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教古寺碍了谁的事?

曾饰演孙悟空的六小龄童在4月10日发出了这样一条微博：“埋有玄奘大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正面临大规模拆迁，事关重大，我作为一个演员真诚地希望国家宗教局等有关机构及领导出面协调。”

“大师兄”为何发微博救“师傅”？本是佛门清净之地，又为何深陷是非当中？

玄奘埋骨古寺要拆？

兴教寺建于唐总章二年，即公元669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是唐代樊川寺院之首。玄奘法师、窥基法师、圆测法师――中国唯识宗两辈三祖都葬于此寺。作为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兴教寺历来深受重视和保护。

具有如此重要历史意义与宗教价值的寺庙为何也会惹上“拆迁”的麻烦？这还要从兴教寺申遗说起。

自2006年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启动以来，兴教寺就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丝绸之路中国段首批申遗名单”。2007年开始，西安市将兴教寺纳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范畴。但当时只提到寺庙进行环境治理、周边道路硬化等，没有提及拆迁。直到2012年10月，才有关于兴教寺因申遗需要，许多建筑被迫拆迁的报道。而在今年的3月7日，西安市各相关部门到兴教寺视察落实申遗工作。次日，兴教寺便收到长安区民族宗教事务局限期拆迁的通知。

直到此时，兴教寺走上了“拆迁”的不归路。

为什么要拆呢？“新建的兴慈楼、方丈楼、斋堂、僧舍等，由于建筑体量、密度过大，与兴教寺塔环境风貌不相协调，对此类建筑，按照保护规划要求，与寺院达成一致意见拆除。”这是西安市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解释。

可这样的解释是否科学合理？这样的解释能否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这样的解释能否做到保护文物与申遗的双赢？似乎不得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兴教寺版“罗生门”

面对千年古寺，拆还是不拆？相关的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答案。

4月11日，西安市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西安市文物局官方网站了《兴教寺申遗相关情况说明》。该说明谈到，“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有效的管理，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等是世界遗产申报的基本要求，兴教寺的申遗工作将在充分尊重寺院意愿的情况下进行。”

申遗工作真的充分尊重了寺院方面的意愿吗？兴教寺的住持宽池法师直接表态：“我们坚决退出申遗！”在问及原因时，他强调，为申遗拆掉这些建筑，会让僧众的日常生活失去保障，毕竟“要在村子里面租房子住很不方便”。

星云大师也为兴教寺正名：“每一个古代建筑，都会因应需要，慢慢地扩建扩增，既然扩建到现在的样子，就不该拆除它。希望能对工作了解后，有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中国的土地之大，不能连一个玄奘的兴教寺都不能容。”

情理之间，似乎“不拆”更能服众。但政府部门却感觉很冤枉，“这次要拆掉的只是寺里私自盖的建筑，都不是文物。为了配合申遗，在专家的建议下，才决定拆掉的。”西安市长安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人如是说。

西安市长安区委外宣办主任王润年在谈及兴教寺申遗拆迁问题时谈到：“在拆迁过程中，拆掉的都是寺里临建的建筑，既不是在规划和申遗保护范围内的，也不是在民国时期建的，需要申遗保护的建筑丝毫都没有动。中央、国家，包括省会单位多次在实际勘测的过程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哪些该拆哪些必须保护哪些必须拆掉，根本不是网上说的那么一回事。”

拆还是不拆。恐怕连佛法高深的唐僧也做不出这道选择题。当地政府、僧侣、专家、民众几方的角力让这座沉寂了千年的古寺走上了风口浪尖，也同样掉入了众说不一的“罗生门”。

打“申遗”旗，吃“唐僧肉”

当兴教寺申遗拆迁闹得人尽皆知之时，一个占地32万平方米、投资2，3亿元的“西安兴教寺旅游景区”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这个项目是对“兴教寺周边区域实施综合利用，以兴教寺为景区核心，建设一个融旅游、文化、商贸、园林、观光休闲度假、宗教体验为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

可见，兴教寺事件的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利益之手打着“申遗”旗，吃着“唐僧肉”。

联想到张家界的观光电梯和颐和园出现的高架桥――前者在天然的白垩纪时代景观上建设几百米高的观光电梯，不仅在自然景观上贴上了丑陋的创可贴，而且在安全方面存在极大的隐患；后者则有一座离地近10米的高架桥即将飞架颐和园东南隅的昆玉河，飞夺颐和园的景色。

一味地讲求经济发展却忽视了对文物的保护，为了达到生财的目的不惜以损坏文物为代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民众不禁要问：是发展经济还是保护文物？即便是一边倒地支持后者，结果却往往是文物保护这条细胳膊拗不过经济发展这条粗壮的大腿。

从“人人有责”的申遗热潮到最后的“名分”到手后就“翻脸不认人”，“申遗――旅游――发展经济”的中国申遗模式必须叫停，而打着文物保护的旗号，干着毁文化的勾当的事情也应当禁止。仅仅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却无视无价文物的保护，又怎么向后人交代？

兴教寺碍了谁的事？这座经历了无数天灾人祸仍岿然不动的古寺或许将因为现代人不为人知的欲望而被拆迁，难道长眠于此的玄奘也难逃劫数。

（责编 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