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来跳去女老板

一个女孩，拿到她有生以来的第一笔报酬时，竟然兴奋得晕倒在银行门口。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她送往医院时，发现她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张200多元的转账支票，额头上肿起一个大血包……

那个女孩就是张晓燕，10年前19岁的张晓燕。

创业，流着泪和汗上路

20岁生日是我事业的起点。母亲摸出仅有的5.6元钱买了些面，朋友们的祝福中夹杂着嗔怪：燕子啊燕子，去做点儿什么不好，偏要当个体户?望着年迈的祖母，想着家中的累累债务，我心中禁不住一阵酸楚：“只干几年，还了债，就改行!”

我到一家复印社去拜师，女店主瞅了我好一会儿，憋出一句话：“你娘怎么让你干个体?要是我女儿，绝不让她干这个!”我一口气跑回家，泪水止不住往外涌。我只读到中专毕业，父母都是工人，找一份正式工作谈何容易。祖母80高龄，妹妹尚在读书，对于我，这就是华山一条路。

1995年4月30日，生日的第二天，我那简陋的小铺子“文星复印社”悄悄地在集贤街上开了门。我怯生生地坐在小店里，用企盼的眼光看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我一边学着修机器，一边跟顾客讨价还价，学做生意。没活儿时，孤独难耐；活儿多了，手忙脚乱。第一回接了笔“大生意”，乐得合不拢嘴，手脚却不听使唤，一家人帮我忙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客户来取活时还没有做完。夏天，小屋热得像蒸笼，为学生们赶印材料，我经常24小时挥汗如雨地连轴干，饭都顾不上吃；冬天学打字，常独自枯坐到天明，早晨推开窗，看着街上扫积雪的清洁工，最先闻到附近饭店飘来的油条香……

我相信这条古训：勤能补拙。半年工夫，我还清了债务，添置了设备。作为街道的纳税“大户”，我还受到街道主任表扬。那会儿，我心里甜丝丝的，头一回晓得“光荣”是个什么滋味。

在老于世故的客户眼里，我依然是个小毛孩子。有家广告公司订了50盒名片，我满心欢喜，加班加点地做完，没想到，对方拿了名片却不给钱。我一连跑了十多趟，那公司的名片都用完了，可是这账压根儿就不想认。我打探到该公司早把钱交给了经办人，是经办人想私吞。讲道理吧，拿不出证据；拉倒吧，心又不甘。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心一横，一头泡在那家公司，死活不出来。那头儿一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工作也没法干，私下里跟我商量，愿按成本价结算。吃了亏，受了气，我这才明白：做一个经营者，有关的法律是必修课。

也许正因为我的热忱和单纯，生意一路兴旺。完成了原始积累，隐退的念头荡然无存。我扩大了场地，增加了设备和人手，更名为文星实业公司，当起了“大老板”。

再试身手，肩上能担几斤几两

我没命地干着，希望我的“文星”快快成长。可一个晴天霹雳炸蒙了我们一家：我胃出血住进医院，一周内做了3次胃镜，医生说，是癌症。父亲悔恨交加地跑到公园无人处大哭了一场。他深深地自责，没给女儿找一条好路，害苦了孩子。但我没有丝毫的后悔。

谢天谢地，那是一场虚惊。医生的诊断错误，给了我一次生与死的考验。康复后，我的业务大步发展。我不留恋安稳的日子，就想知道：一个普通的灵魂能走多远，自己的肩膀上能担几斤几两?为做耗材业务，我辗转于深圳、广州之间。

几度历险，多了些见识，心又不安分了。我开始拓展业务，到鞍山、抚顺、长春销耗材。我常常在当地租辆自行车，挨家挨户游说，活像闯江湖的。有的人惊讶，有的人怀疑：“你一个小女孩，有这个能量做这么大的生意?”也有的人感激：“你是雪中送炭，来得正及时。”耗材生意一片红火。

一路创业，还没碰上干不成的事，我的心活了起来。1999年3月，我租了一所中学250平方米的空房，决定办健身馆。我亲自刷涂料，带上员工到街口散发广告传单，早早到现场打扫卫生。学员倒是来了不少，课却开不下去，因为缺少教练。没出半年，健身馆关了门。这期间，我还注册了广告公司，认为广告很简单。这公司也出师不利，半年没开张，自行消亡。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睁大了眼睛反省自己，发现身上热情有余，但缺乏必要的冷静。

我把心收回来，重整山河，在员工中开展练兵活动，替他们办养老保险，带他们旅游爬山锻炼意志，“文星”又发亮了。

办职介所，革一回自己的命

日子一舒坦，我的思绪又活跃起来。2002年5月，晚报上的一则《随着外地人才大量涌入，职业介绍行业大有可为》的报道吸引了我。想当初，自己正因为找工作难才饱尝了生存的艰辛，办个职业介绍所，不是能帮助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吗?

朋友们发出警告：“行当虽好，但不挣钱。”“不要折腾了，女孩子家稳着点儿。”连劳动局的人也提醒道：“这工作政策性强，社会信誉度要求高，不太好办的。”听着人们善意的劝告，我表面上连连点头，可心里很不服气。

我把公司转给妹妹，招兵买马，破釜沉舟干职介。2002年8月31日，我拿到营业执照，那一瞬，我的思维仿佛一下子停滞，泪水顺着脸颊跌落在滚烫的马路上。这张令我魂牵梦萦的执照，耗去了我几年的积蓄，凝聚了我多少心血，引着我走向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

初期的感受是动人的。找到工作的求职者，有的夫妻俩带着亲手包的饺子来与我们共贺，有的带着朋友来道谢。可美好很快就消失了。我的员工是清一色的俊男靓女，因为年轻闹出许多笑话。常常是人家要男营业员，我们送上了女清洁工；会计和出纳分不清；业务员和营业员混为一谈。有时忙了一天，没一个上岗。内部管理也是矛盾重重，在外接单子的和公司营业部之间因理解不一常出差错。来登记的人素质无法考证，百般挑剔，有的还拒不付款。最棘手的是一些用工单位，一旦谈成功便踢开中介，上门收账像是捉迷藏。眼看着自己开发的软件系统、先进设备使用不上，业务连连受挫，企业扭亏无望，外部环境又十分不利，员工人心浮动。

从那以后，我直接到第一线采集空岗信息。白天，我骑着摩托车在各单位来回穿梭。夜晚披着一路灰尘回家时，才真正感觉到，职业介绍是多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一项项的改革措施，一条条的规章制度，一次次的成功操作，在我的车轮下产生了。我要求每一位员工写成功日记；向员工提出“把最合适的人推荐到最合适的岗位上”的办事原则；聘请专业人员开辟专业线路，形成多层次、阶梯性员工队伍；组织员工外出学习受训，剖析案例……随着大厅里越聚越多的人气，员工们的心又热了起来。

2003年2月的一个阴沉的傍晚，我带着心爱的首饰在典当行门口打转。快过年了，我要让我的员工高高兴兴地回家，可是，眼下我面临的是创业以来最贫困的日子。再难，也要让员工过个好年。趁着天黑人少的当儿，我头一低，鼓足勇气走了进去。当员工们每人拿到一个红纸包喜气洋洋回家时，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老板却是囊空如洗。望着萧瑟的窗外，我的心里却漾起暖意：“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成长快乐，一切又刚刚开始

2003年4月，我到北京、上海、大连等地搞调研。现实再一次告诉我：办一个人们真正需要的职介所还任重道远。

这一年，北京成了我心中的希望，我一连跑了10趟。为了行业的明天，我又投资引进了人才测评的软件系统。我的目光慢慢聚焦在高级人才交流会上，重心定位在为中小企业服务。这期间，我一头钻进了心理学，听课时备上十多盘磁带，生怕漏掉一个字。在北京学习期间，早晨6点出门坐公交车，晚上八九点返回住地，每天乐此不疲。“猎头”这洋玩艺儿，我总算入了点儿门。

2003年夏天，我的文星猎头公司诞生了。为了公司的发展，我物色了一位博士，把整个公司交给了他。为了减少他的心理压力，我尽量不去打扰，让他自由发挥。

各种各样的磨难依然紧紧地贴着我们这个公司，理想和现实相去甚远。承包期渐满，公司没有起色，我一手培养起来的骨干又要另谋新路，下一步怎么办?还要不要挑起这副重担去跋涉?我的自信心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太累了，歇歇脚吧。我想到了转让。念头一流露，很快便来人接手。

那一阵，我坐公交车常忘了下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再从终点坐回起点。痛苦的，不仅是丢弃一个亲生的“儿子”，还有对自己的客观评判。过去的功与过、得与失，一股脑儿涌上心头。前面是看不见的路，你有勇气走下去吗?比起当初创业时的状态，我发现，如今自己承受失败和困难的勇气已在不知不觉间退化了许多。

带着女儿在公园里沐浴阳光，我又看到自己既有的财富：我的人才库里正储存着几千位求职者对我的信任和希望；外地来过无数求教的同行；许多大企业邀请我加盟他们的经营；我成功地组织过很多次再就业研讨会、供需交流和岗位培训……实际上，这么多年，“文星”已经积淀了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

“不用担心，你能行!”我对自己下了结论。

电话里一遍遍响起公司交接的催促声。签字画押的那天，我在公司楼下反复徘徊，终于拨通电话，决定把企业留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