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及其文化背景分析

摘 要: 才子佳人小说是明末清初的一种流行小说样式。小说中的佳人形象具备超凡的才学和胆识,是对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和超越。这些全新女性形象,既反映了明代以来的尚情思潮,又承载着落寞文人对女性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寄托。

关键词: 才子佳人小说 佳人形象 尚情思潮 心理认同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风行一时,小说赋予女性形象的一些新特点,是阅读这类作品时不可忽视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变化过程及其隐含的深层次文化内涵。

一、欲望的服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传统女性形象

我国爱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有其自身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附属物和屈服者而存在,女性往往从各个方面迎合男性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认为:“女人们只能依照虚构的理由变成她们现在的样子,因而她们首先在自己的心目中承认,她们本来就注定是低等的、柔顺的、渺小的、琐碎的、无关紧要的,等等。”[1]古代中国是个男权社会,封建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桎梏从来没有停止过。受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在男性符号暴力影响下完成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美色”和“贞洁”两个方面。

先秦文学有不少关于女性美色的描写,如《诗经・硕人》赞美庄姜:“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魏晋小说《西京杂记》中卓文君被描写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荡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唐人小说中则有“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的李娃,“容色姝丽”的任氏。还有元明戏曲中的崔莺莺、杜丽娘等,或是“娇羞花解语”,或是“温柔玉有香”。这些女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容貌出众,同时还被赋予贞洁的品行,如李娃“节行瑰奇,有足称者”,任氏“遇暴不失节,徇人以至死”。

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婚姻生活正如恩格斯提到的那样:“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结婚的基础,而是结婚的附加物。”[2]“美色”和“贞洁”两个特点是男权主义将符号暴力强加给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消极品质,可以说,这两个特点是按照男性的要求来规范的,美色迎合了男性的官能满足,贞洁迎合了男性的心理满足。一旦不能符合这两个要求,女性往往会被打入另册,塑造成、刁悍、嫉妒的反面形象,如《任瑰妻》中的任妻,《裴谈》中的裴妻,《秦将》中的石妻,《段氏》中的段明光,等等,全无温良贤惠的品质,表现为刁蛮无理、盛气凌人,令男人望而生畏。一切显示,在封建社会的很长时间内,女性的存在及其文学反映,只不过是男望的满足和服从。

二、既美且才――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特点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较以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佳人由以往美貌的代名词转化为才貌的结合体。

才子佳人小说中众多女性形象,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普遍的貌美特点,但除了貌美的特点外,才子佳人小说更加强调女性的才美,以往用来形容男性才学的专有名词屡屡出现在才子佳人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在《平山冷燕》中,尽管山黛美貌异常,小说却淡化其容貌,突出其才学,书中交代她从小“间出一言,必颖慧过人。……过目成诵。七岁便解作文,至今十岁,每日口不停吟,手不停披”。《玉支玑》中的管彤秀“女子之常,不足为异,即其诗工咏雪,锦织回文,犹其才子之一斑”。《定情人》中的江蕊珠等无不诗才出众,充分凸显了女性的才美。

一切表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已经开始摆脱传统文学中女性徒具外美或才美不均的形象,作为群体的女性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对才学的渴求,才美的重要性对她们的社会存在已经超过了貌美。

(二)表现为佳人超凡的胆识、智慧和独立自主能力。

如果说才学是女性在闺阁生活中通过自身修养而获得的话,胆识则是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为人处世的历练而获得的。才学为女性提供了参与社会生活,提升自身价值的可能,胆识则使得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才子佳人小说要突破传统女性无才便是德的藩篱,在赋予女性才学特点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赋予她们与男性相同甚至超越男性的智慧和胆识。

《好逑传》中的女主人公水冰心“虽然一闺阁淑女,实不愧须眉男了。一凡事件件皆先知,种种周备”,属于一个权变通达、有胆有识的才女。水冰心作为早期佳人的形象,突出了女性的个人胆识和处世谋略,她对官场的了解、对人心的揣摩都达到了练达洞明的地步。这一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固定模式。有胆有识的水冰心形象并非个案,我们可以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发现大量类似的形象。如《玉支玑》中勇敢作弄尚书之子卜成仁的管彤秀,《赛红丝》中与无行文人常莪草斗争的裴芝、宋萝,《锦香亭》中拒绝权贵的葛明霞,都是与恶势力斗争的足智多谋的佳人典范。

可见,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情节模式的构设对佳人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与才子的交往,小说突出佳人的才学特点,通过与离间小人的周旋斗争,则突出了佳人的智慧和胆识。

(三)表现为佳人视野的扩大与社会参与能力的增加。

这实际上是女性才能增长的结果,她们身上日益增长的才学膨胀着她们了解社会的欲望,闺房之外的缤纷世界对她们具有无限诱惑力,作者适时赋予了她们一种走向外界的能力和勇气。佳丽们一洗中国女性只知道闺阁怀怨、伤春恨时的传统形象,她们和男性一样,关心起功名事业来。在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丽们安身立命的资本已经不仅仅是美貌,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诸多社会关系中的游刃有余的处世能力,她们开始参与社会,她们绝不逊色于男性。

小说中的佳人不但才貌双全,而且对君臣之道、父兄之礼稔知于心。《平山冷燕》中山黛因《白燕诗》蒙圣恩隆眷,以“君子不以冥冥废礼”为由,望阙拜谢,之后又拜谢父母养育之恩,道德礼仪之圆熟周到,有甚其父,难怪山显仁称:“我儿不独有才有礼,竟是个道学先生。”另一女主人公冷绛雪,争礼论才,丝毫不逊色于山黛。《好逑传》中水冰心拒绝过其祖逼婚的理由是:“礼义所出,名教攸关,焉肯上无父母之命、下无媒妁之言,而畏之威,以至失身丧节?”

小说中的佳人不仅熟悉各种社会关系,而且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她们读书写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显示了女性日益觉醒的入世意识,即想做一番事业,不负平生所学的壮志豪情。

从以上分析可知,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一次全面超越。鲁迅早已注意到这种变化,他指出:“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进而称之为:“既美且才,美而又侠者也。”[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作为个案出现的,而是女性形象改造更新后的一次集体亮相,这种现象背后必定有其特定的时代思想文化背景。

三、尚情思潮与心理认同――佳人形象形成的文化背景

女性形象的变化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变化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文化内涵,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尚情思潮的文学表现。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才”的同时,强调“情”。如天花藏主人说:“金不炼,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才子佳人,不经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愈出愈奇,而情之至死不变耶!……才慕色如胶,色眷才似漆,虽百折千磨而其才更胜,其情转深。”[4]才与情是小说表现的主旨,小说的情节安排都是为表现这一主旨服务的。

才子佳人小说中对情的强调,实际是明代以来社会尚情思潮在小说艺术中的表现。明代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新兴的市民阶层应运而生,随之也出现了与封建传统观念分庭抗礼的新观念――市民意识。思想领域王学左派的兴起,对个性和的肯定,更是带来社会人生观念的巨大转变,王阳明提倡“百姓日用即道”,李贽“非周孔而薄汤武”,王艮肯定“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在市民经济发展和相关学者的倡导下,一股追求个性、肯定的社会思潮迅速在全社会中弥漫开来。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女性的肯定和尊重。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的情感和正常的欲望诉求往往受到禁锢和制约,女性意识的张扬和肯定对冲破传统的封建道德和伦理束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完成的。中国传统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由第三方掌握决定权的婚姻模式注定女性的真实情感和欲望要受到压抑,婚姻甚至可能成为某种利益交换的牺牲品。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争取婚姻自成为一种时尚,她们不但憧憬美满的婚姻,而且付诸行动,自行择偶,甚至不惜采取女扮男装的极端形式。

总之,明代以来的尚情思潮为佳人形象突破传统女性形象的藩篱创设了良好的文化背景,才子佳人小说则把这种思潮转变为文学创作实践,使之形象化和具体化。

(二)失意人生的情感寄托。

罗曼・罗兰说:“艺术家不是独自一人进行创作。他在创作中反映他的同时代人心情,整整一代人的痛苦、热爱和梦想。”[5]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对传统女性形象的突破反映了创作者怎样一种文化心态呢?我们可以从才子与佳人的角色定位入手来分析这个问题。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存在角色的互渗性,即才子容貌女性化、人格柔弱化,佳人才学书生化、志向士人化。两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大致反映了小说作者们对自身现实境遇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憧憬。才子柔弱化,一定程度反映了小说作者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和无奈。佳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者的心理遗憾,这种功能又是通过作者对女性的心理认同得以实现的。

现存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的真实姓名多不可考,以名号见存的有天花藏主人、夷狄散人、i冠使者、青心才人、名教中人、烟水散人、云封山人、吴素庵主人等,从这些名号上看,作者或称才人、或称散人,他们对自己的才学自视甚高,但又与世俗不合,散诞不拘。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成为他们逃避现实、寄托理想的最佳途径。女性在中国社会处于从属地位,是被压迫的对象,小说作者正是从这点找到了传统女性与自身落寞处境的契合点。如果说传统女性生活可以比喻作者的现实处境的话,佳人形象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则是落魄文人不满现实,寄寓理想的一种艺术隐喻。在《四才子书序》中可以看到作者怀才不遇的感慨:“故一品一行,随人可立,而绣虎雕龙,千秋无几。”一悲其“生才之难”。即便有“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之才,然“徒以贫而在下,无一人知己之怜。”再悲知才之难。因此,他明确指出编次才子佳人小说的目的在于使“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不少慰乎?”[6]既美且才的佳人形象,无疑对这种落寞心理起到了一种艺术补偿作用,也是作者理想人格的隐喻。

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集中反映了明末清初文人群体对女性的心理认同感,以及借此寻找精神慰藉的创作目的。改造后的佳人形象,承载的正是这些落魄文人张扬个体价值的功能,通过这些佳人形象,文人的人生失意和仕途坎坷得到了艺术补偿和心理安慰。

总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佳人形象是中国文学中女性新形象的一次集体亮相,她们不但完成了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对传统的颠覆和超越,而且是当时社会思潮和文人心态的形象反映。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著.刘晖译.男性统治[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39.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72.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32-135.

[4]天花藏主人.飞花咏序.佚名.飞花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

[5]罗大冈.罗曼・罗兰这样说[J].读书,1990,3.

[6]天花藏主人.四才子书序.佚名.平山冷燕[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