用的史料真实无误，我们的收获会是正确的。如果说其中包含了教训，那也会是十分深刻的――因为鲁迅、瞿秋白与冯雪峰的那个“世界”曾建构了我们的昨天，而且持续影响着我们的今天，说不定其中一些微妙的经验还会传导和暗中规范我们的明天。

一

先说瞿秋白与鲁迅。

瞿秋白与鲁迅肯定是降临在中国30年代左翼文坛的异常天数，事实上正是照耀在那个中国左翼文坛的两颗太阳，为之提供了热量与光明。――这个历史命运的启示他们俩生前虽有预感但都有过怀疑，而最终的接受则是欣然默认的。瞿秋白于1932年12月7日――大概是两人第一次见面之后――书赠鲁迅一首旧体七绝：“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并且附了几句话：“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两人刚刚认识，瞿秋白就“录呈”这首在“青年时代”抱着“忏悔的贵族”心态创作的小诗送给鲁迅先生，并且自认“此种颓唐气息”已经“恍如隔世”。他为什么不直接用左翼文艺的流行话语来首开对话呢?也可以用左翼最心仪的苏俄文学为开谈的话题，要知道这时的瞿秋白刚为《铁流》译出了G・涅拉陀夫的“序”《题(十月的艺术家)》，而鲁迅译的《毁灭》刚刚问世――他俩已经就《毁灭》的译笔交流过了意见，似乎瞿秋白对鲁译尚存一些不满――看来他们都无意于这个话题，而把精神领域最关注的焦点，放在了遥远的凄惘的实际上已经被他们公开宣布完全抛弃了的“忏悔的贵族”的不健康的颓唐情绪中去。沽酒、折花、踏雪、醉眠，长安问新市，江南忆旧梦――共同的精神王国已经崩塌，心境的图像“恍如隔世”，文字与审美的惺惺相惜则是两头生成，寸草成茵。两人在精神王国徜徉了一年后，大限到来，人事走到了尽头，执手咽噎，鲁迅录呈了两句中国古人的话回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形式语态是古意盎然的，而且更切近中国明清文人的酸味文字：上书“疑冰道兄属”，下款“洛文录何瓦琴句”。“疑冰”是瞿秋白的代号，与何苦、维宁、易嘉、“林先生”等许多符号一样。“洛文”是鲁迅的笔名，他们往来都用笔名或代号，瞿秋白赠鲁迅的那首七绝，署的也是瞿秋白的另一代号“魏凝”。清嘉庆年间钱塘诗人“何瓦琴”(何溱)的这两句话被鲁迅摘来，作为他题赠瞿秋白的话，意义当然是非凡的，而且对于鲁迅阅人之众来说，确实又是极罕见的――惺惺相惜，似已不足道尽其间友谊的厚度。鲁迅当然是有眼力的，历史大都是不可挪移的选择――我们至少在这里可以开始定位鲁、瞿在左翼文坛的地位与影响。

“鲁迅与瞿秋白，”这个题目特别是两人的交往经历和战斗友谊被无数人研究过，应该说研究得很彻底了，两个人各自的“传记”中又有更详细、更精致、更历史、更辩证的叙述与考查，我实在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做些重复传抄的工作，――辨伪、正谬、订正史料的工作也已被前贤做完。我这里只想选取两个方面做一点“谈谈”的文章。――因为这两方面的许多细节，长期以来未被重视或者说形成的结论也羼杂进了善意的谬误或者说被误解曲解了：一是关于“翻译”问题的争议，二是关于彼此杂文的评价与认识。其间或有审美感觉的微妙分歧，或有历史认知的经验差异，甚或有哲学旨趣和行止选择在时代大文化结构中折射出来的不同的光谱色彩。

瞿秋白与鲁迅初相交时，两人尚未见面就直接面对了一个因为匆忙实践而潜伏了许多争议的话题――翻译。1931年鲁迅翻译的《毁灭》出版，瞿秋白写信给鲁迅谈《毁灭》的翻译问题，介入了文艺翻译问题的讨论和争论。瞿秋白认为苏俄新文艺的翻译是左翼文坛上的一宗正大事业，他有责任发言，有责任表态与评判，这不仅因为苏俄文学的翻译与现代中国左翼文艺建设应该紧密联系，而且必须与普洛大众的阶级革命统一起来，宏观地把中国文化的根本改造与新时代的阶级文明构建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正是他本人发挥俄语天赋、驰骋才情、抒发胸臆的大好时机――随着瞿秋白对鲁迅、对《毁灭》的翻译直接发表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两人对文艺翻译审美即有关翻译的认识、判断、理解与要求的争议，进而在文学革命使命和文化革命思路上的见解与追求上的分歧，也摆上了桌面。

瞿秋白尽管对鲁迅怀有敬仰，但他给鲁迅的信却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矜持高傲、昂藏大气的言谈格调――瞿秋白在文艺翻译问题上一出场就气贯长虹，咄咄逼人。信中瞿秋白表示鲁迅译《毁灭》的出版包括曹靖华译《铁流》的出版，是普洛文艺事业的一个胜利，“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这是中国普洛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说话姿态昂扬，颇似将军对“战士”的赞扬与鼓励。他表态说，这种新俄文艺的翻译事业应进一步发展，“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而且努力变成“团体的”即无产阶级集体的自觉行动。但是瞿秋白对《毁灭》的译文或者说鲁迅的译笔提出了不少意见，并且十分具体，仅序中引用原文的问题就有9处，他自己都一一作了改译，从语法修辞上纠正鲁迅的错误。其中有的涉及鲁迅的基本理念，如有一条瞿秋白认为鲁迅译笔“用了中国文言的文法”――这是瞿秋白深为不满的，还有的涉及鲁迅对原文精神的理解和字句的斟酌与锤炼。例如对于《毁灭》主题、对单个的“人”或者说“新人”的诞生与出现的重视，而鲁迅把单数的“人”译成了复数的“人类”。瞿秋白的批评有点像老师批评学生的口气，接下来瞿秋白高度强调翻译文学的“顺”的观念，涉及翻译的原则与效用。但鲁迅――不知为何――对“顺”的原则十分反感，他的回应大抵有两条：一条是“宁信而不顺”，另一条是翻译时可以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瞿秋白认为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犯了“提出问题方法上的错误”。――鲁迅与瞿秋白在“顺”与“信”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有过几个来回，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鲁迅坚持“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他多次痛斥“信而不顺”的动机荒谬与误人欺世，《几条“顺”的翻译》、《再来一条“顺”的翻译》、《风马牛》等文章，就是刻意显露对“顺”的译法的强硬否定态度。他坚持“宁信而不顺”，坚持硬译、直译，有他独有的美学立场与批判视角，更有对创作感性经验的信赖。瞿秋白则反复展开理论上耐心的论辩，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强调他的“顺”――“口头上能够流利地说得出来”的基本原则。另外，瞿秋白还对鲁迅关于翻译作品的读者须从文化程度上分等级的意见、鲁迅的关于中国的文或话“输入新的表现法”的建议，均持否定看法。总的看来，两位大家――尤其是在翻译问题上充满自信而又有丰富经验的大家――很难互相说服――争论有过几个来回，但彼此并不因此伤和气和感情，而且他们还有在翻译问题上的共同敌人――如“赵景深老爷”。不过有时瞿秋白话说急了，批评鲁迅时也会冒出“无形之中和赵老爷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去了”的话。冷静下来，瞿秋白也深知自己的长短，比如他发信批评鲁迅《毁灭》译笔的同时，不忘表态说：“所以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的‘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样的“亲密的人”之间的“亲密”还表现在彼此坦率地说话、批评，尤其是从事文艺批评的场合。不过鲁迅对瞿秋白的译笔大体还是从心底里敬佩的，无论是建议瞿秋白译《铁流》涅拉陀夫的序，还是建议编选《海上述林》时先选用瞿秋白的翻译文章都可以看出。最有意思的则是鲁迅在瞿秋白逝世后出版《海上述林》上卷时说的几句话：“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他坚持用了“信”，并调和了“达”，做到了两个标准的协谐与融合。

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历来被认为是对鲁迅杂感评价最准确、最雄辩也是最权威的定论。特别是文章中关于鲁迅思想与世界观的发展演变的论述，所谓“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倾向性及历史价值的揭示，以及鲁迅杂文四点最显著的思想特色的精辟概括。但瞿秋白出于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还是对鲁迅思想中最核心的两条提出了婉转的批评：一是解放个性与思想自由。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严重问题是：群众落后怎么办?革命的愚民政策持有者认为・等编练了革命军队来替他们革命，而革命成功之后还不能给民众自由，而要实施长时间的“训政”。鲁迅则认为，正因为民众落后，所以更要解放个性，更要思想自由。瞿秋白站在列宁主义的高度，指出鲁迅的立场“不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的历史积淀或可以看作是中国革命方向、中国人的灵魂解救和精神自由以及中国文化的复兴蓝图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积“五四”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学理论争，仍是治丝益棼，莫知经纬。――瞿秋白对鲁迅意见的判断大抵是这一论战格局的源头之一。尽管鲁迅声称非常“孤独和寂寞”，他的灵魂的痛苦是真实感觉到的，这正是他的大量杂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也是他杂感创作的一个主要的催逼的动力。――但瞿秋白断定“鲁迅其实并不孤独”，这当然也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空前高涨时期“精神界战士”前仆后继的理论高度，站上了这个高度，瞿秋白时时要提醒鲁迅“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即转变发展到无产阶级组织形态的规范管辖之下，也正是看重了这种组织形态的规范和民主主义个性主义的弱点，瞿秋自在理论大节上悄悄调和了创造社、太阳社这两个组织与鲁迅在1928年开始的争论与敌对，他认为这两个组织形态的左翼文艺团体“是有客观上的革命意义的”。当然鲁迅也未错，大半牵扯到“私人”的态度、年纪、气量，以至于酒量，最多只是文人小集团主义、关门主义思想的作怪。瞿秋白的“劝架”或者说事后的“说理”明显有偏心，他的裁判对鲁迅是不公的，而且，他故意在编选时淘汰了《“醉意”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鲁迅重量级的出拳。鲁迅这样的早期革命作家又大多具有“怀疑群众的倾向”，这自然缘于民主主义、个性主义的过分张扬，以及对组织形态积聚力量的藐视和思想自由、启蒙使命的哲学发酵。瞿秋白指责说：“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鲁迅的失望和悲观当然不是只感觉了“一时”的，这个悲观与失望几乎持续了终身，愈老愈烈，愈积愈沉重，愈僵硬，愈无法解脱。这里面他对个人力量的估价也是起伏不定屡有波折的。――我们可以看到瞿秋白往往站在列宁主义的高度来看待和评价鲁迅的思想，鲁迅当然看到了――凭他的阅世深度和对人性的理解推测――所谓“群众”革命成功之后的必然表现，比如革命后阿Q在未庄的行为姿态。正因为鲁迅深知“背后隐藏的革命价值”，他实在不敢让阿Q真正成功掌权，还不如在大家都未十分明白过来之前，也是在阿Q革命价值充分体现之前拉出去枪毙了。――这或许是鲁、瞿两人对待革命、对待群众、对待国民劣根性、对待个性主义和思想自由的根本分歧所在。当然，等到瞿秋白在长汀囚室里感觉到这一切的哲学困境和自己

的心灵扭曲时，他求解放、求解脱、求解析的冲动更强烈百倍，逆反出的思想光芒更灼人。――瞿秋白希望鲁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鲁迅则认为，这一步他是无论如何不敢再进了。

瞿秋白对鲁迅的期望是普洛革命大目标、大策略、大方针的要求。对他的“杂感”的评估和批评也遵循了这个标准，而鲁迅对瞿秋白“杂感”的评价，则更多、更直接、更本原地站在知识论与文艺审美的立场。冯雪峰的《回忆鲁迅》曾记下了鲁迅评价瞿秋白杂感的话，他认为：秋白的杂文，尖锐、明白、晓畅、有才华，但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即一览无余。――几乎全是关乎文章本身的审美风格与艺术感觉的评估――没有思想性的高下或正确与否，没有理论深刻性、洞察力和政治敏感度够或不够。鲁迅特别点明的是“少含蓄”，“第二遍读即一览无余”。――瞿秋白对杂文的本质理解是“战斗的阜利通”，追求的正是思想性的正确与战斗的倾向性及意识形态的立场，措词尖锐，行文痛快，所谓一览无余，往往一挥而就，殊少修辞润饰与字斟句酌。――鲁迅对瞿秋白的杂感的评价有眼光，有艺术判断力，表明了他与瞿秋白的杂文观是有很大区别的。鲁迅杂文更多体现其思想上的深刻性，有才情，讲究含蓄与文字上的锤炼，当然也十分注重知识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瞿秋白的杂文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曾经与鲁迅的杂文捆绑在一起，并编人各自的“文集”。但稍一细读，作为文章修辞自身的差异和知识风格的追求，其不同还是十分明显的，一望而可知。鲁迅对瞿秋白杂文的风格气象显然有所保留，更没有太高评估瞿秋白编辑他的杂感选集的思想文化动机。

瞿秋白对鲁迅文学成就的评价没有涉及他的小说――尤其是“五四”前后那些蕴含着启蒙的思想光华与民主主义个性主义、关乎精神自由灵魂解放主题的小说。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谈到鲁迅时，用词有过斟酌。瞿秋白把中国文坛分为三个城池(因为学阀霸占的缘故)：第一个城池中只有勉强认得千把字的“愚民”，这个文坛上称霸的是《西游》、《封神》、“几侠几义”；第二个城池称王称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包天笑等大家，他们不懂欧化文和上古文，只知道黑幕、侠义、艳情、宫闱；第三个城池里，方才有懂得欧化文的“新人”，托尔斯泰、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都在这个城池里，“鲁迅等等”也归在这个城池里与外国大家齐名。瞿秋白认为中国真正代表光明、代表进步、代表未来的文学(他称之为“大反动文学”)只有在这个第三城池里才有。高高的城墙，将这些“大学阀”与广大民众隔绝，“他们离着下等愚民远着呢”。――鲁迅固然代表着中国新文学的方向，但“离着下等愚民远着呢”，几乎与广大民众隔绝。瞿秋白并不认为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会打动中国民众，能与中国百姓喜怒在一起(他提到《狂人日记》时固然也称“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但又不忘说这部小说“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他认为“鲁迅等等”依旧是“学阀”，他们要在中国新文化中发生作用几率渺茫。尽管瞿秋白也发出了学鲁迅的号召：“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向鲁迅学习的是他战斗的杂感，而不是他的启迪人心灵的小说与文学!至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提醒和鼓励世人“可以再读一读《阿Q正传》”，那时他已经抛弃了他对马列主义文艺观宣传和阐释的责任与兴趣，颠覆了他在文艺见解上的原有左翼激进立场，与《多余的话》里其他的话一样，听起来就不必太当真了――但实际上则句句是真话，是发乎心底的声音。一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左翼文艺、普罗大众的文学事业特别是其中战斗的一翼，正是被描述为在学习鲁迅的口号下紧跟着鲁迅奋勇前进的。但我们周围也时常会听到“鲁迅杂感的时代已经过去”的声音，鲁迅杂感的方法不宜乱用，不能用来对待人民的事业的教诲与训诫。――瞿秋白本人有幸与鲁迅并列着，也即“同着他前进”了一阵，很快就被无情的历史车轮抛下，甚至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走到了历史的反面。

二

现在我们再来说瞿秋白与冯雪峰。

瞿秋白与冯雪峰的话题，从事中国左翼文艺发展史的研究者们曾发表过不少的文章，相关人物也有许多回忆录，现有的史料也几乎搜罗殆尽。瞿秋白与冯雪峰的关系南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与基调，也引导出不同的结论与判断。1931年5月他们初次见面到1934年lO月长征前，在他们或许有过的分手告别中，有几件事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异口同声赞叹不绝的：一是瞿、冯交往的历史线索中一些闪光的过程，如谢澹如的侠义真情，南市紫霞路68号的美好回忆，如南京路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楼上的短暂比邻经历等；二是关于“左联”时期的愉快合作；三是解放后冯雪峰尽最大努力，抢时间、争速度出版瞿秋白的遗著，以慰先行者亡灵。

冯雪峰作为中国现代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出版家，他的历史定性是清楚的。他1921年加入晨光社，1922年组织“湖畔诗社”出版诗集《湖畔》、《春的歌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 928年结识鲁迅并在太阳社、创造社的围攻中坚定站在鲁迅一边，终身成为鲁迅最可靠的战友。1931年结识瞿秋白，在随后的“左联”党团领导乃至“文委”领导岗位上与瞿秋白共同战斗。1933年底潜回江西苏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6年4月又被派回上海等。这些早已载人史册，无须赘述。

1936年4月冯雪峰被派回上海，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到1943年从上饶集中营解救出狱奔赴重庆，这里的历史图像出现了许多模糊的谜团，他的言行轨迹发生了一些偏差，文化立场也引起了许多争议，不仅脱党，更加上他从被捕到出狱的线索和细节。纠缠了他的后半生，直接影响到他解放后的政审与任用。他与鲁迅的关系、与胡风的关系、与周扬等的关系以及那场绵延了30余年的两个口号之争又缠住了冯雪峰的心灵，严重地影响了他对文艺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后，他的历史清楚，主要有两个职务：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作协副主席兼《文艺报》主编。l954年因《红楼梦》事件受到批判，《文艺报》主编被解职；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更严厉的批判，1958年3月被划为“骨干分子”②。――直至1976年1月，终因饱经磨难，不幸逝世。――冯雪峰与瞿秋白的交往集中在1931年5月至1933年底之间。这期间冯雪峰不仅是“左联”的负责人，更是瞿秋白与“左联”、与鲁迅乃至与上海党组织联系的牵线人。――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瞿秋白当时究竟是不是“左联”的领导?如果是，他与冯雪峰这个挂名的领导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工作联系状态?

上溯到“左联”成立之初，各项纲领决议并不重视“作家”这个主体身份的认知，不重视“作家”的文艺创作，只对“左翼”的政治定性有严格的要求，经常有飞行集会、街头示威游行等活动安排。“左联”的“八月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对成员的要求更严格，关门主义、盲动冒险使“左联”往往处于孤立的危境，难怪当时的郁达夫――第一个在中国文艺界提出“阶级斗争”这个名词的著名作家――忍不住喊出了“我是作家，不是战士!”的呼喊。随着瞿秋白的出场，鲁迅、冯雪峰、茅盾、丁玲等都开始怀有希望，正是在瞿秋白的直接建议与指导之下，左联执委会通过

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即“十一月决议”，决议由冯雪峰起草，瞿秋白的意见占了主流。这个决议虽然仍有一些“左”的强硬要求，如关于文学创作题材的五条规定等，但开始放开“左翼作家”的创作活动，“左联”掌控的刊物一时也十分活跃。

瞿秋白可以在冯雪峰、鲁迅、茅盾等“左联”骨干的支持甚至拥戴下成为“左联”组织的精神领袖，但他绝不是组织意义上的真正的领导，他领导的只是左翼文艺的纲领。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表述。正如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所说：“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的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他又婉转地表示瞿秋白在“左联”期间“比较直接地领导我们的工作”。――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对于瞿秋白的批判与否定是很彻底的，反对所谓“斯特拉霍夫”调和路线的斗争火药味很浓，党内政治上瞿秋白再也没有翻身。王明的党当然不会让犯有严重政治路线错误的瞿秋白正式出任党的文艺工作领导。“左联”在组织上受“文委”的统辖，冯雪峰是有职有权的，他当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还兼管着“文委”的领导，这位有职有权的“文委”领导兼“左联”党团书记愿意搬出瞿秋白来做“顾问”，做“指导”，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特意去反对，而且瞿秋白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对苏俄经典与传统中国文艺的熟悉程度确实又是无人可及的。他与鲁迅、茅盾等党外左派人士谈文艺是心情放松的，是平易近人的，即便是对钱杏、蒋光慈等人的某些批评也是令人口服心服的。他与冯雪峰更是心灵契合，无话不谈，――他的党内资格、学识水平与文化品格决定了他在“左联”内部普遍受人尊敬与爱戴。

解放后，冯雪峰一度是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重要领导，而他真正在中国文艺界发生了影响的职位，大概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直到今天，这家出版社在成立50周年的庆典上，还骄傲地追忆和强调的，也正是其首任领导――冯雪峰。当年为“四条汉子”的历史冤枉大吐苦水的夏衍，曾经有过一句十分有名的问话：你们想一想，为什么冯雪峰一个党的参加过长征的高级干部解放后只安排了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那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出版事业管理局管辖，再上面才是文化部、。

不过，冯雪峰似乎没有太关注官职的大小――一开始他是坚决推辞不干的――他确实利用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岗位的便利，做了两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不仅是为他个人的历史欠账，而且也是为了朋友亡灵的遗愿。《瞿秋白文集》8卷本于1954年出齐，10卷本《鲁迅全集》和10卷本《鲁迅译文集》于1958年出版，无疑是50年代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即当年的左翼普罗文学)出版史上划时代的大手笔。当然亦有遗憾，遗憾的是党中央――有意打乱了冯雪峰出版瞿秋白遗著的规划，他只同意出版瞿秋白的文学类著述，而不同意出版他的政治类著述。显然瞿秋白政治路线上犯的错误即便在瞿秋白烈士声名如日中天的时代，亦并未真正放手过，他在1950年12月31日的题辞中，说瞿秋白“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也只是指瞿秋白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著述。

1951－1952年间，冯雪峰感念旧友之情升腾之际，还完成并出版了《回忆鲁迅》，但这本书并没有被看好，据胡乔木回忆，明确说：“这本书水分太多了，实在的东西不多。”――大概冯雪峰自己也感觉不很满意，于是作了一番大修改，于1956年底重版。――这时已是他灾厄降临的前夜了。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冯雪峰的《回忆鲁迅》并未涉及要害，口气也是轻描淡写的，似乎随意发表了一点关于这册书本身的写作技术至多是文艺审美方面的批评意见，好像没有太多责备的意思。而且胡乔木的旧事回忆同时还提到了关于冯雪峰“文章”写法的批评：“冯雪峰在青年时候写的《湖畔》，最初的版本不是写得非常好吗?为什么现在写的文章这么别别扭扭?写《湖畔》那时的精神到什么地方去了?”。据可靠的历史回忆，在1925年读到冯雪峰的《湖畔》时，十分赞赏，还专门从广州写信给当时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冯雪峰，邀他到南方来共赴革命。冯雪峰当时没有答应。但《湖畔》的情结看来是存留了下来，深入了的记忆。而在冯雪峰的记忆中，的诗词则充溢着“山大王”的气势。――50年代初仅仅是从文章技法和艺术审美上责备冯雪峰无足惊讶，但是他当时已决定在政治上抛弃冯雪峰。(冯雪峰的文章写得“别别扭扭”真的惹起了的嫌憎，甚至气愤，还带出了政治上的严重后果?)――1954年的《文艺报》在《红楼梦》评论事件上，在相关的批冯环节一而再、再而二三地尖锐指出，冯“嗅觉很灵”，“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指责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并亲自为批判冯雪峰设计了切人的角度，他在批判提纲上“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一句话下面画了一道粗线，指示“应以此句去批判冯雪峰”。有意思的还有1954年12月将冯雪峰的《火狱》、《三月五晨》、《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等一批文艺寓言批示给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人“阅读”：“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又同时批示给党内大秀才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一阅”。但他没有点明他自己的喜恶的态度，似乎“一阅”的那些人也没有明确的反响。事实上，后来周扬等人在批《火狱》时也远未点到要害，显得“别别扭扭”。林默涵的回忆中说到1957年批冯雪峰时向汇报，冯雪峰心里很痛苦，而明白表示：“我就是要他痛苦。”1957年之后，冯雪峰陷人了更深重的痛苦之中。

对冯雪峰前后态度的转变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谜。――如果没有态度转变这个因素参与，冯雪峰的命运与历史无疑会改写。但是的态度转变真是冯雪峰的文章变得“这么别别扭扭”的缘故吗?当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冯雪峰的历史问题，即他所谓自行脱党“不告而行”这一原因。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七七”事变后冯雪峰对以博古为主要代表的中央代表团到南京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方针的不理解与难接受，结果闹翻了。用冯雪峰自己的话来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这里的“投降”与1936年上半年他对国防文学口号性质的判断，思想根源上似乎是有关联的――他认为博古错了，“我再也不干了”，一赌气，耍脾气跑到老家义乌南乡神坛村隐居写起小说来了。如果历史在这里(1937年10月下旬)戛然而止，没有1941年的被捕，没有党的营救保释出狱(据说这正是的主意)。那么冯的历史该如何书写?据史料记载，他“不告而行”前给他的领导潘汉年留了一封信，信中比较要紧的有四条，大意是：一，身体不好，要求到乡下去休息二三个月；二，将来有患难时，仍挺身而出；三，请党对他这类分子不当作干部看，所以他离开工作没有关系；四，对组织有些意见，不愿再说，“以保存自己的清白和整个大局”。这封信据载是冯雪峰留给潘汉年请他“转向、申请”。这

封信无疑当时会留给极坏的印象，事后也想弄明白冯雪峰真实的意思，并设法给冯雪峰的“清白”作出解释。――对这类问题是十分敏感的，也是耿耿于怀的，我想也应是冯雪峰在50年代厄运不断的根本原因，难怪夏衍提醒人们想一想为什么冯雪峰他一个长征干部，解放后只任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冯雪峰的政治历史的空白留给人的猜测太多。

也正是在冯雪峰被打成“分子”的同时，1958年经的确认，相信了瞿秋白《多余的话》不是的伪造，而的确是出自瞿秋白的手笔。――以前有人向延安兜售瞿秋白的“自白”，延安坚决不信，当然也不买。这时至少相信了，而且他要让全党都相信。就在当年怀仁堂的一次气氛轻松的会议上，突然提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又把瞿秋白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并列在一起，当时听会的杨之华一时惊恐万状，忧心忡忡。而三年前即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刚刚从福建长汀移来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隆重安葬。在党内高层还明确说：“《多余的话》令我不忍卒读，以后不要再宣传瞿秋白了，多宣传。”――这时的已将瞿秋白看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他从瞿秋白联想到了太平天国的后期领袖李秀成，想起了李秀成被捕后的“自述”。他决定批判李秀成，批判叛徒哲学，1963年戚本禹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公开发表。――瞿秋白事实上在“”前几年就被打入了冷宫，贴上了“叛徒”的标签，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早几年已经扫人历史垃圾堆的冯雪峰则是惊吓一波接一波，特别是“四条汉子”的揪出并被打倒，许广平怒斥周扬――以前她指斥被冯雪峰“大骗子”骗了，现在轮到说她被“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骗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又被捧为革命经典，看作鲁迅的火眼金睛，“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又成为在新文学史界响彻云霄的正确的革命口号――而冯雪峰几乎被认作是这条口号的创制者，是坚定地站在革命文艺路线及鲁迅阶级路线一边的。但冯雪峰终于没有被甄别、被、被正确路线解放出来，光荣地进入配享鲁迅的殿堂。――他活着，只是作为一个“证人”，而不是一个战士。

这里还可以说明一点的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发生与初创正与瞿秋白有关，当然亦与冯雪峰有关。据冯雪峰在“”期间被审查和调查时撰写的交待材料《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其中有一段重要史实的叙述，场景是上海虹口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家中，冯雪峰与胡风的谈话说：

谈到“国防文学”口号，胡风说，很多人不赞成，鲁迅也反对。我说，鲁迅反对，我已知道，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可以再提一个有明白立场的左翼文学的口号。胡风说，“一二八”时瞿秋白和你(指我)都写过文章，提过民族革命战争文学，可否就提“民族革命战争文学”。我说，无需从“一二八”时找根据，那时写的文章都有错误，现在应该根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来提。接着，我又说，“民族革命战争”这个名词已经有阶级立场，如果再加上“大众文学”，则立场就更加鲜明，这可以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提出。胡风表示同意，却认为字句太长一点。我和他当即到二楼同鲁迅商量，鲁迅认为新提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并说“大众”两字很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长一点也没什么。――于是，胡风临走时就说，他去写一篇文章提出去，鲁迅表示同意，我也同意。

这一段话十分紧要，不仅点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条口号商量出笼的经过，而且还明确了创意是谁的，谁提出来，谁“提出去”，谁又最后同意拍板敲定的。――“鲁迅表示同意”，代表左翼文学大旗旗手或者说统帅同意拍板；“我也同意”，则表明作为陕北中央的党代表冯雪峰最后同意认可――胡风在这里只是经办人或者执行人的身份――当然他也参与了决策，并且第一个“写一篇文章提出去”。这篇文章即是《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在1936年6月1日《文学丛报》上。更重要的是胡风点出来这个口号的最初创意所自：瞿秋白与冯雪峰在“一二八”时期写的文章和曾经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其实瞿秋白早在“九一八”时期就提出了“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口号，他在《文学导报》第5期发表的《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文，就曾号召在“民族的革命战争”旗帜下的“向着大众”去的文学――已经把这口号点全了。“一二八”期间，瞿秋白又写了《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一文，其中说：“我们大家都要赞助以至于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是，同时必须反对压制和出卖‘革命的民族战争’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这也就是中国革命普罗文学应当采取的态度。”――这一段话把这条口号产生的时代必然性与鲜明的阶级性、阶级立场与诉求全面正确地表示出来了。而且它的思想基础恰恰应和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基本路线与文艺问题上路线斗争的基本认识。这篇文章最后一段话更有力度、更有深度，也更正确地用来解释四年后那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迫切的任务了。――要创造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能够懂得的文艺――劳动民众和兵士现在需要自己的战争文学。”这段话的实质是，中国新阶段的大众革命文学“一定要赞助这种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并且反对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于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追溯到源头瞿秋白身上，因为瞿秋白阐释得最早也最完整(冯雪峰到1936年还疑心自己“一二八”时写的文章“有错误”)，不仪深深与鲁迅内心合拍，而且长久地影响着胡风这样的敏锐留心时事又积极奔走文艺论坛的理论家。因此当历史的场景稍一转动，胡风、冯雪峰、鲁迅便想到了当年瞿秋白讲过的话、写过的文章、提过的口号。――鲁迅还说：“‘大众’两字很有必要，作为口号也不算太长。”真是统帅的眼光与胸襟，骨子里透出的真就是瞿秋白思想。而这里的瞿秋白思想以阶级性为骨子、为核心，大抵正是“”爆发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在文艺路线上的政治认识明显地与瞿、鲁、冯甚至胡风一脉相承。

三

“机关布景，大转舞台”，20年间风水流转，前人的印迹已经模糊了。胡风、冯雪峰排队认领验收自己的命运安排，老老实实写检查、写交待、写材料、写认罪书，谁都不敢再发“三十年代文化人的脾气”，党的组织也真的“对他这类分子不当作干部看了”――这便是冯雪峰当年向党要求“保存自己的清白”的历史成果。瞿秋白死在的屠刀之下，但灵魂仍受污辱与践踏，被鞭笞、批判了几乎20年，称赞瞿秋白“坚持了英雄的立场”的题辞被人悄悄地藏匿起来，秘不示人。而这2０年间、30年间、40年间乃至今天他的130周年诞辰之际，鲁迅依然是一尊神，端坐在神龛里或屹立在云端上，尽管不时有人寻衅，作些不自量力的挑战，实际上产生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摇撼不了他的尊荣地位。――鲁迅即便下了云端，从神还原成人，也还是一个伟人、一个巨人，他的作品放在这里，他的崇拜者一茬接一茬，他遗留下来的文字足够征服与他同一文化时区成长起来并怀有相似文化理性的一代人。瞿秋白、冯雪峰80年代终于恢复名誉，过起了名人的生活，当然只是思想文化圈子里的名分。他们几乎没有崇拜者、追随者，也没有名分上的学生，只有现代文史圈里的有心人才会细细摩挲他们的墓石，披阅他们的诗文，揣摩他们当年慷慨争辩、激扬文字时的意气与神态，努力寻觅历史的诡秘线索与心灵的震荡痕迹。――瞿秋白，已经没有人再称他为“烈士”了，但大多数人仍认他为“同志”，他在那个艰难的时代没有坚持“英雄”的立场，但却坚持了一颗真诚无伪的心、一个坦白坦荡的灵魂，铸就了一篇光华万丈的大写的“人”的自白。读着他的文字，又岂止是恍若隔世!冯雪峰，他生在一个叫“神坛”的村子，却一辈子与“神坛”无缘，如今即便“神坛”村他的故居里镶上了一块“功埒鲁瞿”的匾，似乎也改变不了对他的历史评价，抬升不了他的文化地位。他原是个脾气暴烈的人，但“犯错误”后，早已没有了脾气，他终于明白了耍脾气不仅要讲资格身份，而且还要看时间条件。――但是我又在想，倘若他熬过了1 976年，再活八年十年，他在文艺问题、文艺争论、文艺创新甚至拨乱反正后的文艺人事上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与胡风、与周扬、与丁玲、与茅盾又会生出怎样的波澜呢?

瞿秋白、鲁迅、冯雪峰三个人之间的历史联系彼此契合，已经成了一门心灵形态或者说学术研究的课题，他们之间吹出的一点异动的风声，出露一点史料的蛛丝马迹都会有人警觉地认真思考、敏锐对比，找出历史的坐标，翻新文化的阐释。我的这一篇小文章，顶多也只是寄托一点点自己怀旧的伤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