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农村信用社改革

2009年，不经意间，农信社脱离农业银行独立出来改革至今，已走过了十余个年头。而在这十余年间，历经制度创新、机构重组、财务改革等深层次改革，如今已基本形成了以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信用联社三种模式为主体的农村信合体。而在这一体系中，农村合作银行以其独特的二级法人治理结构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而作为这一模式代表的全国首家省级农村合作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自2005年成立之初，如今已走过了四个年头。可以说，在这四年间，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的运行情况直接反映着农合行模式在我国的可行性与否，直接代表着处于商业银行一级法人模式和农村信用联社多级法人模式之间的二级法人模式在我国的可实行情况如何，正是带着这些疑问，本刊对天津农村合作银行首任董事长、中国农村信用社系统的重量级人物、现任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齐逢昌先生进行了专访，就农村合作银行在我国的运行情况以及整个农村金融系统当前面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银行家》：农村信用合作体系经过十多年多的发展，基本形成了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省联社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国内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您怎样看待和评价这十多年的改革发展？

齐逢昌：应该讲农村信用联社是现存金融机构中资历较老的机构，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现在，经过多年漫长的改革历程，现在基本呈现出多种形式并存的局面，各种形式各有特点，但同时又有其共性。目前，就总量而言，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应该排在全国前三名的位置，占比大概为1/10强，大约承担了农业贷款的80%左右。作为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可以说是党和国家联系农村的纽带，这应该是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光彩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改革，尽管在体制、资产质量、人员素质等方面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其自身的特点，农村信用合作系统在体制机制方面相对其他金融机构还是略显“古老”，特别在员工素质方面，这些年一直存在比较多的争论，但就我个人看来，员工素质不能简单用社会上通常所讲的低下来形容，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单一。这主要是因为员工的理念比较保守，很多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资金、调节资金的思想，和当前市场经济难以匹配，考虑的还是简单的原始存贷款业务，在其他业务开拓方面明显不足，这应该是造成员工素质单一的主要原因。

《银行家》：为改变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十余年来，农村信用合作系统一直在体制、制度方面进行了各种改革，天津市信用联社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05年初正式改制为农村合作银行，而没有像北京、上海一样直接转型为商业银行，当时作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

齐逢昌：就当初的改革安排而言，当初的设计方案有很多，很难说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当初之所以没有像北京、上海一样选择商业银行模式，而是选择了农村合作银行模式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虽然天津属于发达地区，但在经济总量上与北京、上海相比仍然较小，历史包袱沉重，在理念上也相对落后，尽管当时天津市政府在管理上给予了我们较大权限，但在资金上政府却完全没有给予任何支持，而当时北京和上海市政府却给予了土地置换权上的间接支持，虽然没有收益权、处置权，而且所有权在十年内也陆续返还，但这样间接的资金支持方式也使得北京和上海两地满足了转型为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条件。而天津市政府在当时却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而天津市联社也难以通过自身努力满足转型为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条件。另一方面，当时银监会极力反对按省设立统一法人，而对于我们二级法人的农村合作银行模式给予充分支持，加上相比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有相应的财政补贴，在资金上有直接的收益。可以说，选择农村合作银行模式既跟上了全国的步伐，又不失直辖市的身份，基于这两点考虑，当时天津选择了农村合作银行模式。

《银行家》：天津农村合作银行从成立至今，已经四年有余，现在回头看整个农村合作银行创立时的路径选择，到四年来的成长历程，您觉得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哪些是应该竭力避免的问题？

齐逢昌：现在回过头来看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当时的选择还是存在和市场经济发展不合拍的地方。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三方面问题：首先，在管理上是合作银行依靠党的关系管理区县联社，而区县联社的另一个身份又是合作银行的股东，这就形成了投资上的“孙子辈”管理“爷爷辈”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其次，当时在股权上设置了投资股和资格股，资格股的权利远远大于投资股的权利，股权的风险和收益没有实行对等，这应该说是由于当时旧有合作制遗留下的问题，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样的股权设置违背了资本运作中同股同权的原则，以至于天津市信用联社很难再向更高的阶段发展。第三，不合理之处是在法人管理上，一个法人管理若干法人，而这种管理又不是由投资者关系决定的，而是通过系统党委的人事管理实行的，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农村合作银行进一步改革的深化。现在看来，当时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的改革是一种很不彻底的改革.

《银行家》：农村合作银行与省联社除了在法人治理结构上的区别外，其他方面还有哪些不同？

齐逢昌：现存主要是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省联社三种模式，农村合作银行和省联社相比在社会形象、影响上可能更好一些，业务经营的区域范围和影响上也较省联社更广泛。单就本质而言，农村合作银行和省联社两者区别不大。

《银行家》：农村信用社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包括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在内，似乎在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方面始终是农村信用合作系统挥不去的阴霾，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齐逢昌：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很多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理念还停留在过去那种贷款春放秋收、农业经营一年一个周期的生产模式，现在所有贷款中贷款期限在一年以内的仍然占到90%左右。但现在的农业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一元化经济，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农业经济日趋向多元化、复合型经济发展，农民除了传统的种植业外，养殖业等非一年性周期的经营项目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已日趋增大。但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相比，我们的经营理念却仍然是过去那种春放秋贷、重贷轻管的思想占主导，这也是当今农村信用合作系统资产质量较低的主要症结。

《银行家》：您认为，当前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齐逢昌：现在农村金融的主要问题可能还是金融机构盈利性与政策支持不协调的问题。尽管现在政府对农村金融制定了很多相应政策，流向农村的资金总量在增加，但从农村撤出的金融机构数量和比例同样惊人。以新疆喀什为例，2008年9月，滨海银行在喀什设立分行，响应国家东部资金流向西部的号召，我们在喀什的支行完全是贷差行，即贷款永远大于存款，但整个资金量也不过1亿元。而在当地，仅四大国有银行撤出资金的数量就远远大于这个数目，我想，问题不在于农村金融机构有多少资金投向农村，本质上还是赢利性的问题。金融机构是赢利性组织，自然是要逐利的，如果农业贷款能够向尤努斯的格莱珉银行那样达到20%，自然有许多金融机构回到农村。二十多年前，我去韩国发现韩国有微型企业银行，专门支持微型企业、小型企业，韩国政府给予了资金支持，银行定期将所支持企业的情况上报。正是由于政府和银行的相互协调，使得许多微型、小型企业得到有效的资金支持，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我们现在首要要解决的就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问题。国家只要能够给予相应的利息补贴，农村金融的许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天津每年有400亿元贷款，其中有100亿元农业贷款，大概占到全国总量的2%，估算一下全国大概有5000亿元农业贷款，即使再扩大一倍，10000亿元农业贷款，按3%的不良率计算，国家每年给予3%的补助，例如滨海银行3%的利差，加上3％就是6%，而这样的利差可以吸引许多金融机构到农村放款。也就是说，国家每年只要拿出300亿元就可以解决农村金融的问题，相比国家历年来的农村资金投入要合算的多。

在支农方面，有人表示监管部门应该放宽对支农金融机构的入市门槛和监管标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一旦监管部门放松了监管标准，那么以前农村信用社遇到的不良贷款等种种问题还会在这些机构身上发生，循环往复，农村金融存在的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强调对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管理、强调公司治理这才是农村金融机构良性发展的正确之路。

《银行家》：以天津农村合作银行为例，您觉得农村金融机构在风险管控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齐逢昌：前面说到了现在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许多问题，这其中就有期限不科学等贷款设计方面的原因。本来三年的农业经济周期，却要一年收回，贷款难免会出现问题。同时，农村贷款也缺乏有效的贷款补偿机制、风险补偿机制。现在金融机构风险管控的困难可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经营逐步专业化、规模化，一个村只种一种作物，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全村都会有问题，向天津农村合作银行做的信用村和信用共同体联保机制，在避免自然灾害等系统性风险方面就很难做到，联保也很难避免风险。另一方面，在一些落后地区，农民面临的是临时性资金需求，临时缺种子、化肥，资金风险不大。而在东部地区，传统农业收入只占家庭收入的10%，那么农民只是名义上的农民，实际行业可能是工商业或服务业，这就使得我们的贷款资金不是用在传统农业上，而是用到项目投资扩大再生产上，一旦获得收益会继续投资，等到投资的行业利润摊薄后，贷款已经延续了五六年，但是可能本息都难以偿还，这就形成了不良贷款。这可能要求在贷款时要考虑还款的问题，注重加强贷后管理，所以说是“三分放贷，七分管理”。我们目前在信用共同体的管理上提出，将收益的2%～10%交给信用共同体的掌控人，使得其责任和收益对应，确保贷款的后期管理。

《银行家》：通过翻阅天津农村合作银行的相关资料，我们发现，党委作为一种“中国特色”，在农村合作银行治理架构上似乎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党委的作用，您是如何看待的？

齐逢昌：系统党委在农村合作银行主要是人事管理，协调两级法人的关系，主要是为了防止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保持人事和经营管理上的独立性，在人事、经营方面实际上是一种形似多级法人实为一级法人的组织架构。尽管说，当时党委在体制上只是权宜之计，日后一定会加以改革，但应该说，正面意义还是大于负面意义。

《银行家》：齐董事长，最近关于省级联社未来是转型为商业银行还是保持现有模式争论很多，您对省级联社的未来发展怎么看待？

齐逢昌：关于全国省级联社未来发展前景，短期看我觉得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还将是以省级联社为主体，未来的方向肯定是省一级的商业银行，设置为全国一家都有可能，但时间到底有多长，很难说。当然，如果支农资金都能够到位，政策予以有力配合，各级县级机构愿意留在当地的话，发展合作制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