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鲁藏缠斗比亚迪

【前言】雅鲁藏缠斗比亚迪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截至本刊发稿时，比亚迪对此事仍无官方回应。 比亚迪目前的按兵不动是他没有想到的，不过他看上去并不担心，因为“我在公关部安插有同事帮我了解动向”。 他二十六七岁，但看上去比同龄人老成，说话时语速飞快，像出膛的机关枪。在前后两次总共长达4小时的采访中，他...

2012年12月26日，贵州省安顺市下着小雨，天灰蒙蒙的，马路上满是泥浆，路边的楼群也好似低垂着头，气氛凌乱、压抑。

置身这样一座西南小城，雅鲁藏决定以笔为旗。

从4天前开始，他每天晚上七点半在微博上连载《与之有染——雅鲁藏眼中的鲜活比亚迪》。这是他写的一本长达50万字的非虚构图书，目的是“撕开比亚迪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人情冷暖”。此时，他已经离开比亚迪两个月。

除了连载自己的“大作”，他还在微博上转发其他员工对比亚迪的不满，并跟一些不理解甚至质疑他的人有节制地打打口水仗。

在安顺的一家咖啡馆，他一边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一边翻看手机短信。他之前把书稿发给了若干记者，但仍有不少人对书中内容感兴趣，发短信来询问。

截至本刊发稿时，比亚迪对此事仍无官方回应。

比亚迪目前的按兵不动是他没有想到的，不过他看上去并不担心，因为“我在公关部安插有同事帮我了解动向”。

他二十六七岁，但看上去比同龄人老成，说话时语速飞快，像出膛的机关枪。在前后两次总共长达4小时的采访中，他面前总是放着一杯泡好的碧螺春，但喝了不到4次，原因是：一说起比亚迪，他实在停不住，没时间喝茶。

比亚迪向来不缺少话题：高速扩张、巴菲特力挺、大幅裁员、经销商退网、新能源光环消退……但遭遇一位前员工50万字的檄文，却还是第一次。

E·罗伊斯顿·派克（E.R.Pike）在《被遗忘的苦难：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一书序言中所说：“这就是工业革命的本来面貌——其中有它的光辉和污垢，有它经过多少人的苦难和劳动换来的巨大成就，有它的耻辱和骄傲，还有，我们不应忘记，有它所揭示的更美好灿烂的无限前景。”

雅鲁藏或许不否认“美好灿烂的无限前景”，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揭示“污垢”、“苦难”和“耻辱”。他要抗争。

比亚迪董事局主席王传福的老家在安徽无为，雅鲁藏跟他是老乡，他进入比亚迪也是通过无为亲戚的介绍。

“雅鲁藏”是他的微博签名。出于对的向往，2009年12月开通微博时，他在键盘上敲下“雅鲁藏布”4个字，但系统显示此名已经有人使用。于是他删掉一个字，成为了“雅鲁藏”。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的真名，因为“雅鲁藏更让人有共鸣”。

“他在公司也算是风云人物。”他一位仍在比亚迪的同事宋某说。

刚进比亚迪时，雅鲁藏还是无名小卒，那时候他甚至有点自卑。“可能以前我是个瘪三。”他说，脸上闪过一丝自嘲的神情。2007年，他跟着一个无为亲戚从老家到了上海，在比亚迪后勤部找了份工作。之后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他的工作地点从上海换到了深圳总部。那段时间他过得有些无聊，在公司里自行车被别人偷，他也会偷别人的自行车。

两年后的5月，他从比亚迪后勤部调到了销售公司，工作内容是协助招聘，也培训新员工。当年比亚迪销量奇迹般爆发，全年整车销量近45万辆，比上一年增长了162%。员工队伍也如同气球般膨胀。他的工作状态被激活了。“每天有这么厚的简历。”他用手比划出20公分左右，“各种名校的，除了北大清华，什么交大、人大的都来了。那时候很有激情，无怨无悔，工资都是按500-2000元的幅度加。带劲！”

他开始成为领导赏识的骨干。当时部门里有一项工作是告知新员工需要自己掏5000块钱买笔记本用于工作，有同事一说这事儿就吓跑了几个新员工，当然就被领导骂了，而雅鲁藏的说法却能让新员工接受此事。“我也没有骗他们，只是说得比较委婉，这也体现了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比亚迪的神话并没有维持太久。在雄心勃勃地提出80万辆的年销量目标后，由于之前扩张太快，2010年比亚迪出现经销商退网风波，销量大幅下滑，不得不将年销量调低至60万辆，但最终也只实现52万辆销售。雅鲁藏马上面临着把自己招进来的新员工裁掉的窘境。他觉得这很讽刺，但他没有退缩，反而学会了一种本领，就是让那些被裁掉的员工即使有不满，也是针对公司，而不是针对自己。“人都有利己的需要，但在利己的同时又不让别人觉得你坏，这需要技巧”。

当时跟他共事的祝某说，雅鲁藏“比较阳光”，他一堂培训课讲3个小时，不冷场，还有互动，“他应该是我们科室最有才华的人”。

更大的讽刺已经在等着他。由于销售持续低迷，裁员成为比亚迪的常规性动作，到2011年8月，他得到了自己也将被“优化”的消息。

他去跟上级交涉，上级给他的理由让他啼笑皆非：“你是个好员工，能力很强，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应该把工作机会留给能力比你弱的人。”

他认为这是借口，于是愤怒。在此之前2010年5月22日，他跟同在比亚迪工作的女朋友参加公司组织的旅游，发生车祸，他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因此截肢，他的头部和胳膊上也缝了50多针。“再坚强的人也经不住天天扎针，现在看到护士都怕了。”在住院3个多月后，他跟女朋友回到比亚迪工作，但公司在处理车祸时的做法让他不满。一位曾跟他共事过的前比亚迪员工祝某回忆说：“他当时心情不好，话很少，但没有发飙。”当得知自己被裁的消息时，他正跟公司有关领导交涉车祸的后续处理问题，也在跟肇事方打官司。他认为有关领导希望借此让他走人。

他发了一条微博：“2011年8月29日，比亚迪汽车销售所有营销部立即解散，限定9月30前大家全部自寻生路。就这么突然被辞职了，突然想到了夏总离开的原因。”这条微博后来被转发上千条，引爆了比亚迪裁员风波，也让“雅鲁藏”在比亚迪一夜成名。不过他对这个转发量并不满意，按照他的理解，一个事件被转发3000条以上才算引起比较大的关注。他关心的是，引起关注后，自己有可能不被裁掉。

彼时的雅鲁藏在同事眼里已经成为“不是很顺从领导的人”。“他个性挺强的，跟领导也比较呛。有些话是其他员工不会说的，他会说。”另一位同事傅某说。在这位同事看来，“有些事情公司做得不是很厚道，但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条微博最终还是帮了他。2011年8月初，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夏治冰离职，侯雁接任。通过这条微博了解到雅鲁藏的情况之后，侯雁让他留了下来，安排他到经销商培训部门任职。

裁员还在继续。此时雅鲁藏已经成为媒体眼中比亚迪内部的深喉。他没有选择明哲保身。“最忙的时候70多家媒体天天狂轰滥炸，那时候好忙啊，天天忙到夜里3点多，给媒体回邮件。”他说自己当时“就是想给员工做点事”。

当时有一个被裁员工的QQ群，成员有几百人，还有“带头大哥”。这些成员被分成6个小组，在带头大哥1号被公司收买后，带头大哥2号负责总筹。由于自己已经在公司留下，不方便出面，他就把媒体信息介绍给大哥2号，通过后者联系相关员工接受采访。

“很多人不想闹，觉得比亚迪这么大，我这么闹能成功吗？”他认为这种想法是不行的。事实上，后来确实有不少员工拿到了赔偿。

2012年8月，雅鲁藏女友所在的部门解散，故对公司和深圳心灰意冷。他也决定主动辞职。2012年10月份他辞职时，觉得公司有送“瘟神”的想法：“丫终于要走了！”

离开比亚迪并不意味着他和女友的生活陷入窘迫。因为车祸，公司曾为他俩组织过捐款，据说王传福本人也捐了10万元，总捐款数额超过公司以往任何一次捐款。他肇事方的官司也已经胜诉，可以拿到一笔赔偿款。但这时他已经不是那个刚从无为老家出来、对大千世界充满想象的懵懂青年，五年的比亚迪生涯彻底改变了他。

他总结自己最大的心得有两点：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比亚迪专拣软柿子捏。

离职后的雅鲁藏陪女友回到了她的老家安顺。他没有马上找工作，而是用摄影、看书、看电影、炒股这些事把自己的时间填满。同时，他也考虑让自己在比亚迪五年的生活经历被更多人知道。跟雅鲁藏的固执相比，女友的性格更为温和，她对此的态度是“不反对，也不支持”。

12月22日，他发微博说：“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随后，他开始用50万字的文章连载向自己曾经奋斗过的东家“宣战”。

书在他辞职之前就已经写完，更确切地说，他是从2011年11月21日动笔，到2012年1月12日写完50万字，只用了40天。“你说我有多大的毅力？”那段时间他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晚上7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1点，写到头晕目眩。他给自己的规定是每天必须写1万字，写不完不睡觉。

“公司一定没想到我走之后又给他们整这么一出。”他认为自己这件事做得很出其不意。但很难说公司对此毫无预感。在他的离职协议上，有这么一条：“离开比亚迪后，请勿在微博和论坛有关比亚迪的负面内容。如有，在比亚迪通知后立即删除。”他知道这是针对他的。

虽然他更换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但在微博上留了邮箱和QQ。既然公司没有通过这些途径通知他，那也就不存在所谓负面。这让他有理由认为这本书是符合协议规定的。

“我和比亚迪的现在，源于公司对我们种下的冷漠的恶果。”他说。

看起来，连载内容下评论者寥寥并没有让他沮丧，在他的理解中，还是有不少比亚迪员工在关注这件事，但不敢说。“私信聊得多。”他说。

还有比亚迪的经销商联系到他，要给他一笔钱，“把这件事炒一炒”。他考虑再三，觉得不妥。他担心那样会让这件事超出自己能力控制范围之内，被人利用。

在此之前，他曾经看过一本书，叫《我在华为的日子》，讲述的是一个叫董延明的人在华为两年，如何从一个踌躇满志的菜鸟成为领导倚重的红人。“董延明”也是作者的笔名。

跟雅鲁藏不同的是，现实中的董延明把华为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跳板，在离开华为之后跳槽去了外企。他写这本书也不是因为像雅鲁藏那样被公司深深伤害，而是由于“奇怪的虚荣心”，想要证明自己除了写程序之外，还有别的一技之长。

当时《我在华为的日子》在天涯连载，围观者甚众，“别人一直吹捧，我就觉得不屑于跟他们说话了。”在北京，董延明对本刊记者说。

雅鲁藏或许也会有董延明的心态，但他目前或许不是不屑于回应别人的吹捧，而是不屑于回应别人的质疑。“已经离开了，这样做有意义吗？”“如果你把怨妇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会有不同的结果。”有人在他微博下评论说。他回复了一个“懒得理你”的表情。

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但质疑者的声音却似乎让他变得被动。

他最新的想法是，把他和女友住院时写的共18万字的日记在网上公布出来，那样可以打消一部分人的质疑。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质疑他的人并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激发了他更大的斗志。“我很强大，没有什么事情能打败我，人家骂我也好，打击我也好，我都可以接受。”

如果在五年前，冷静可能会是雅鲁藏的一个支持者。他是《我在华为的日子》的出版商。他曾经对书籍出版充满情怀，关注员工个体与大公司之间发生的故事，推出过《我在华为的日子》、《夺标》等。但这类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利润，现在他关注的题材是保健和养生。“写个人与公司关系的题材，书商并不太看好。”他说。“从写作质量来说，很多开始写作的人，非常容易从自身出发，失去了观察事物的角度和高度，被自己的个人情绪所纠缠，被更多狭隘的东西所蒙蔽。”在他看来，从个人的角度来写一家大公司，这个题材本身就很平庸。相形之下，励志类图书更受欢迎，因为这类题材对阅读者的帮助更为直接。

雅鲁藏承认自己对比亚迪的看法有个人情绪，说他偏激他也可以接受。他也曾经想过自己是不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结果是他自己也没想明白，不过他并不否认，“对那些对我不好的人，想到报复他们我就很激动”。但谁要是对他好他也会铭记在心。在他“很多卑微的愿望”里，有一个是，他开了大公司，有钱了，他要盖一个商品房，里面住着的全是对他好的同学朋友，他把房子送给他们。

也有人觉得他冷漠固执，他觉得现在社会就是以成败论英雄。“哪天我成功了，别人也会说就是因为他的固执才成功的。这些，我都想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