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红樱现象”或“反思童书评价体系”的再反思

围绕着关于“杨红樱现象”的不同解读和争议,衍生出了有关诸如“经典性”“畅销性”“商业性”的思考和讨论。最适宜的研究方向还是讨论、分析其“畅销性元素”以及其创作能对当前我国的童书创作范式、评价体系提供哪些有效的、有益的、有真正参考价值的思考和启发。

杨红樱作品精选导读

杨红樱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

时下,出版界(主要是童书出版界尤其是出版杨红樱图书的出版社)和文学界(主要是一些坚持儿童文学立场的作家和批评家)仍然对杨红樱的创作保持着高度关注,并围绕着关于“杨红樱现象”的不同解读和争议,衍生出了有关诸如“经典性”“畅销性”“商业性”的思考和讨论,甚至进而提出了“反思童书评价体系”的呼吁和判断。这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和关注。谨此,笔者忍不住想另说几句,以求教于方家。

首先,笔者以为,就杨红樱作品的讨论,是否合适“上升”为“经典性”问题的研讨;抑或说,对于杨红樱作品的定位,是否能够套以“经典”的标尺尚待商榷。尽管,杨红樱的作品短短数年创造了新世纪儿童文学出版、发行的奇迹,其所有作品的销售量已达3000余万册,其“马小跳”被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一次性购走世界全语种版权,开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大举进入世界少儿图书市场之先河,且有舆论已开始宣称“杨红樱改写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但笔者以为,以“经典性”的相关标准来评判、研讨杨红樱的作品尚为时过早。换言之,在一定时期“畅销”的书,能否可以“长销”并进而能被奉为“经典”,绝非能由人们一相情愿地预测和认定。至于那些当时未能畅销却被后世奉为“经典”的作品抑或曾经风光一时却被后人淡忘甚或摒弃的“作品”,相信并不需要笔者一一赘述。

对于杨红樱的创作,有出版人提出“为什么在严肃的儿童文学评论体系指导下,作家们并没有写出很受欢迎的作品?而能让亿万小读者疯狂着迷的作品却恰恰受到主流评论界的批判?”并提出需要进一步“反思童书评价体系”的命题(郑重,《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15日),笔者深以为是。至于杨红樱的创作中的“经典性元素”,笔者以为就当前杨红樱的创作情况而言,似乎言及尚早。依笔者个人的理解,“经典性”的标志当有三种:一、共时的背景――作品内容能被各个时代接受或能够深刻反映某个时代,具毋庸置疑的借鉴、参考价值和意义;二、永恒性启迪――作品挖掘到并表现出最深切的人性、理性,具有穿越时空的启迪性和思考力;三、经典性创造――作品能够塑造出经典人物、经典情节,发明或发见经典艺术手法,具有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在杨红樱的作品中,笔者以为,“经典性元素”有,但并不十分突出。笔者以为,就杨红樱作品的讨论,现在并不合适“上升”为“经典性”问题的研讨,我们最适宜的研究方向还是讨论、分析其“畅销性元素”以及其创作能对当前我国的童书创作范式、评价体系提供哪些有效的、有益的、有真正参考价值的思考和启发。

无论何时,“经典性”都是一个极严肃、需慎之又慎的话题和判断,绝不可轻易提出并被用于某个作家作品。对于当代批评界频频表现出的偏离自身尺度、缺失理性尊严、皈依商业价值、热衷市场服务,动辄言及“经典”“权威”的做派,笔者深为忧虑;对于刘绪源先生提出的“批评能跟着畅销转吗”的质疑和忧虑(《批评能跟着畅销转吗》,《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10月24日),每每“于我心有戚戚焉”。

其次,笔者以为,在对杨红樱作品的研讨抑或对于“杨红樱现象”的解读中,必须考虑到年龄因素。换言之,在讨论杨红樱作品的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其作品属于“童书系列”这一特质,充分意识到“年龄因素”对于其“经典性”“畅销性”“商业性”可能甚至必然产生的影响和制约。抑或说,儿童文学缘是为儿童而创作的,是“为了儿童”的;对儿童文学创作的评价,绝不能回避其阅读受众的特殊情况――心理成长、性别习惯、阅读喜好等等,而这些往往体现为具体的年龄因素。我们甚至可以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来界定儿童文学的服务对象和范围。但是,在当前的有关杨红樱作品抑或“杨红樱现象”的诸多研讨文章、评价文字中,却存在着严重的年龄因素“缺位”,而这种“缺位”甚或说“疏漏”,正在导致当前学界、文学界就该问题的解读、探讨过程中,出现致命的“先天不足”和“评价误区”。

儿童文学专家王泉根教授认为,杨红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就在于她是一位深谙不同年龄段读者阅读能力和审美水平并据此选择创作题材和语言风格的作家。笔者引以为是,并且认为:王教授的观点,透视出了杨红樱成功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原创中服务于中学生年龄段的“少年文学”与服务于幼儿园小朋友(学龄前)的“幼儿文学”,作家队伍强大,作品产品质量可喜可观,但服务于小学生年龄段的“童年文学”,则是势单力薄,佳作寥寥;而杨红樱的创作,填补了这一空白。所以,杨红樱的成功是当前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实际使然,更是具体接受对象的特殊情况(年龄因素、成长状态)使然。而这些,基本游离于所谓的“经典性”“畅销性”“商业性”的思考和讨论。

现在,笔者愈来愈意识到:从根本上说,大众阅读不能超越时代,经典的儿童读物有其年龄的限制和规定性。那些公认的、经典的、大师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往往体现为“幼儿文学”或“少年文学”,就是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容易形成抑或保持符合儿童心理尤其是儿童教育和启蒙的惯性、共性,从而能够“固定”为“经典”。而“童年文学”,则因为其服务对象生成性(随时代而变化,尚不具备“超前”的意识和能力又对已经“发生”的时代不太感兴趣)、迁移性(阅读兴趣最具广泛和多变)的阅读特性,每每难有 “经典” 出现。――从某种意义而言,笔者以为“革命英雄故事”日益疏离“童书系列”(尤其是“童年文学”)抑或说难以“上升”为“经典故事”,是可以理解甚或应该被接受的。因为“革命英雄故事”发生的年代对于当今的童书读者而言,太隔膜了,“王二小”“草原英雄小姐妹” 的故事和背景,确实已经远离了他们。而“蓝猫”里表现出的知趣与亲和、“马小跳”里描写的真实和生动,则因为实现了与他们的“时代同步”,能够更准确、真实地表现、反映他们的生活或“年龄特质”,在现在受到“热捧”,就不言而喻了。由此,笔者以为,杨红樱的书现在甚至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仍会“畅销”,但“长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她的创作体现出的超强的与时代同步,其基本上专为小学生“量身定做”的特色和取向,迟早会受限于时代因素和年龄因素,难以体现或满足成长起来的或成长中的儿童读者对崭新时代的体验,从而无法适应他们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

为了推进“杨红樱现象”的研究,刘绪源先生曾以“品酒师”来形象地说教,他说,批评家相当于品酒师,有自己的工作准则和工作尊严,他的工作具有相对独立性;你不能因为没有酿出好酒,就迁怒于品酒师的存在;你也不必因为品酒师说你的酒味不醇,就怒不可遏,他不过是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果一桶酒卖得很好,而品酒师说不好,也不要一定以为是品酒师的错。(同上)笔者以为,刘先生的论述诚为精辟,但必须补充:品酒师的工作尽管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对于要喝酒或正在喝着酒的人而言,其工作要想实现实际价值,必须充分考虑到喝酒人的实际情况;抑或说,“外在”的批评声音,能否转化为“内在”的影响和价值,必须考虑受众的现实情况。由此,在对于杨红樱的作品乃至“杨红樱现象”的探讨过程中,如忽视了其“童书系列”的特质、阅读受众的特殊情况――尤其是年龄因素,其“品酒”“批评”的实效和举措,就有待怀疑和商榷了。笔者之所以推重郑重社长提出的“反思童书评价体系”的命题,就是因为笔者发现,在童书评价过程中,存在着长期的“年龄因素”的缺失。

最后,笔者以为,对于儿童图书而言,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健康。抑或说,在“童书评价体系”当中,就其“教育性”而言,评价标准不能太机械、刻板,无需每一部、每一种童书都必须实现“教育”“感化”的功效。对于某些童书创作,尽管其作品中缺失了积极的教育意识和价值,但只要其内容不存在消极成分,换言之,其内容虽然流于滑稽或“欠严肃”,但只要是健康的、“非低俗的”,可以对孩子的身心以愉悦与成长引导的,我们就应该接受、容忍,不再因为其“教育性”的缺失或薄弱而将其“一票否决”。

在童书“教育性”价值的挖掘中,笔者一直坚持:需要热情,亦需要理性。首先,鉴于童书在培养儿童健康成长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作家必须意识到并保持住足够的“责任心”,积极实现其“教育价值”“审美价值”,这也是一名童书作者必备的最低限的良知和职业道德。而另一方面,在挖掘、实现童书的“教育意义”“审美价值”的过程中,应该避免机械、生硬,时刻保持“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在“教育性”价值的挖掘和表现中,注意合时、合理、合情、合法,做到不勉强拔高、不牵强说理、不硬性教导,在让孩子们首先“爱读”的前提下,寓教于乐、寓理于情。在对“健康”尺度的把握和界定上,不再把“健康”和“积极”等值,而是将“健康”与“低俗”对立,凡属“非低俗的”就应该接受、容纳,不再因为其“教育性”的缺失或薄弱而对其贬斥。“笑话”不只成年人需要,儿童们同样喜欢。即便“马小跳系列”就是一组儿童“笑话”,没有人们预想的“艺术性”“教育性”,缺乏文学阅读应有的深度和难度,我们也应该包容,尽可能避免由于文学创作现象的丰富性与儿童文学评价标准机械性之间出现矛盾错位。

对于批评界中拿西方儿童文学界公认的、经典的、大师级的作品来对比杨红樱作品的做法,笔者虽不支持但并不反对。批评家作为“品酒师”,所起的作用本来就是外在的。一个理性的“酿酒师”,应该学会接受“品酒师”合理的批评、建议。所以,笔者由衷地期盼:杨红樱能把自己的作品主动去和西方儿童文学界公认的、经典的、大师级的作品对比,从而以此鞭策自己、提高自己……

笔者始终以为:习焉不察的变化最深刻、最具有革命性。当“肯德基”“麦当劳”已在我们的都市里鳞次栉比、我们的孩子日渐以上“肯德基”“麦当劳”为档次、为享受、为文化的时候,他们深刻的心态变化和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反思和深刻的警惕。而当我们的孩子如此沉迷于杨红樱的作品,无论我们耗费怎样的时力来争议“杨红樱现象”并进而 “反思童书评价体系”,都不为过!笔者真诚地希望:出版界和文学界能够真正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为了孩子!

作者单位:无棣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