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期”不空白

时间:2022-07-22 01:05:57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明清时期以江西景德镇为全国烧瓷中心的格局已经形成,景德镇出现了“官”窑“民”窑并存的大发展时期。“空白期”指明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1436~1464年,以下简称三朝)的瓷器。由于没有发现其中任何一朝带官窑年款的瓷器存世,因而提出“空白期”的概念。

英国学者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器》一书中曾说:“宣德结束至成化确立的30年间,在中国瓷器史上几乎是个空白。”“在宣德结束时,御窑已经停止生产,得到恢复的时间是天顺元年(1457年)。……青花瓷器在宣德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后却不生产了,这种看法,差不多是不足取的。很可能,生产了许多优秀但没有年号的青花瓷器。……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这个时期生产了带有宣德年号的具备15世纪风格的瓷器。”

《中国陶瓷史》根据“宣德八年(1433年)决定烧造龙凤瓷器四十八万三千五百件”的文献记载,指出“这样巨大的数量,在当时决非一二年能烧造完成的。但二年以后,已是正统元年,这些未完成的数字,必然要在正统时继续烧造”。另外,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还有多处,如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重建三殿工程告成”,又“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景泰五年(1454年)五月“减饶岁造瓷器三之一”,“天顺元年有委中官至景德镇烧造瓷器,天顺三年有原定烧十三万三千余件,后工部奏减八万”的记载。这些都说明了正统至天顺的30年间,景德镇御窑的制瓷活动并没有停止过。对所谓“空白期”问题,有学者认为“只是它烧造的瓷器并不书写官款而已。另一个可能是,正统初年对宣德时期未完成的部分产品,仍书宣德款。我们对永乐、宣德、正统三朝传世的器物,也可能习惯地把它们归于永乐、宣德或民窑器中”。

《中国陶瓷》在分析三朝瓷器时说:“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是明代陶瓷史上情况不明的时期。……就民窑生产来说,它和其他朝代一样,并未间断过,但就决定青花生产时代风貌特点的官窑来看,三朝则仍然是一个‘空白期’。”

《景德镇出土明宣德官窑瓷器》一书根据《明实录》等大量文献,结合景德镇明代御窑厂的发掘资料,对上述的论点提出了疑义,阐明了“英宗即位之初,凡事节省与民休息,必无继续烧造宣德官窑的可能”。因此,“当今公认的传世有年款的宣德器。与景德镇珠山宣德地层中出土的宣德器,绝不可能是正统时代的制品”。

根据上述研究,三朝由于政治上的动荡以及外患内讧等原因,官窑瓷生产陷于停顿与衰退期。景德镇明御窑遗址的发掘证明,正统时代的官窑遗存,仅在明御厂的西院东司岭有所发现,其他三朝的窑址未能找到。因此既不可能存在着所谓三朝官窑生产过不带年款的瓷器,更不可能正统朝烧制过宣德年款的官窑瓷器。凡传世下来的宣德官窑器以及明御窑厂发掘出土的宣德官窑器,无疑应当是宣德时代的官窑器。

据文献记载,正统至天顺的30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的制瓷活动并没有停止过。但由于没有发现任何一朝官窑款瓷器的传世品而鉴定无据。所以,称这一时期为明代瓷器发展史上的“黑暗期”,亦称之为“空白期”。

官窑集中了优秀工匠,不惜工本,选料优质,工艺精湛,烧造适应皇宫使用的高档瓷器。官窑烧瓷不是商品生产,其数量是有限的,但却代表了当时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发展。另一方面,因官窑瓷器严禁民用,对民窑又加以种种限制,这无疑对瓷器的发展又起到了一个促退的作用。官窑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两重性,是由它的官窑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官窑与民窑的这种并存的关系,贯串在整个明清时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的生产也不例外。一般讲,官窑发展,民窑会受到一些限制,官窑衰退,民窑会得到充分发展。

三朝官窑的衰退,给了民窑以发展的机会。在《明史・食货六・烧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正统六年,浮梁民进瓷器五万余件,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器,违者罪之。”真实地反映出了这种情况。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明御厂西院的东司岭处,仅发现一处正统时代烧造青花龙纹大缸的遗迹,其他时代的窑址并未能找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对民窑实行禁令,这只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做做姿态而已。

三朝由于外患内讧相继,以及政治上的动荡不安,经济上的衰退等原因,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陷入衰退时期,民窑瓷器的生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正统时期,民窑以烧制青花瓷器为主,在瓷器的造型、纹饰上均继承宣德官窑青花,较多地具有宣德青花瓷器的风格。青花呈色深重而泛紫红,较多使用高锰低铁的国产青料,明显与宣德青花不同。宣德时期较为流行的黄地青花,正统时也较为多见。在纹饰上除继承宣德纹饰外,还具有正统的时代特点,如梅瓶足部的海水纹的画法以及口部粗线条的卷草纹的大量运用等(图1)。

景泰朝时间最短仅有7年,除著名的“景泰蓝”外,景德镇民窑瓷器的生产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烧制青花与五彩瓷器为主。瓷器的造型多仿宣德官窑,如较多见的梅瓶等。也有它的创新,如棒槌瓶与多层盖盒等。在花纹装饰上,如莲花瓣纹多填色的画法系模仿宣德官窑。在动物纹样中,麒麟纹多见,星象图纹也较为普遍。青花瓷器多书“大明景泰年制”六字楷书款(图2、3)。景泰瓷器,除青花瓷外,以烧制五彩瓷器为最多。五彩瓷器绝大部分出于景泰纪年墓中,造型与纹饰均模仿宣德五彩瓷器,并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五彩瓷器色彩丰富,呈色浓艳,除青花外有红、黄,绿、紫、白、黑等多种,而每种色彩又有深浅之不同。如红有深红与浅红,黄有深黄与浅黄,紫有深紫与浅紫等的变化,达到了文献中对宣德五彩所述的“华若云锦”“绚丽悦目”的高超水平。但也有少数景泰纪年墓中出瓷器有“景泰年制”款的瓷器。

在三朝瓷器中,以天顺朝瓷器为最少。天顺朝也以烧青花瓷器为主,青花呈色较为浓艳,闪紫红色。纹饰以缠枝花卉与鸳鸯莲池纹为多,但纹饰较疏稀。常书以“大明天顺年制”六字楷书款(图4)。

以上列举带年款的三朝瓷器,由于过去未曾见过,在故宫博物院的清宫旧藏瓷器中又没有收藏,并且在景德镇明御窑厂的发掘中也没有出土,这就不能不引起陶瓷学者与鉴定家们对它的质疑。如果说它们是官窑器,但景德镇明御窑厂遗址未发现;说它是民窑器,它却书有官窑年款。既然御窑厂遗址发掘没有出土,可以肯定它不是官窑;如果是民窑,为什么书官窑的年款?而且除本朝年款外,绝大部分书“大明宣德年制”款。这个现象,恐怕与当时的政治动荡、朝代更迭有关,也与宣德烧瓷工匠对宣德盛世的怀恋有关,还因为当时官窑的衰退与停烧等等因素。三朝民窑继承与模仿宣德官窑瓷器烧造,在瓷器上书“大明宣德年制”款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三朝瓷器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这种后代书前代年款的做法,一直被延续下来,尽管不像三朝瓷器那样化一。如在成化初期,也还有书“大明宣德年制”款, 不书本朝年款的做法。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成化窑第一期青花狮球纹碗45件,其中9件无款,36件书写“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就是一个证明。

三朝民窑烧制的瓷器品种主要有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等,其中以青花与五彩瓷器为最多。瓷器的造型与纹饰多继承与模仿宣德官窑青花与五彩瓷器烧制。除少数书有本朝年款如“大明正统年制”“大明景泰年制”“大明天顺年制”外,绝大部分瓷器上书“大明宣德年制”款。三朝瓷器尽管仿宣德官窑瓷器烧造,但制作较为粗糙,纹饰也不如宣德官窑精细。青花的呈色深重而泛紫红,不同于宣德官窑青花。五彩瓷器具有宣德风格,纹饰也十分精细。在器物底部的处理与做法上,三朝瓷器一般都比较粗糙,不管是盘、碗还是瓶罐等器物,底部不作任何处理,多数无釉,除底足书有“大明宣德年制”款者外。在款字的写法上,虽然仿宣德官窑,但不如宣德规矩。这是书“大明宣德年制”款的三朝民窑瓷器与宣德官窑瓷器的主要区别。这些书“大明宣德年制”款的三朝瓷器,由于多数出土于纪年墓中,为我们认识三朝瓷器提供了科学依据。现举例如下:

1 正统元年(1436年)十二月十一日《故万公德中墓志铭》(附墓志)

出土瓷器:青花缠枝花折沿盆(图5)

“大明宣德年制”款五彩孔雀纹梅瓶(图6)

“大明宣德年制”款五彩龙凤纹双耳扁瓶(图7)

2 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明故吴公重辂墓志铭》(附墓志)

出土瓷器:“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鬼谷纹直筒盖瓶(图8)

“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松竹梅纹炉(图9)

“大明宣德年制”款五彩轮花纹双耳扁瓶(图10)

“大明宣德年制”款五彩鸳鸯莲池纹盖罐(图儿)

3 景泰元年(1450年)十二月《故曾母聂氏孺人(如宝)墓志铭》(附墓志)

出土瓷器:“大明宣德年制”款五彩龙凤纹无档尊(图12)

“大明宣德年制”款五彩云龙纹缸(图13)

4 景泰三年(1452年)《复公藏主塔墓志铭》(附墓志)

出土瓷器:“景泰年制”款五彩人物纹蒜头瓶(图14)

5 天顺二年(1458年)正月十一日《故胡母韩氏太宜人墓志铭》

出土瓷器:“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鱼藻纹直筒盖罐(图15)

“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松竹梅纹盖罐(图16)

上述墓志拓本经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任P鉴定认为:墓志主人的籍贯与墓志出土地大致均可印证,且墓志的形制及字体、字形均与明代墓志符合,墓志的撰、书、篆者的时代大致相当,事迹多可考证,因此鉴定均为真墓志。

就目前发现的资料可以肯定,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就民窑生产来说,它和其他朝代一样,不仅没有间断过,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从三朝官窑的瓷政以及停烧等情况来看,它仍然处于衰退时期。“空白期”不空白,这是明代“官”“民”窑并存在三朝时期的具体体现,也是三朝瓷器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

编后:本文集中介绍的这批明代“三朝”带年号款瓷器实物,与已知的考古与公私藏品存在差异。这些“纪年”资料与伴出瓷器并非来自正规考古发掘报告,其中包含一些奇特瓷器造型及装饰手法,如宣德款“鬼谷子下山图”耀等特异纹饰,它们是否为突破陶瓷史以往认知的新资料,还有待商榷。本文的刊出,旨在全面反映藏界动态和不同学术观点,为读者提供探讨的课题。

责编 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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