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的最后一任妻子

胡友松一个人静静地生活在北京东郊一幢年代已久的居民楼里。三间屋子，有两间朝南，阳光无遮无挡地照进来，一张陈旧的三屉桌成为我们交谈的地方。她摸出一把钥匙，打开其中一个抽屉的锁，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封皮有些发黄的笔记本。其实，如烟的往事，是一个笔记本难以承载的……

孤雁南飞，要为故人看活人

胡友松是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胡蝶的女儿，1939年出生于南京，由于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随母亲姓；如果原籍也随母亲的话，她应该是广东鹤山人。

胡蝶1989年4月23日病逝于加拿大的温哥华，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怀念之情，也为了代表母亲再看一眼家乡的山山水水，再问候一声故乡的父老乡亲，胡友松来到鹤山。面对热情的母亲的娘家人，胡友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自己是“孤雁南飞”。

对她而言，像这样的“孤雁南飞”，还有另外一次。

1990年3月，她以“王曦”之名，孤独一身赶到广西桂林，以寄托对一个人的哀思。她曾经与这个人相依为命，在的狂风暴雨中携手共度了九百多个日日夜夜。1969年1月30日，这个人撇下心爱的她撒手西去。这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她是丈夫生命中最后岁月的红颜知己。此后的每个清明节，她都会手持鲜花出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座墓碑前，墓碑上面镌刻着她丈夫的名字--李宗仁。

桂林是李宗仁先生的故里。作为李宗仁的最后一任夫人，她要到桂林看看刚刚建立的李宗仁文物陈列室，行前，她已经向这个陈列室捐献了一批文物。除此之外，她还希望能够探望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还希望帮助李宗仁实现他生前有过的愿望：寻找一个“养鸭子”的地方。

接待胡友松的人回忆：“王曦来到桂林以后，一切都感到迫切，她对我提出了在桂的日程。她告知，自从她与李宗仁结婚时起，亦随众人尊称李宗仁为‘德公’；善解人意的李宗仁知道了她的不幸身世后，都以‘若梅’相称；而李宗仁的旧友与部属则多称呼她为‘少夫人’。这样的称呼，使大家都很开怀。当天下午，我陪王曦凭瞻了李宗仁官邸后，径直去到叠彩路1号的李秀文女士住宅。此时的李夫人正生病住院，床头的病员卡上写着：1988年8月28日入院，脑血管硬化。老夫人因年事已高，处于长期的‘醒状昏迷’状态，已无意识。王曦没有讲话，她走近老夫人跟前仔细观察，告别时说：老大姐脸色红润，能吃能喝，完全是老年病，没有其他毛病。她多年从事护理，很善于观察。她又感慨地说：听到老夫人的两江口音，又使我想起了德公的音容。我是为故人看了活人！”虽然王曦没有公开身份，但这毕竟是李宗仁的第三任夫人和第一任夫人之间唯一的一次会面。

两年以后，1992年，102岁的李秀文在广西仙逝。胡友松闻讯，不禁黯然泪下。

至于替李宗仁寻找“养鸭子”的地方，胡友松回忆说：深入到1968年，德公是想当然的阶级敌人，我们已是终日在狂风暴雨之中诚惶诚恐地度日。曾有红卫兵闯入大院找德公问话，平日常来家里相聚的旧友都被揪斗抄家。有一天，德公对我征求意见说：“若梅呀，要是我们实在在北京过不下去了，就彻底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回到桂林的两江乡下去养鸭子吧！”

在桂林的第二天，“王曦”果然急急忙忙地去了临桂县两江镇头村的李宗仁故居，“去寻找我们当年准备回来养鸭子的地方”。她说，养鸭子也曾经是李宗仁幼年的愿望。提到这件事情，她仿佛又沉入了那段她与德公相依为命的日子……

他的亲属都在国外，作为他的妻子，我有责任照顾好他

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震惊了中外，也使战役的指挥官李宗仁名垂青史。1965年，李宗仁再次让世界瞩目。作为原政府的代总统，他在“爱国不分先后”精神的感召下，毅然携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回到祖国的怀抱。曾经这样评价说：李宗仁先生一生为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一是北伐，二是台儿庄，三是归来。

1966年3月，身患晚期乳腺癌的郭德洁在北京医院逝世。刚刚投入祖国怀抱却遭遇丧妻之痛，李宗仁的情绪非常低落。为了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有关部门先后物色了很多个人选，但都被依然沉浸在丧妻之痛当中的李宗仁一一拒绝，直到一个名叫胡友松的女孩子出现。

胡友松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而且正好从事的是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于是，她马上被请进李公馆。李宗仁对这个落落大方、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见倾心。但是，一个年过古稀，一个风华正茂，婚事的关键在胡友松。

李宗仁的曲折经历、英雄壮举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为许多人熟知，也深深打动了胡友松，她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她说：和李先生结婚，一方面是出于我本身的政治压力，都说我是大军官的女儿，在原单位很压抑。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李先生是历史人物、爱国人士，我很敬佩他。

1966年7月的一个日子，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总部胡同51号李宗仁的官邸完婚。这桩婚姻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很多人误解胡友松，以为她爱慕虚荣，看中的是李宗仁的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她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她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里，正是由于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看护，使李宗仁感到莫大的慰藉和满足。对此，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曾经向有关部门表示：不管一年两年，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

短暂的婚姻结束于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留给胡友松的最后一句话是：每年清明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李先生和我结婚非常高兴，他把我们两人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的后面，他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

“他的亲属都在国外，我作为他的妻子，有责任照顾好他。我责无旁贷！”

两句话，包含了多少已经逝去的喜悦、伤心、委屈、艰辛和磨难啊！她不愿意回头看，是因为她不愿意发出叹息，而实际上，她与李宗仁相隔阴阳的交流似乎从未停止过。她先后两次将国家发给的生活费13.7万元、李宗仁的私款等共计20余万元，以及大宗名人字画全部上交国库；与此同时，她还把李宗仁的160幅照片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表示不要国家任何照顾，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近年来，她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却不断把微薄的退休金捐献给希望小学；在抗洪救灾义卖活动中，她把自己卖画所得的5200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李先生的爱国精神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永不磨灭”。

一直保护着我。我每走一步，都要回头看一看脚印正不正

没有了李宗仁的胡友松很快被赶出李公馆。令她心悸的日子留给她的印象是公安人员的问话，是关押她的房间里那盏照得她睡不着觉的大灯，是去农场劳动改造的漫长而颠簸的路……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变成了“特务”。有一天，在王府井大街上，她突然听见有人叫她：“胡友松，你过来，过来！”她认出来，那是一位老前辈，便急忙跑过去。对方小声地问她：“你怎么会加入特务组织呢？你知道吗，因为你是‘特嫌’，公安局要抓你！”

犹如一声霹雳，胡友松差一点当街晕倒。果然，她被关了起来，甚至没有来得及回家拿一件衣服。1970年，她被送到湖北沙洋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从此落下了心脏病和严重的颈椎病。

噩梦般的经历当中，也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地方。胡友松说：“有一次挖鱼塘，别人纷纷请假，而我却抓起扁担挑土，真干啊，看得那些干部目瞪口呆，都叫我‘悠着点儿’。他们以为我很娇气，没有想到我那么能干。”

像这样不要命地连续“改造”了两个多月，胡友松终于病倒了。快过年了，农场里面有了一点节日的气氛。有领导来看望胡友松，关心地问她：“吃饭习惯吗？”她回答说：这儿的饭很好吃，不像北京。后来，有人告诉她，总理对她很关心，在一次会议上，一听说她被送到湖北沙洋农场劳动就发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么大个北京，放不下一个胡友松吗？赶快叫她回来！

“深夜，干部来敲门，通知我明天不要参加劳动了，对我说：北京来电话了，叫你回去，已经给你买好票了，你赶紧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就走。”当胡友松得知是喊她回北京时，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她知道，即使自己回到北京，也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家。但是，的关心胜过一切啊！

回到北京的胡友松感到生活有了希望，便给自己改名叫王曦，一方面是为了清除那些痛苦的回忆，另一方面也寓意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企盼。她开始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但是没有工资，虽然心里感到别扭，可毕竟有工作了，不闲着了。没过多久，有关部门的领导说要给她找房子，便带她来到了北京东郊的一片稻田里，那儿刚刚盖起一幢楼。领导对她说：如果你同意，就搬过来住吧，这里离工厂比较近，而且房间里面有双气（煤气和暖气），你回家以后一划火柴就能做饭，冬天也不冷。这一年是1973年，胡友松终于有了个新家。从此，她在这幢楼里一住就是30多年。

忽然有一天，领导又来了，叫胡友松“明天别去工厂上班了，想给你换换地方”。于是，她被调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后来改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于这一段经历，胡友松的笔记本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上面还记载着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1976年：唐山地震，总理逝世……”胡友松抚摸着笔记本，红着眼圈说：“在病重期间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听：胡友松过年还好吗？”

的去世对胡友松的打击很大。她是在的亲自过问下才得以“”，被摘掉“特嫌”的帽子并且恢复了平静的生活。的关怀让身处逆境的她感受到安慰和温暖。她感激总理，对总理的深厚感情使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她从此深居简出。

20世纪80年代初，在李宗仁离开十多年后，胡友松又结了一次婚。但是，这次的婚姻并不幸福，她很快又离了婚。

尽管胡友松一直依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尽管她的学历不是很高，但是她的心里十分清楚：即使是李宗仁的生活用品，也会是珍贵的文物，自己有责任好好保护好它们。在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想过变卖这些文物。

李宗仁生前常常把台儿庄比作他的“第二故乡”。从1985年开始，被喻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的台儿庄为了纪念当年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开发修建了大战纪念馆、李宗仁史料馆、火车站遗址等一系列纪念景点，并且连续成功举办了台儿庄大战胜利50、5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集聚一堂，追昔抚今，共唤和平。与此同时，台儿庄区的领导也在四处打听胡友松的下落。

这一天来得很不容易。1996年8月的一个日子，有人敲响了胡友松的家门，那一刻，一声“娘家人”的呼唤令胡友松热泪长流。在台儿庄籍人贺茂之将军的帮助下，台儿庄的百姓终于找到了胡友松。

她被接到台儿庄参观考察，受到台儿庄区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缅怀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赫赫伟绩，胡友松心潮澎湃，每天都沉浸在难以自禁的激动当中。台儿庄的人民这样告诉她：如果没有李宗仁先生率部抗击日本侵略者，杀敌报国，就没有台儿庄的子孙后代，我们怎么能不感激李先生呢？台儿庄的年轻一代情真意切地嘱咐她：“胡姨，来台儿庄住吧，俺们愿把您养起来！”一席话感动得胡友松再度落泪。

回到北京，她把李宗仁的遗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人民。

依然在心底保存着对李先生的缅怀和思念

文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以后，这个家变得空空荡荡了，她的心胸也渐渐敞亮起来。她说：都捐了，也省得再操心了，以前的事情也不多想了。她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写回忆录，也不写传记，只在心里留个记忆！她习惯了一人独处的平静生活。每天清晨，她都要坚持去附近的团结湖公园锻炼身体，然后买点菜回家。如今的东郊大变样了，绿树多了，马路宽了，高楼密了，她家的阳台上，经常有小鸟飞来，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吵得她无法潜心作画。她擅长画牡丹，她画的牡丹花经常参加海峡两岸名人画展。她还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自从认了娘家人以后，她经常回台儿庄，为此，她买了一辆二手车，开到台儿庄以后就不想再回来。生活变得充实起来，身体也好多了，她说自己近年来很少生病。今年春节前，她本想请个钟点工回来帮忙擦玻璃，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己爬上窗台，把每一块玻璃都擦得像自己的心一样豁亮。她感觉自己还很年轻，适当的时候，她还打算举办个人画展。

对于自己的三个名字，她笑着说：胡若梅这个名字已经深藏在记忆中；虽然还有人称她王曦，但大多数人现在习惯叫她胡友松，她也想像松树一样坚强挺拔。她经常接到李家后代的信件和电话，这使她颇感欣慰。曾经有人说，她与李宗仁的结合是一种政治婚姻，为此，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问她是否后悔过。她说，在她的心目中，李宗仁始终是一位英雄，一位伟人，她依然在心底保存着对李先生的缅怀和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