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徒制度:中国古代“工艺学校”技术传承研究

摘 要 艺徒制度是古代官府手工业技术传承的主要模式。其以工商食官为总体制度背景，因官业办学而与官府手工业盛衰相伴。自西周，艺徒制度的工师选择、立样程准、严格学程、令丞试工等技术传承环节逐步成熟。其技术官守、法式授艺、因能分任、技艺压抑的内在特征彰显出存在合理性与冲突并存。时代变迁，但仍有极具价值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艺徒制度；古代工艺学校；技术传承；手工业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6-0073-06

明代以远，中国创造了世界技术史的辉煌。商代“后母戊大方鼎”，东周“韧性铸铁”，汉代“百炼钢”工艺技术等皆依托于艺徒制度传承。古代艺徒制度作为师徒制度与学校制度的融合形式，其制度精神与历史积淀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职教模式实有启发。

一、艺徒制度属性解读

（一）工商食官

工商食官为古代艺徒制度主要制度前提，因此需首先予以解读。“工商食官”语出《国语·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阎步克在《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禄秩等级制新探》中指出：周代存在着一种“稍食”，它是按月发放或领取的，并且在发放时要通过考功计劳来定其额度。领取稍食者主要是宫中的各种官府胥吏，直接为周王服役的士庶子及男工女仆之类。工商属于领取“稍食者”。按三国时韦昭解释是：“工，百工；商，官贾也。《周礼》曰：“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价。食官，官禀之。通俗之意，食的意思是：拿东西给人吃。”工商食官即：百工和商贾靠官府所给的粮食而生活，即“处工就官府”，官府垄断工业，官府垄断工者。工商食官原为西周官营手工业制度。东周以降，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但其作为一种制度底色延续数千年之久[1]。

（二）劳役皂隶

艺徒官属的实际境遇成为其技术学习的基础背景。秦汉官府“工匠”及“工师”，长期被固定于某一官府作坊，虽饿死也不能离开。魏晋南北朝时期，工匠身份远比编户齐民要低。政府对王公士庶之家和百工伎巧卑姓通婚限制极严。“犯者加罪”。《魏书·高祖纪》记载“工商皂隶，各有厥分……”，可见，工商几乎与皂隶同等地位。唐代前期，官府工匠主要是通过编制匠籍，从民间无偿征调。中晚唐以后，“纳资代役”制度使民间工匠有了相对的人身自由。宋代官营手工业一般不再无偿征调民间服役工匠，大都采用一种介于征调和雇募之间的“差雇”制。元代政府控制天下几乎所有工匠。官府手工业者主要是“系官匠户”，需世袭充役，不得改变，即“匠不离局”。明代前、中期，实行严格的匠籍和匠户劳役制度，中期以后，官营手工业衰落，匠籍制度瓦解，匠户劳役渐为征银代役取代，相沿二千多年的工匠徭役制度得以废除，工商业者人身依附大大减轻。尽管伴随历史变迁，其地位在逐步解放，但古代制度与文化使工匠一直局限于“系官匠户”劳役状态而迫于政府高压之下。

（三）工徒培训

艺徒制度是工商食官背景下的“官工业学校”，其技术传承模式与民间师徒制度、家传制度、专门学校皆不相同。民间师徒制度师承文化严格且受众有限，如汉末名医华佗有高徒樊阿、吴普、李当之。而艺徒制度工师技术传授对象很多，有时需大批量培训。家传制度则依托血缘纽带而百代专攻一技，如唐代雷氏家族以制琴为世业，北宋诸葛高以制笔闻于世；而畴人世业为家传制度特例，其凸显出“技术官守”的特点。艺徒制中也可能有血缘相连，但工匠多征于天下，主要运用制度控制，但的确有艺徒返乡后开始居家传业。专门学校制度以汉代鸿都门学、魏晋麟趾学、隋唐掖庭局、习艺馆及宋代书画学等颇为著名。艺徒制度与之相比不具备课程、教材、教法等学校教育的诸多要素，属于官办产业技术培训，其与近现代企业职工业务培训相类似。

（四）官业主导

艺徒制度作为官营手工业的产物，其变迁盛衰与官营手工业强弱相伴。其萌芽于商周，发展于秦汉，成熟于唐宋，衰落于明清。西周的重要手工业皆由王室和诸侯贵族所控制，《礼记·月令》中说：“命工师令百工”。能工巧匠聚集于官工业中，身怀绝技者还被擢升为“工师”，官工作坊成为“艺徒”培训学校。春秋战国时期，官营手工业不断发展与规范，由《考工记》可推知官营手工业艺徒制开始成为技术传播的主要方式。秦汉时期官营手工业空前强大，大批技术工匠需求致使艺徒学习奖惩机制形成。如“能先期成业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而上内史”（《均工律》）。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北朝诸政权有庞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国家禁止公开传授工业技术，民间手工业的衰败，使手工业教育与传承失去了活力。唐朝官营手工业与“艺徒”教育制度同样具有很高的水平。专设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少府监与将作监均有训练艺徒的职责。训练“艺徒”学制安排和“立样”与“程准”模式出现。宋代，全国已经形成庞大的官营手工业系统，为了高效地训练艺徒，推行了“法式”艺徒培训法。元代政府非常重视对在籍工匠的培训，由专门机构与专人“教习”人匠。明代官营手工业的衰退以至停滞必然导致其“艺徒”制度的同步衰退，艺徒制度被民间师徒制度代替。

二、艺徒制度技术传承范式

（一）工师选择

选择卓越工师是确保精艺传承的前提。历代官营手工业皆重视网罗天下匠器英才。《孟冬》：命工师效功。注云：工师，工官之长也。《秦律杂抄》有“工师及丞赀各二甲”其中言“工”者即工匠，“丞”是工师副手，而“工师”即教新工学手技艺的技工教师。王莽做九庙时，曾“博征天下工匠”。魏晋南北朝时期，据《魏书》记载：北魏天兴元年（398），徙山东六州“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北齐天保时，“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于邺下”。唐代中期“和雇”制度普遍推行的同时规定“其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有缺“则先补工巧业作之子弟”。南海奇女卢眉娘“幼而惠悟，工巧无比”，唐顺宗嘉其工巧，谓之“神姑”，“因令止于宫中”。元代政府不惜代价四处搜罗能工巧匠，吴德融在宪宗蒙哥时期，曾因“善锻、有巧思”，被任命为诸路银匠提举。同时，大批迁徙能工巧匠，如世祖中统二年(1261)“徒和林白八里及诸路金玉玛瑙诸工三千余户于大都，立金玉局。至元十一年升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掌造玉册、玺章、御用金玉、珠宝、衣冠、束带、器用、几榻及后宫首饰”（《经世大典·工典·玉工》）。